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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干部的作为表现之一:实绩达标

2020年5月28日  来源:文化纵横 作者: 提供人:ketou11......

(二)基层干部的作为表现之一:实绩达标

在安全住房、安全饮水、成立金融互助社三个扶贫任务的执行中,基层干部想方设法、积极投入精力,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扶贫效果。

1.安全住房

安全住房主要是由政府补助和贫困户自筹资金,对贫困户现居危房进行改造。根据M县官方材料显示,“2009-2011年户均补助不到1万元,2012年户均补助增加到1.25万元,2013-2015年户均补助为1.35万元。此外,国家、省上每年都安排节能示范户(2500元/户),残疾人户(3000元/户)等专项补助资金。”依照当地建材市场的行情,我们估算出这一补助资金在农户危房改造所需资金中的占比为20%左右,余下的80%费用,需要农户自筹。

“现在一孔窑洞要按照政府要求的那个标准下来需要1万5左右,一般人家也都有3、4孔,改造完至少得5、6万。每孔窑洞政府就给补3千3,你收拾一院子地方,把大门和院墙的翻修费用都加上,下来差不多得个9万多块钱,公家只能给你2万左右,不可能都给。我们村里要有人能拿得出大几万块钱还咋叫个贫困户呢?”(LG 村贫困户访谈记录20160821PSG)

显然这笔开支对于大多数贫困户而言很难自筹解决。但由于这是“看得见”的硬指标,一种常见的做法就是引导贫困户变通使用上级拨付的其他专项资金。比如将贷给贫困户发展种养业的贷款挪作危房改造的资金:

“你就把这5万块钱贷款给贫困户去发展产业,有的也不给你好好干,刚买的羊过不了几天就给你卖了换钱耍赌了,要不就杀的吃了,还不如指挥他们把钱花到修窑洞上,至少这是个过光景的事。修了窑洞、盖了房我们也好给上头交代,总不能说老百姓把钱拿去喝酒耍赌了吧?”(县双联干部访谈记录20160811WHS)

2. 安全饮水

安全饮水主要是以是否实施小电井工程和场窖工程为验收指标。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小电井工程实施的难度在于部分农户不愿意打井。因为这些农户家里本来就有水井,当地的民俗讲究不能在一个院子里开两个“眼儿”,那会把家里的财运外露,所以不愿意执行;场窖工程实施的难度则在于有些农户不愿意出运费把政府免费下发的石料和沙子拉回家里修建场窖。因为这部分农户习惯于用牲口驮运山下水质更好的泉水,场窖的用处不大。然而作为一项“看得见的硬任务”,安全饮水有着明确的验收标准。如果不实行小电井和场窖,扶贫干部考核就不达标。因此,驻村的扶贫干部往往会依靠村支书、村主任的人情关系来完成。

通常的做法是扶贫干部会事先与村支书、村主任商量,请他们空闲出时间与自己一起去做动员工作。至于是村支书还是村主任前去,往往要根据他们与这户人家日常关系的亲疏和人情往来的多少决定。当支书和主任的人情“不够”时,他们也会叫上与这户人家关系近、有一定威望的亲戚一起去。有了“人情”,就可以在“人情”的基础上,再“晓之以理”:

“给老百姓做思想工作,不能拿任务、拿工作说事,乡上这些年轻干部娃娃不懂这个门道。其实你说再多他该不听还不听,有些也确实是听不懂。你得拿他身边的人说事才能听得进去,配合你把这个事情干了。就说打井,就给他们举个活活的例子,他也知道的。人虎洼老武家就打了两口井,钱一点没少挣。人还把新打的井租给住在他们家附近的钻井队吃水,一年多收入1000多。钱多钱少得自己多动脑筋,跟打几口井没关系,这些是封建迷信。再说,万一你原来那口井水干了,多一口井备用,还不要你自己掏钱出工。有啥不美气的?至于盖水窖这个事,雇个三轮车把沙子、石料拉回家也就花个100来块钱,那堆东西还不值个2000块钱?政府还专门给你派人箍窖,至于你是用来存水还是放粮食全在你自己,没人会管。”(HW村支书的访谈记录20160803LYH)

由此可见,这种对贫困户的“惠政”若真要实行下去,要靠基层干部的社会关系和人情“艰难”地推行下去。与前两个“一票否决”的指标相比,安全饮水的工作可以说做得最“实”的一个,虽然这些新修的井窖可能会用来存放粮食而不是水。

隐于基层干部中的“虚实逻辑”, 才是中国政治的现实底色?| 文化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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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立金融互助社

