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西汉自宣帝以后，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或荒淫无道，或年幼无知，把昭宣中兴带来的昌盛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致使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危机四伏。汉宣帝晚年已开始重用宦官和外戚，元帝时石显等宦官擅权，成帝即位后杀了石显，但太后王政君控制了成帝，外戚王氏兄弟子侄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哀帝即位后，贬黜王氏，但新的外戚傅氏、丁氏的作为比王氏有过之而无不及。更糟糕的是，哀帝竟封自己的宠臣董贤为大司马卫将军，让他执掌朝政。董贤在短短几年里，积聚的家产竟有四十三亿。由于宦官、外戚轮流执政，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的不是谄媚奉承的佞臣，就是明哲保身的庸臣。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结交上权臣，就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搜刮盘剥。
画像砖中的耕作图景
谈到西汉灭亡，我们一般会归结为政治的腐败。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因素常常会被忽视。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长这个变量。根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一千三百多万，到了西汉平帝时，达到六千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平方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这个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才被超越，这样的人口密度与现代相比也差别不大。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其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环境变化的变量。西汉末年，天灾不断，黄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时，流民以百万计，在发生灾害的年份，流离失所、死于沟壑的百姓更不计其数。
人口激增，灾害不断，政治黑暗，秩序混乱，带来的是贫富悬殊，奴婢与牛马一起在市场出售，豪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加重，很多人辛劳终年，难以果腹。从官员到百姓，对现实普遍不满，对前途丧失信心，都希望变革，希望社会重新整合。在这种情况下，王莽出现了。
王莽向来有孝悌之名。年轻时，他敬养母亲，赡养寡嫂，抚育侄儿，为人谦恭，这一切并非浪得虚名。为官期间，他谦逊自重，秉公廉洁，节俭朴素，兼济众生，朝野上下，口碑甚好。因此，这时的人们甚至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并不是阿谀奉承。
《孝行图》
王莽做了皇帝以后，根据儒家的经义，开始了他的改革。
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周礼》，将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如中央官职中，大司农更名为羲和，后改为纳言，等等。地方官职名称也多有改动，如太守改为大尹、连率等。他还增加了一些新的官职，如在中央新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列于九卿，等等。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
如果说，王莽的政治改革只是改朝换代的形式，那么，他的经济改革则比较全面而深刻。
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等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土地国有后重新分配，没有耕地的农民，由政府分给耕地。具体规定是，一对夫妇耕地一百亩，不满百亩的，由政府补足。“王田制”本意无疑是善良的，就是要使耕者有其田，重建经济秩序。然而，这一善意的政策注定会侵犯很多人的利益，首当其冲就是大官僚的利益。
土地集中到这些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手里以后，大量的贫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就会不稳定。王莽采取了王田制度，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就可以平均分配。但他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不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为了逐步实现人人平等，王莽开始禁止奴婢买卖，以此扼制奴婢数量的扩大，倡导平等，重建和谐社会秩序。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废奴，把奴隶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解救出来，一方面就是想削弱这些集团的势力，另一方面也使国家获得可支配的劳动力。但因为政策执行得不彻底，这些被解救出来的奴隶，可能还没有依附到大土地所有者身边安全。
长安城设九市，既见于《三辅黄图》的记载，又有张衡《西京赋》的记载为证。
“五均六筦”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这同样是为了消除贫富差距。五均，即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王莽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城市设立五均官，由政府来控制物价上涨，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从内容看，如果能够实行，可以得到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一政策，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
六筦，就是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由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以及五均赊贷。这项政策的目的当然是增加国家财政，然而在具体实施中，山林川泽之利收归国有，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收入没有增加，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
丰年的时候，官府把粮食买回来；灾年的时候，国家的商业机构再把粮食平价卖出去。这样，老百姓丰收的时候，粮食能够顺利地卖出去，灾年也能得到粮食。这种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筦很多措施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多的问题，比如，具体执行的官僚阶层，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他另搞一套，所以产生的问题非常多，使政策不能够顺利执行。
新莽货币大布黄千
新莽铜诏版，出土于甘肃合水，为王莽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刻篆字九行，每行九字。
王莽还频繁地改革币制，他即位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其出发点无疑也是善意的，然而，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起来又十分困难，因此流通非常不便。而且每次易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当时，汉代流行的五铢钱被废掉以后，王莽就增加了很多各种各样名称的钱币。结果这种钱币增加以后，造成的社会混乱更大，因为像王莽别的政策一样，这些钱币是经常变化的，新的钱币来了以后，老百姓还没有熟悉它就变了。所以说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多，带来的社会混乱也更严重。
理想与现实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沟壑，王莽改革遇到了重重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也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
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以便与国内已有的北海郡（国）、南海郡、东海郡合起来凑全“四海”。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以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给关中、关东地区带来的压力。而凑成“四海”，只不过是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位于青海海晏的西海郡遗址
西海郡虎符石柜
西海郡故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六百五十米，南北宽六百米，城墙残址高达四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城内地势南高北低,南部有建筑遗迹，城北部有一小城，在城址内采集到西汉和王莽时期的五铢钱、货布、货泉、大泉等五十种钱币以及东汉时期的“西海安定元兴元年作当”铭文瓦当等遗物。
当时王莽就想着，有这个四海一统、四海归一，可以表示出这个国家的强盛。西海也叫羌海，就是羌人住的地方。王莽派审查的人拿了很多金银财宝，到这个地方把羌人贿赂一下，羌人见了非常高兴，就把这个地方给出去了，自己跑到青海湖以西的地方去了。汉王朝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西海郡。
这个工程相当浩大。西海郡远离中原，非常偏远、荒凉，主城是西汉王朝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成的，此后，西海郡成为镇守西部的主要军事基地。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的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实施中，这些战争并没有起到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战争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
尽管王莽改制的政策都是直面社会现实问题，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越来越多的无法解决的难题。改制的软弱和多变，不仅没能解决已有的问题，反而带来更多的矛盾。
随着形势的改变，王莽已渐渐由万众拥戴而变为万众背离。
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已成全民公敌。人心思汉，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语无疑暗示着人们已将希望转移到已经是新朝国师的刘歆身上。刘歆早在建平元年（前6年）为了避哀帝刘欣的名讳而改名刘秀。在种种暗示之下，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了废除王莽的兵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