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的文化渊源。
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是多重的。这似乎暗合了《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所讲的道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
应该说，经学有容乃大、中庸平和的思想体系，符合汉代新秩序与旧制度混合的社会现实。儒学在汉代之所以得到独尊地位，一方面在于它关注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与时俱进；另一方面在于它善于从其他学派汲取营养，而不是抱残守缺。
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混合了天道与人道，混合了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混合了天道观与先王观，“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从理论走向实践。这样，“无为”就变成了“无不为”，“与民休息”也就变成了“积极进取”。
经学还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模糊了国家与社会、国家制度与社会秩序之间的界限，在强调国家制度管理的同时，也注重社会秩序建设，给冰冷的制度罩上了一层柔软的面纱，给严苛的行政融入了点人间的脉脉温情。正因如此，我们也会说，汉代的政治思想，是“内法外儒”或“内儒外法”，不管如何，其目的不过都是为了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罢了。
经学从墨家学说中汲取了“天志、天德、天意”等思想，天被人格化，其学说也被神圣化。而经学从墨家吸取的“小康与大同”的理论，更是用来作为对现实社会的解释和对理想社会的设定，直到现在，这样的理论还是那样的深入人心。
经学从阴阳五行学说中得到更多营养，经学家大多擅长说阴阳，解五行，这使得传统儒学变成“天人之学”，强化了学说的道德权威。但是，以阴阳五行解释经义，也给经学庸俗化打开了方便之门。
两汉以降，先秦诸子多湮灭不彰，经学独贵，究其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经学善于吸收各个学派的营养，还因为各学派自身也有缺憾。
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道家太“糊涂”。道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了隐士，得其形式的人成了道士。道家一派的余脉后来演化为宗教，都是因为“道”这个基本概念被固化了，不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其实，作为道家学说的“道”原本十分高明，后来被道士改造为具有人格的宗教元神，道家的始宗也就变成教主，学术蜕变为宗教。
法家太“明白”。法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了循吏，得其形式的人成了酷吏。法家学说融入经学后，学说流传衰绝。真正的原因在于法家知今不知古，知新不知旧，知近不知远，知君不知民，知法律不知教化，知国家不知社会，知制度不知秩序，结果反为聪明所误。
墨家过于平民化。墨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如东汉的王充、桓谭之流，成为社会批判的先驱；得其形式的人，如西汉郭解、剧孟等人，成为快意恩仇的侠客。
阴阳家过于神秘化。阴阳家的理论，得其真谛的人成为智者（科学家），得其形式的人成为方士。这个学说神秘难验，虽然能长期流传于民间，但始终不能登大雅之堂。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记录了他对诸子学说的评价。他曾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它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
正因如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如先秦儒学演化为经学一样，经学自身也不断演化。这种演化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甚至不同民族、不同国别而进行，与时俱新，各有侧重。或强调“礼乐”，或强调“仁义”，或强调“忠勇”，或强调“诚信”，或强调“理”，或强调“心”，或“移孝为忠”，或“以名为教”。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晓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学化的儒学是一种宗教，所以把儒学称为儒教。我们不这样看，我们习惯把它视作一种学术，一种学说。经学没有来世观念，而其他宗教均把来世作为最终慰藉。经学没有繁杂的科仪，而科仪是宗教的主要形式。更重要的是，经学有强烈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关注现实，经世致用，这是任何一种有别于宗教的学术学说的基本特征。
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与专制皇权沆瀣一气，狐假虎威；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也有为一己之私，不遗余力排斥其他流派的举措，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又足以彰显其作为学术流派的本质。
祭孔乐舞
今天，我们在文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我们面前的这尊泥像，很亲近，很熟悉，如同家人，我们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
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哲人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