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准备金的大明宝钞。
白银是在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社会中流通的货币的？关于这个问题，学者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答案。傅筑夫先生主张唐末五代社会上就已经普遍用银。在《货币经济的衰弱与实物货币的代兴》一文中，傅筑夫先生指出，唐代元和四年（809年），朝廷允许百姓开采银坑，标志自由采银、用银时代的到来，到五代年间白银已上下通用，在事实上成为主要的货币。但是，著名宋史专家漆侠先生则认为白银是在宋代成为货币的。在《宋代经济史》一书中，漆侠先生认为，金银的用途在宋代极为广泛，“金银所独具的货币的职能已经在社会上多方面的发挥出来了”。所以，他认为白银货币化在宋代已经实现。然而，著名经济史学家全汉昇先生却认为，北宋政府历年的岁出、岁入之中，除各种实物以外，就金属货币而言，钱币所占的地位远在白银之上。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说，宋代以来用银很广泛，但同时还说，金朝哀宗正大年间，也就是13世纪初，相当于南宋后期，“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人们对于白银货币化的时间的认识并不一致。但是，普遍都认为，白银在明代成为广泛流行的货币，却是毫无疑义的。
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就已经有了交换。当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就需要一定的交换媒介，这种媒介就是货币。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曾经使用过各种物品来充当货币，如石器、贝壳、珠玉、布、粮食、动物的齿角及皮革，然后慢慢地逐渐过渡到金属货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金银天然是货币，但货币天然不是金银。”金银等贵金属具有易保存、方便切割等优点，是天然的优质货币。从非金属货币到金属货币，从一般金属货币到贵金属金银，标志着货币从粗劣的原始形态发展到优良的高级形态，从而也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说：“在最富裕民族间，金银自然有最大价值，而在最贫乏民族间，自然只有最小价值。在最贫乏的未开化民族间，金银几乎没有价值。”换句话说，如果社会停留在原始的、封闭的、没有商业的时代，金属的价值远不如可以用来吃穿的物品重要。法国年鉴派学者布罗代尔也说：“贵金属将显示出经济生活逐级上升的趋势。”这是整个国民经济繁荣兴旺的象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货币与商业就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两者相辅而行，并肩前进，而明代白银货币化，则标志着明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个相当的高度。
当然，白银不是从明朝一建立便成为主要货币的。在朱元璋创建明朝的历程中，他曾经铸造过铜钱——“大中通宝”钱，而建国后也在南京设宝源局，制造铜钱。然而，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设立宝钞提举司，准备发行纸币。次年，中书省正式印造纸币——大明宝钞。宝钞以桑皮纸为原料，底色为青色，外圈是龙文花栏，顶端写着“大明通行宝钞”，中间印有宝钞的币值，下面绘有跟数字相应的图案，如币面“壹贯”的宝钞下面绘十串。宝钞面值有六种，即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后，政府还发行了“五十文”和“十文”面值的宝钞。洪武十三年（1380年）中书省被废除后，印刷宝钞的任务便落到主管财政的户部身上。宝钞的下半部分，通常竖排着七行文字，写着：“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佰伍拾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 年 月 日。”这段文字的有趣之处，在于表明宝钞和铜钱是国家的法定货币，然而告发者“赏银二百伍拾两”的规定，却无疑也揭示出白银在当时人们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官方的戒谕本身，透露了尽管有宝钞作为法定货币，但实际生活中人们似乎更重视白银。
为了推行宝钞，明朝政府做了很多努力。这些努力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政府尽量使用宝钞。例如，政府实施的大型工程的报酬和朝廷对官民赏赐，都是给以宝钞。例如，永乐四年（1406年），礼部尚书宋礼奉命到四川采木，“人给米五斗，钞二锭”。一锭就是五贯，钞二锭就是十贯。政府向老百姓收税，在不征收实物的时候，会要求将实物折成宝钞上缴。这是从积极引导的角度采取的措施。其次，政府为了保证宝钞的通行，严禁民间用金银交易，甚至有时禁止用铜钱交易。例如，永乐元年（1403年）四月，明朝政府下令禁止金银交易，并且规定：“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通过鼓励告发的方式，来堵塞民间用金银买卖。宣德元年（1426年），行在户部向皇帝奏报说：“比者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请严禁约。”于是，皇帝命令都察院张榜告示，凡是以金银交易者，皆罚钞。为了保证宝钞的通行，政府甚至还禁止使用铜钱。宣德十年（1435年）十二月，广西梧州府知府李本就奏报说：“律载宝钞与铜钱相兼行使，今广西、广东交易用铜钱，即问违禁，民多不便。”这种禁止用钱的规定，以后还不时出现。这是政府采取被动的、堵截的措施来保证宝钞的通行。其实，无论是政府的引导还是堵截，都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由于明朝的宝钞是完全没有钞本的，也就是没有发行准备金，这成了大明宝钞的致命缺陷。
没有发行准备金的宝钞，只是政府一厢情愿的权力展现，而没有遵循经济规律。事实证明，明朝政府模仿元朝发行的大明宝钞最终是失败的。按照规定，人们可以用金银去兑换宝钞。然而实际上没有人愿意用金银来兑换宝钞。明朝政府发行的纸币，像元朝末年的纸币一样，迅速贬值。尽管明初有不少官员认识到宝钞的贬值是由于宝钞发行数量过多，然而由于没有建立准备金制度，那些官员们也不知道发行多少数量的宝钞才是合适的。大明宝钞迅速贬值。宝钞一贯从最初规定折铜钱一千文，银一两，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的浙江等地便只能折钱二百五十文，缩水了百分之七十五；到了朱元璋统治晚期的洪武三十年（1397年），大明宝钞一贯只能折0.07两白银，缩水了百分之九十。正统元年（1436年），银一两抵钞千余贯。也就是说，从最初发行到六十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到只有原来价值的千分之一。迅速贬值的宝钞，形同废纸！到15世纪下半叶，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也就是说，到15世纪下半叶，除了政府还在偶而使用宝钞外，人民群众已不再信任宝钞了，而选择使用白银或者铜钱等金属货币。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最终让位于对物质本身优劣的信任。
没有准备金的大明宝钞，注定是要贬值的。政府不断印钞，宝钞不断地贬值，进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明朝政府缺乏经济管理的能力，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反复做的，只是想要通过行政手段来维持宝钞的通行。然而，商品经济是不能完全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因此，尽管政府不断出台禁令，但最迟到15世纪早期，白银和铜钱就已经成为民间流通的主要货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