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硅谷，作为诞生创业家的“摇篮”，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一直备受瞩目。而向其输送人才的，则是地处硅谷中心地带的斯坦福大学。
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答案就是他们“不畏失败的姿态”。
不要害怕失败——这是斯坦福大学教给他们的思维方式，而在几乎所有新兴企业都会遭遇失败的硅谷，这已然成为其创业文化的原动力。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整个旧金山湾区(2)都崇尚“从一切经验中学习”的哲学思想。要想登上成功的高峰，像“敢于面对风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直面失败，勇往直前”这样的信念是必不可少的。
通往成功的钥匙，就是成长型思维模式
换句话说，斯坦福大学教给学生们的是一种成长型思维模式（扩张的知识观）。最早提出“成长型思维模式”这一概念的，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Dweck）教授。所谓“成长型思维模式”，就是指通过自我挑战的方式来激发自己潜能的一种思维模式。当我们面对困难时，也正是收获成长的绝佳机会。即使失败了或者没有达成目标，也并不意味着自己无能或实力不足，回过头来好好地反省，才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
虽然成长型思维模式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但实际情况是，大部分人的思维模式却属于德韦克教授口中的固定型思维模式（固定的知识观）。
妨碍成长的固定型思维模式
所谓“固定型思维模式”，就是不认为自己具备某方面的能力、知识或才能，而且坚信这些都是固定不变的。
拥有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如果考试成绩很糟糕，会认为是自己原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当遭遇挫折时，这类人几乎都会选择放弃，转而去寻找其他的能马上获得成功的事情。其人生的目标就是寻找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并且避免遭遇失败或不那么辛劳。
德韦克教授的研究显示，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往往更能经受住困难的考验，更能发现工作的意义，并且更可能收获长期的成功。
入学之初，很多学生都有“鸭子综合征”
也许这会让你大感意外：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入学之初，很多也都是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他们从出生之时起，就一直被周围人夸奖聪明、有才华、与众不同。如果一直沉浸在“比他人优秀”的夸赞声中，人们就不愿意再去面对风险了。
这些学生之所以能考入斯坦福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基本上是因为其一直以来追求尽善尽美的结果。但是，等到真的进入斯坦福大学以后，这种思维模式（心态、思维方式）将无助于他们未来开拓更多的可能性。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们需要有机会弄清楚自己能做什么。
为此，“不怕辛劳，甚至不畏失败”的姿态，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为了培养学生们的成长型思维模式，斯坦福大学常常会向学生们介绍有关斯坦福“鸭子综合征”的内容。
“鸭子综合征”并非某种可怕的病毒，而是在斯坦福大学新生中蔓延的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之所以有害，主要在于以下两个特点。当这两点同时发生时，就会妨碍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形成。
其一，就是坚信获得成功，或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才是最重要的。其二，就是坚信“不能让周围的人看见自己为了成功而拼命努力的样子”。
“鸭子综合征”得名于鸭子在水中游泳时的状态。水面之上，我们看到的是鸭子轻松地游来游去，但在水面之下，则要拼命地扑腾，让自己一直前进而不会沉下去。
在进入斯坦福大学以后，学生们的所作所为大多也像水中的鸭子一样：表面上看似很沉着、自信满满，但是内心拼命想要追赶上周围的人。
多年前，斯坦福大学曾被某大型在线网站评为“全美学生压力最大的大学”。
主要原因就归结于“鸭子综合征”。
不过，“鸭子综合征”并不只是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群体中蔓延，而是全美国知名学府的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思想。很多刚刚走进大学校园的学生，其之前的人生一直都在接受着一种训练，即尽自己所能向周围人展示优秀的一面。这种避免失败的想法，反而会成为一种阻力，迫使他们选择“不去挑战其他的可能性”。当他们将“避免将自己的努力和辛劳展现给外人”当作自己的目标时，往往也就离成功渐行渐远了。
虽然“鸭子综合征”并非斯坦福大学所特有的，但校方还是打算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例如，学生在接受新生入学教育时，就会被告知这种现象的存在，同时还会教育他们要从挑战或失败中学习，这才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此外，还会鼓励学生们不要试图掩盖自身的问题，要能心平气和地就该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
斯坦福大学通过寝室管理、同年级学生间的辅导、学校职员的培训等各种方式，让成长型思维模式在整个大学校园中成为一种氛围。
