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后金政权，瓦解明朝辽东政策。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追溯其先世——北宋时期的女真政权金，建立了新的政权“大金”，史称“后金”，自称“奉天承命养育列国英明汗”，改元“天命”，将除叶赫之外的女真各部置于统治之下，成为明朝强大的对手。两年后，即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口号，正式对明发动进攻，由此正式与明朝决裂，开始敌对的军事行动。
明朝在辽东地区设置辽东经略，负责关外的防务。后金建国后，辽东的边事突然吃紧。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率兵两万攻打抚顺，明朝守将李永芳率众出降。后金掳掠人、畜三十万，毁掉了抚顺城。后金一边征伐，一边在掳掠的汉人中拣拔有文化者辅助国家建设，这些汉人谋臣在后金的国家建设和征伐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得后金由落后的部族奴隶制政权迅速向中央集权转化，加强了后金国家的统治能力。抚顺之战，给予明朝朝野以极大的震动。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以杨镐为辽东经略，聚集部队八万八千多人，朝鲜以大将姜弘立为五道都元帅，率军一万三千多人助明，此外尚有叶赫部兵参与，号称四十七万，分兵四路，直指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掌握了明军的战略部署和行动计划，采取“任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战术，在萨尔浒将明军各个击破，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经过这一战，明、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明朝御史杨鹤在上疏分析萨尔浒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时，尖锐地指出：“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由此可见，明朝政府从上到下已经腐败透顶。战争失败所暴露出来的问题，预示着大明王朝昭然若揭的未来。明朝在辽东地区长期建立的防御体系完全解体，从此再无力组织大规模进攻，转入了防御。
沈阳故宫
萨尔浒一战，天下震动。明朝在蒙古、满洲、朝鲜诸藩属国家中的声望一落千丈。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率大军攻打明朝关外重镇沈阳、辽阳，经略袁应泰准备不足，率守军一万多人激战三天而被歼，袁应泰自杀。辽沈之战后，后金迁都沈阳，并陆续占领了辽河以东七十多个城堡，辽东半岛上，辽河以东的全部地区都纳入了后金统治之下，仅旅顺和沿海部分岛屿为明朝所守。辽东地区的整体态势，日益对明不利。而明朝中央，则由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政，还在无休止地争论着是战还是守的问题，朝廷陷于党派斗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明廷先后两次起用辽东经略熊廷弼，熊廷弼提出“三方布置策”，试图重建明朝协同蒙古、朝鲜以及海道的制夷方针，采取“稳扎稳打、徐图恢复”的防守策略。这一在当时看来最可行的战略意见，竟然在朝廷权力斗争的互相倾轧下不能得到实施。而熊廷弼本人则由于宦官魏忠贤的陷害而被冤杀并传首九边。这种自毁长城的行为，使得大臣将帅为之胆寒，明廷从此很难选出一个能担当大任的统帅。
孙承宗被起用为兵部尚书后，他采用前任熊廷弼“以守为战”的战略，支持袁崇焕固守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加强锦州外围防线，整顿山海关防务，使得明朝的防御渐有起色，后金无机可乘。明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大军西征，围攻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不顾兵部尚书高第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坚守宁远，多次击退努尔哈赤进攻，并以澳门运抵的红夷大炮击伤努尔哈赤，迫其退兵。宁远之战，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努尔哈赤退回沈阳后，于当年八月十一日发病身亡。后金政权由于皇位更替和新占领地区的社会矛盾，暂时放缓了攻击明朝的节奏，这为明朝的辽东防务赢得了短暂而宝贵的时间。然而，明朝政府的腐败，却白白断送了这一重大调整的机会，在忙于应付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失去了挽回局面的最后机会。
宁远之战中的明军与后金军
发生在17世纪上半叶的这场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博弈，以明、金为主角，东北地区其他部族与周边国家亦牵涉其中。明朝经过二三百年苦心经营，建立了以察哈尔蒙古、朝鲜为屏藩，对东北地区女真各个部落“分而治之”，决不允许互相兼并造成一家独大的北部边防策略。而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上层贵族，则制定了“伐大木”的战略，在与明朝展开直接对抗前，对明朝的藩属国蒙古、朝鲜步步蚕食，在内部坚定地实行部落统一与兼并战争。这样，使得明朝的辽东政策丧失基础。在这场角逐中，明、金的内政起着主导作用。后金在草创政权的过程中展现出的勇猛、活力以及高效率的动员、执行能力，使得它在各种紧要关头都能够迅速选择最为正确的应对措施。相比之下，明朝则在皇帝无能、宦官专权、权臣斗争的内耗之中，走向了毁灭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