崇儒重道，重视文治。
清最高统治者使用怀柔与镇压两手策略，固然是出于对汉人的疑惧，但另一方面，也有着治理国家长远利益的考虑。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康熙帝在对诸皇子、满汉大学士、九卿等的谈话中，就曾表示：“从来帝王之治天下，未尝不以敬天法祖为首务。”而敬天法祖的实质，则在于“柔远能迩，休养苍生，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体群臣，子庶民，保邦于未危，致治于未乱，夙夜孜孜，寤寐不遑，宽严相济，经权互用，以图国家久远之计而已”。
其实，早在顺治朝时，君臣即已注意到“宽严相济”问题。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二月二十七日，顺治帝对大学士、尚书们说：“朕自亲政以来，以宽为治，恒谓洪武诛戮大臣为太过。由今以观，太宽亦不可也。”都察院左副都御使魏裔介回应说：“自古宽严相济，过宽而生玩，即用严亦宜。”
在此认识基础上，雍正帝更对“宽严相济”做了详细阐发。他认为：“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事，当宽则宽，当严则严。”并以赏罚为例，对如何把握宽严的尺度做了说明。总之，在他看来，“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非参杂于宽严之间，而为子莫之执中也”。
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初十，乾隆帝继位之初，也强调：“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
清前期四位皇帝对“宽严相济”的探讨和张扬，基本上体现了他们在治理国家问题上的总体思路或取向。
当然，由于所处时势、面临的现实问题不同，每个时期“宽严相济”的具体做法、举措和效果，则不尽相同。但是，从大的走向来看，清前期基本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延续性。
关外时期，清政权虽然已对中原汉族文化有所接触和学习，但奉行的主要还是满洲传统的风俗习惯。
定鼎中原之后，由于面对的治理对象、控制地域范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及鉴于政权合法性的考虑，清廷在统治思路和主导思想上，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
经过一番艰难抉择，清廷接受了被中原历代王朝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以之作为立国的根本、治国的大法。
“崇儒重道”基本文化国策的确立，就是清廷艰难抉择的集中体现。
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二十二日，顺治帝在太学举行了隆重的“释奠先师孔子”典礼，他勉励太学师生要笃守“圣人之道”，“讲究服膺，用资治理”。这一举动，拉开了清王朝重视文治的序幕。
第二年四月，顺治帝又颁谕礼部，将“崇儒重道”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十二年（1655年）三月二十七日，顺治帝更进一步表示：“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艳秋
清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由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建立的一个统一的政权，它的建立对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除了像其他的王朝一样要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之外，清王朝还面临着很大的民族问题。在建立之初，它吸取了蒙元王朝排斥汉文化遭到灭亡的教训，所以，从顺治朝就制定了“兴文教、崇经术、开太平”这样一个文化策略。
《康熙南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