当站在讲台上时，我也会尽可能地将成长型思维模式融入我的教学中。在课程的前期阶段，我会有意识地制造机会，让学生们体验到失败。例如，明知所有的学生都会给出错误的答案，但我还是让他们就某项实验的结果进行预测。而在面对这些错误时，我的反应并非责备，更多的反而是兴奋和雀跃。我希望他们都能体会到心理学是如何改变我们的世界观的，而这门课程将是接受这种改变的一次机会。我努力将这种对错误的“热情”尽可能地传播给所有人，让他们都能掌握这种可以催生出新想法的思维模式。
我会让学生们思考课上所学的内容与自己人生中实际遇到的问题、困境有何关联。例如，最近我就在所教授的心理学课堂上引入了“压力科学”的内容。每周开始上课前，我都会让学生们谈一谈“与课堂或教材中所学到的知识有关的体验”。比如，有没有将课上所学到的思想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或者，生活中的哪些经验正好印证了上周课堂上所提及的内容？抑或，有没有哪些经验是与这些内容相互矛盾的？对于成长型思维模式来说，最重要的是你要相信“这能给自己的人生轨迹带来影响”。因此，我会将一些心理学的实验作为作业布置给学生们，让他们提交相应的结论给我。
例如，上周的教学中，我就要求学生们尝试去再现克服不安情绪的研究结果。这项研究原本是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学者做的，其证明了身体的姿势能够对人的情绪和生理等方面产生影响。我将可以有效地缓和不安、增进自信并减少压力激素分泌的“姿势”，教给了学生们。（各位读者也请尝试一下，如端正坐姿，或者笔直地站立，两臂以放松的状态垂于身体两侧。）
而在这周的课堂上，我就请了几位将这一研究结果运用到自己实际生活中的学生，并让他们分享自己的感受。有的学生还将这一姿势教给了自己在短道竞速游泳队的朋友。这项试验对于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培养有两个重要的意义：首先，通过这项试验，让学生敢于去挑战并非自己固有的习惯或自己所擅长领域的事物；其次，让他们认识到在自己的人生之路上，未来的确存在着很多种可能性。
这些对于以前的我来说，也是必须学会的事情。15年前，当我考入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研究生院时，同样也不是一个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在此之前，我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一名优等生（最高学分），大学四年间一直都保持着A的平均成绩，毕业时还获得了两个学位（大众传播学与心理学学士）。
但是，终于进入斯坦福大学开始博士课程的学习时，和其他很多新生一样，我内心充满了不安的情绪。这种不安主要源于害怕自己与这样的知名学府不相匹配，害怕会犯错误或暴露出自己的水平，从而让周围的人认为我配不上这所学校。
斯坦福大学的很多学生都会很自豪地穿着印有校徽的T恤或运动衫去上课，或者走在校园里，而我却对是否要购买带有校徽的商品感到犹豫不决——如果自己的学业不顺可怎么办呢？要是不得不中断博士课程的学习可怎么办呢？每次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将带校徽的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是古希腊人的傲慢思想一样，是自尊心和野心过度的一种表现。那时，我坚信“还是应该先认清楚自己，而自己与斯坦福大学的校徽似乎并不相称”。
“大失败”是成功之母
令人不可思议，不，也许是命中注定，研究生院一年级临近期末时，我的一次失败让我学会了成长型思维模式。
当时，整个研究室花了一年的时间，对搜集到的庞大数据进行分析，而研究室的助手发现了数据本身的矛盾之处。通过对数据文件的检查，最后确认是由于我一个多月前所犯的一个错误——将两份数据文件混合到一起导致的。
由于我的原因，让研究室此前所分析出的数据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原本可以作为研究成果发表的观察结果，都变成了废纸。我不得不就这次的失误向项目的导师（提供建议、指导的人）汇报，这可能是我一生中迄今为止最痛苦的时刻了。因为，我觉得如果将如此重大的失误报告给导师，我很可能就会被判不及格，甚至被取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资格。
结果，导师对此事的反应，可以说是用实际行动向我展示了什么是成长型思维模式。他首先了解了我所犯错误的内容，并询问是否有修复问题的可能，然后做出了修复文件、重启项目的决定。同时，他还教导我说“不要回避错误，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应对它”。
他还说自己是研究生院的学生时，也曾犯过相同的错误，当时同样也害怕得不得了。
这是我进入斯坦福大学以来，第一次体会到成功并不需要尽善尽美。这带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我不仅仅学会了怎样才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还学会了不应隐瞒自己的问题，要让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对自己抱有体谅的心情。这才是从失败和错误中重新站起来的方法。
将数据文件弄混淆，并非我学业和事业中所犯的最后一个错误，但却是我思维模式的一个转折点。这就是斯坦福大学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东西——成长型思维模式。
后来，我也当上了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导师，而这件事仍深刻地留在我心中。我教的学生也犯了与那时的我一样的错误。当时，他也很困惑于自己将实验数据弄混的尴尬错误，甚至对自己的研究能力也产生了怀疑。于是，我将自己差一点儿断送整个研究的悲惨经历说给他听。而且还告诉他，这样的经验是如何帮助我成长为一名研究学者的。
事后，他对我说：“您应对错误的方式，也是对自己的一个崭新的发现。”
他自己也领悟了失败和错误并不是一切的终点，也不应是感到羞耻或名誉扫地的原因。所谓的“失败”和“错误”，只不过是让我们找出应对方法、采取最佳措施的一个契机而已。
我为传播了斯坦福大学的成长型思维模式而感到高兴。而且，当我发现自己失败的经历能够催生出另一种积极的结果，并让我朝着内心完美的导师更近一步时，我感到无比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