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良知”——王阳明哲学的核心。
“致良知”三个字，是王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什么是良知呢？王阳明自己曾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良知即是非之心，是认识的根源、是非的标准。
王阳明用很浅近的比喻告诉人们，当你见到一个小孩子掉入井中的时候，那种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便是良知。在早年，王阳明还认为，因为人经常会遇到有私意的障碍，因此须有“致知格物之功”来战胜私意，来使良知不再受到阻碍，可以充塞流行。正德十六年以后，王阳明便独提“致良知”，认为这三个字不但揭示本体，而且是修行的功夫。
“致良知”是王阳明哲学的核心。后人因此也称王阳明哲学为良知之学。据说，有人请王阳明讲学，问他：“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问话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只讲良知，不要守着“致良知”不放。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样的话来反驳他，说：“除良知之外，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
“致良知”很难理解。《孟子》里说，良知、良能就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也就是我们自己的性善所体现的四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原来具有的。王阳明的重大贡献，就在于把一个一般被认为是道德实践、道德哲学范畴的概念，变成了整个认识论和本体论的核心价值观念。
王阳明心学的提出，有个人的体悟，也有时代的背景。从个人学术进路上看，像当时的大多数士子一样，王阳明在青年时代也是信奉朱子学说的。他曾经认真地阅读程朱理学的书，对于宋儒朱熹所提倡的格物穷理的道理深信不疑，相信“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在他二十一岁的时候，他突发奇想，想从父亲庭院里的竹子之类的“物”里看出“理”来。在接下来的七天七夜里，他对着竹子沉思冥想，结果非但没有悟道，反而病倒了。从“格竹”的失败，以及龙场的苦难，到平定朱宸濠叛乱时的处变不惊，王阳明的思想得到不断的升华，最终离开朱子学说而形成了主观唯心主义的王阳明心学。
从学术背景上看，明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规定科举考试以宋儒程颢、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又纂修《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及《性理大全》，汇集程朱诸家理学之说，颁行于各地儒学。在科举风向标的指引下，士子非程朱之书不读。程朱理学因此成为正统的官学。明初著名思想家薛瑄就曾经这样说过：“自考亭（朱熹）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意思是说，朱熹以后，大家都遵从朱子的思想就可以了，不要再有独立的思考与写作了。
然而，思想界因袭程朱旧说而缺乏创新的状况，使一些学者感到压抑。他们转而开始寻求新的思想出路。到明朝中期，心学的萌芽从程朱之学中悄然冒出。率先突破程朱理学的思想家是陈献章。陈献章的老师吴与弼谨守程朱准则，但陈献章却崇尚自然，主张“静中养出端倪”，强调内心体悟，不拘束于外在教条，被视作由朱子学转入王学的中间环节。有了之前学术界强调“心学”的风气，才有了16世纪初王阳明心学的出现。然而，在宋明理学之中，王学却又是“心学之最高峰”。
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和“致良知”，继承了宋代陆九渊以来的心学传统，故后人多将二人并称为“陆王”。然而，王阳明的心学与官方认可的程朱理学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具体体现在若干对于经典的解释上。
朱熹以来，理学家推崇四书，即《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即大学的三纲领，又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作八条目。在三纲领和八条目的解释上，王阳明与朱熹都有不同。例如，朱熹认为，“亲民”的“亲”是“新”的意思，是“改变旧习”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自己的修养达到一定程度后，推己及人，帮助别人改变其所受的习气的污染；“止于至善”，就是深刻认识到“事理当然之极”。但是，王阳明不同意这种解释，认为“亲民”二字不应解释为“新民”，“亲民”的“亲”就是让百姓感受仁爱、得到教养的意思；“止于至善”也不应该像朱子所说的那样，是因为“事事物物都有定理”，深刻认识到“事理当然之极”就是“止于至善”，而是要在自己的心上求“至善”，因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天下没有“心外之事”，也没有“心外之理”。王阳明比喻说，孝顺父母，孝顺的道理自然不是到父母身上找，而是要从自己的内心找。如果用树木来比喻，心是根，而道理只是从根上发出来的枝叶。朱熹解释“格物”说，“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然而，王阳明解释“格物”却说：“格，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凡此种种解释，都与朱熹的正统学说有区别。