对于“金融扶贫”,基层干部的策略则又有所不同。金融扶贫的主要内容是在村庄中成立金融互助社,以每户缴纳200元入社费的方式集资,这些资金将作为互助社的公共资金为该村村民发展各类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根据M县的要求,每村最低要确保60%以上的农户自愿加入互助社。HW村共辖6个村民小组223户,也就是需要至少有114户以上的农户入社。HW村被确定为M县精准扶贫核心村和2016年度整村脱贫村,也被乡上作为精准扶贫的示范村,并且是该年国务院第三方评估小组回访检查的贫困村之一。为此,县乡两级政府在相关资金、项目的分配上也把所能分配的精准扶贫的核心项目集中到这个村子里来。

一般来说,这里的村民在精准扶贫中的受益程度是要高于该乡其他村子的,那么村民配合政府执行的积极性也应该很高。然而我们在跟随包村干部下村观察他办理这一项业务时,发现该村的大多数农户对此并不积极,认为这个互助社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助力不大。

互助社这个东西跟之前上面打到‘一折统’上的那些贷款比的话,老百姓至少眼目前见不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不肯出那个冤枉钱。公家的事谁都说不好,政策一直变呢。从互助社借钱还不如从亲戚那借保险。”(村支书访谈记录20160803LYH)

在上报到县上汇总的最后两天,乡上的包村干部召集该村6个村民小组的队长来村委会开会讨论解决办法。最终的解决方案是,除村干部(支书、主任、文书)作为“政治任务”必须带头入社以外,每个小组的队长现场打电话联系自己管辖小组尚未入社的农户,尤其是动员自己的亲戚、朋友乃至他们自己子女在本村生活的同学、朋友。

由于包村干部也是本乡人,在持续了约3个多小时的现场工作过程中,也都在与村支书和村主任拿着本村的农户名单一遍遍筛选打电话联系可能入社的农户。在几乎所有的电话对话中,无论是包村干部还是村支书、村主任和各个村民小组的队长全部都是以私人身份利用人情关系来进行协商。下面是一些比较典型的对话模式: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帮个忙。就200来小钱,又不往我的口袋里装”;

“咱们这么多年同学了,你就给你大做下工作让把那200块钱交了入社,你们家情况又好着呢,这点钱扔了也不捡的。这个任务不完成上面骂得不行,兄弟我就那么点工资,扣的娃奶粉钱都没了”;

“张家后生不错,包了咱们村以后今年还是给咱们村办了些事情。去年你爷爷死的时候,他一家人都过来给你们帮忙过事,跑前跑后的。你难为个年轻娃娃干啥哩,就200来小钱,你又不是出不起。你出不起我给你出,你过来把照片交了就行。”(村委会通话记录摘要20160803HW)

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当天完成了97户的指标,加上之前入社的24户共121户,比最低任务量114户多了7户。

通过对整个过程的观察,我们发现,“人情式说服”成为基层干部完成其分内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不仅体现在互助社的入社,在动员农民加入新农合、农村养老保险的过程中人情式说服也都屡见不鲜。

所谓“人情式说服”是指基层干部利用地缘、亲缘、学缘关系建构起的社会网络关系来完成公职任务的一种行动策略。

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策略是在其他方式失效或者执行代价过高的情况下使用的。从表面上看,这种手段似乎是建立在基层干部零散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上的某种临时性应急方式,然而当人情说服成为基层干部处理日常工作的一种常态方式时,却可能产生某种意料之外的影响。

其一,从民众的维度来看,人情式说服对于民众的心态造成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在Q乡蹲点时,我们常常听到类似“轮流吃低保”、“人人都该有份儿”这样的说法。在他们看来国家发到农村的补助是一种理应人人分享的“便宜”。民众对政策的解读与中央政策制定初衷之间的背离成为值得关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在政策设计者看来,扶贫政策的本意是政府责任的体现和增强国家合法性的必要举措,而在民众那里却变成了见者有份、轮流分享的“免费午餐”;扶贫政策本应是国家与公民的对接,却逐渐变成了民众之间你争我抢的利益竞争。

其二,从基层干部的维度看,当任务需要过度依赖社会关系才能完成时,基层干部会更倾向于维护本土性规范及现有的社会关系而非尽力去推行政策的真正执行。在“压力型体制”下,基层干部并没有动力去矫正民众的不当行为,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与政策设计初衷不符,或者政策只是在“形式”上被执行,在基层干部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基层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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