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弃文从武，反清复明。
台湾各族人民自然不甘忍受荷兰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不断掀起反抗行动。
顺治九年（1652年），郭怀一领导的抗荷起义就给了殖民者沉重一击，使他们惶恐不安。尽管参与起义者遭到血腥屠杀，但广大台湾民众的反抗斗志愈加坚定。血的教训使他们更清醒地意识到，除了自己要不断抗争外，获得大陆人民的支持援助，尤为迫切。
郑成功的崛起，给深受欺凌的台湾人民带来了希望。
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的那一年，即明天启四年（1624年），郑成功诞生于日本长崎平户，崇祯三年（1630年）被接回家乡，居住在晋江安平郑府。
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氏，父亲是海商兼海盗的郑芝龙。
郑芝龙早年曾跟随海商李旦从事海上贸易，后在日本结识了著名海盗颜思齐，密谋推翻幕府事败后逃往台湾，很快在诸罗山（今台湾嘉义地区）一带形成一大势力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年），颜思齐病死后，郑芝龙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其势力日益扩大，威震南海。后郑芝龙接受明廷的招抚，坐镇东海沿海一带。因剿灭海盗、反击荷兰侵扰屡立战功，升任为福建总兵、福建都督。与此同时，其海商集团势力更加强盛，几乎完全控制了东南沿海的制海权，雄霸海上。
集官、商、盗于一身的郑芝龙，对儿子郑成功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为读书人，博取功名，同时希望他将来继承自己多年打拼出来的庞大海商家业。
郑成功像
郑成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一面努力求学，视读书为“至爱”，一面热衷于骑马射箭和剑法。《春秋》和《孙子兵法》是他最爱看的书，这为他日后念念不忘故国的戎马生涯做好了铺垫。
然而，郑成功的人生发展方向，却在明清易代的动荡局势中发生了重大转折。
1644年，关外清政权的八旗铁骑破关而入，问鼎中原，拉开了清王朝统治的序幕。这一统治权的位移，对广大汉族民众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考验。
当此关头，那些情系故国、不愿接受满洲人统治的汉族民众，纷纷起兵抗清；明宗室也陆续建立起一些南明政权，以对抗清廷。
“闽海王”郑芝龙加入了这一潮流。他先是接受南明弘光政权的“安南伯”封号，继而于顺治二年（1645年）在福州与黄道周等人拥立唐王朱聿键，建立隆武政权。
出于巩固自己地位和为儿子谋发展的考虑，郑芝龙带儿子拜谒了隆武帝。这次会面，郑成功与隆武帝谈得很投机，隆武帝当即赐予朱姓，并将其本名“森”改为“成功”。郑成功遂有了“国姓爷”的美称。
但出人意料，郑芝龙在争权夺利的野心驱使下，并不是真心辅佐隆武政权成就一番事业。这使清军于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兵不血刃地进入福州，隆武政权覆灭。郑芝龙旋即接受了清廷的招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郑芝龙率手下归附清廷时，清军却打进了他的老家安平。其妻田川氏因不堪忍受清兵羞辱，投缳自尽。
面对国破家亡，郑成功最后做出痛苦抉择，坚拒了父亲和清廷的劝诱。他曾作诗明志说：“天以艰危付吾俦，一心一德赋同仇。最怜忠孝两难尽，每忆庭闱涕泗流。”又到孔庙祭拜，表明心迹：“昔为儒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衣，祈先师昭鉴。”毅然弃文从武，矢志走向反清复明的道路。
郑成功于清顺治四年、南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在烈屿（小金门岛）誓师起兵后，很快在东南沿海一带形成一支声势浩大的武装力量。他奉南明永历政权为正朔，自称“招讨大将军”，以厦门、金门为基地，展开了与清军的较量。
郑成功势力的不断壮大，对清廷来说，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在军事进攻、厉行海禁没能取得成效的情况下，清廷试图以敕封澄海公、挂靖海将军印，以及允给泉、漳、惠、潮四府驻兵等手段，招抚郑成功。但因郑成功始终坚持索地、增饷、不剃发等原则，清廷劝降陷入僵局。
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鉴于“地方频得频失，终无了局”的困境，郑成功决定转变策略，全力北伐南京，希望借此实现反清复明的“中兴大业”。这一策略得到永历帝的肯定，晋封他为延平王，并令其迅速进军江南，勤王迎驾。
《郑成功弈棋听军情图》
但由于部署失当，郑军前两次出兵均遭败绩。
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年），郑成功不顾西南基本平定、清军即将掉头东向的危险，第三次率全师出击，于七月直逼南京城下。郑成功满怀豪情，挥笔赋诗：“缟素临江誓灭胡，雄师十万气吞吴。试看天堑投鞭渡，不信中原不姓朱！”
战机稍纵即逝。面对绝对有利的局势，郑成功因误判而没能采纳部下速战速决的建议，致使错失了一次扭转局面的良机。
在清军六路增援大兵的反攻下，郑军遭到重创，不得不返回金、厦基地。从此，郑成功再无力发动战略性进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