16世纪初的王阳明心学，如同一道强烈的闪电，打破了当时死寂的学术风气，打破了朱子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轻的士子，但也因此招来了朱子学者的攻击。他们把王阳明的新奇之说视为“异端”。在嘉靖二年（1523年）由礼部主持的科举会试中，策论的试题影射王阳明学说，批评王阳明的心学“阴诋吾朱子之学”。面对这样的策论试题，正参加会试的王阳明门人徐珊，扔下一句“我岂能昧着良知以媚俗”的话，不答题就出了考场。
嘉靖七年（1528年），王阳明病逝。朝廷非但没有表彰这位尽职而死的大臣，反而惩罚性地不给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后代继承。在给吏部的批复中，嘉靖皇帝说：“守仁放言自肆，诋毁先儒，号召门徒，声附虚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皇帝的态度无疑是在说，王阳明的学说就是歪理邪说。如此不公正待遇，对王阳明心学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然而，阳明学派的活动却并未就此终止，相反还引起了士人阶层的逆反心理。王阳明的死以及相继而来的纪念和祭祀活动，催生了许多的祠堂与书院。阳明的门人，以书院为基地传播王阳明的良知之教。在嘉靖年间，南直隶、江西、浙江等地书院林立，讲学之风盛极一时。《明史?儒林传》的序中说：“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万历十二年（1584年），在王阳明死后五十四年，王阳明从祀孔庙。终明一朝，能够从祀孔庙的学者只有四人，即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王阳明。王阳明的从祀，表明王阳明心学最终得到了官方的认可。王阳明心学后来还传入了日本、朝鲜等国。
《圣庙祀典图考》中的王阳明
清初，著名学者黄宗羲写下《明儒学案》一书，把王阳明的门人按地域分为“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泰州学派”等派别。最杰出的当数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和泰州学派，前者以浙江山阴（今绍兴）的王畿、余姚的钱德洪为代表，后者以江西安福的邹守益、泰和的欧阳德为代表。
王阳明的学生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王畿。王畿是浙江绍兴人，字汝中，号龙溪。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受朝廷起用，前往广西征讨思、田。临行前，王阳明给学生留下了四句教言，即“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便是著名的“四句教”。王畿对四句教做了进一步的诠解，他说：“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这即是王畿的“四无说”。在王畿看来，心体既然是至善的，至善是没有“恶”可以与之相对的，所以便是“无善无恶”的。实质上，王畿的“性无善无恶”论是深得王阳明的精髓的。王阳明自己就曾经说过：“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然而，在一些志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儒家士大夫看来，“四无说”跟儒家自《孟子》以来的性善理论是相冲突的，容易让人心陷入无所忌惮的状态，为害不浅。
泰州学派的发展离王阳明更远。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是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人，出身煮盐的灶户，读书不多，他强调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之道。他的学说，有着学术民间化、儒学平民化的趋向，而且强调自我，具有向个人主义发展的趋向。
泰州学派之中，后来涌现了一些被形容成“赤手以搏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叛逆思想家。李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李贽，字宏甫，号卓吾，福建晋江人。他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也攻击儒家经典，认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要求人们有一颗没有受到知识和伦理熏染的“童心”。李贽的著作流传很广，引起了儒学卫道士们的恐惧。万历三十年（1602年），朝廷逮捕正在通州养病的李贽。在狱中，李贽以剃刀自刎。
李贽像
李贽之死，也表明王阳明心学的末流越来越跟当时的社会脱节而受到扼制。在整个明末清初，对王阳明心学的批评和对朱子学的重新提倡越来越明显。晚明著名的东林学派领袖顾宪成和高攀龙都提倡学术上回归程朱之学。明朝灭亡，清兵入关后，清王朝观察到学术界的动向，转而尊崇程朱理学。至此，在明朝流行一百余年的王阳明心学逐渐衰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