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备自我调节和意图成分的系统中，认知表征具有两个属性：内容和形式。在内容上，机体的内部目标和外部定向注意（不仅包括知觉，亦包含注意）使得认知表征的内容并非指那些分散的刺激或感觉数据，而是整个情境（situation）。目标、价值和其他的涉及功用（态度趋向性的成分）可以看作个体对想要实现或维持情境的认知表征。尽管谈到目标时，我们有时是指一个物体或地点，但它们只是一种简略说法，真正的目标应该是拥有 （having）物体或到达 （reaching）某个地点。哲学家戴维森（Davidson，2001）曾写道：需求和渴望指向命题内容，如一个人想要的是……他手中拿着这个苹果……相似的……一个人有意向去歌剧院是指他最终置身于歌剧院 （第126页）。同理，当代决策理论谈及事件达到某种状态的渴望和趋向时，也是同一个意思。
如果目标和价值被表征为意向情境，那么个体对与目标和价值有关的情境中的相关环境就会尤为注意。这样，意向情境和注意到的环境就具有了同一知觉背景和类似实体的表征形式，进而使得它们之间的认知对比成为可能。当然，复杂机体也会表征一些不那么复杂的事物，如客体、属性、事件，它们可能是某具体目的引导下的表征，但在我们这里的分析中，都把其看作与行为决策具有联系的某些成分。
为了更好地阐述上面的观点，让我们假定图2-1是一只黑猩猩在觅食过程中看到的图景。
图2-1 一只黑猩猩看到了什么
实际上，黑猩猩同我们人类知觉场景的基本方式是一样的，我们有很相似的视觉系统，这使得我们都会看到图景中的基本物体和它们之间的空间关系。但是，黑猩猩会注意些什么呢？尽管他的注意点有无数种可能，但此刻面对觅食决策产生的压力，他会注意那些与此决策相关的场景或“事实”，即：
（1）有很多香蕉在树上；
（2）香蕉已经熟了；
（3）树上没有同类竞争者；
（4）爬到树上就能得到香蕉；
（5）附近没有威胁自己的捕食者；
（6）从树上快速逃离有一定难度；
……
对于一个觅食的黑猩猩来说，如果我们假定它具备正常的知觉和行为能力，同时了解情境中的生态环境，那么当他做决策的时候，涉及的所有场景都会成为相关场景（relevant situation），并进一步在同一个视觉影像（非言语表征）中被投射出来（即便某一场景同主体期望有一定差别，如食物并未出现在往常的位置，其仍会被知觉为相关场景）。
相关程度（relevance）作为对个体场景敏感性的一种判断，给出一个总体定义并不容易。但从大的范围来说，个体对场景的注意不外乎两类：
（1）当作机遇；
（2）当作追求并维持目标和价值过程中的障碍（或者说与预测未来机遇或困难有关的相关信息）。
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生活习性，这导致他们注意的情境势必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对于美洲豹来说，满树的香蕉并不代表食物，但如果是一只黑猩猩则不然；而对于黑猩猩来说，美洲豹的存在则意味着自己有可能被捕食，因此，它必须尽快寻找到有助于自己逃跑的位置，如一棵下面没有枝丫可以爬的树（美洲豹爬不上这类树，而自己却具有爬树的娴熟技能）。现在我们把场景进一步复杂化：假定香蕉上面趴着一只虫子。这时对于三个不同物种来说，它们各自相关情境（目标达成的阻碍和机遇因素）之间的重叠程度将会更少（如果有重叠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相关场景将由个体的目标和价值权衡、知觉能力和知识储备、行为能力共同决定，也就是说，作为自我调节系统的所有功能将共同决定某个机体的相关场景。这也意味着，确定某个行为决策的相关场景将涉及个体生活中的所有层面（von Uexküll，1921） [2] 。
在表征形式上，为了能够完成突破囿于特定经验限制的创造性推理，个体必须对经验进行类化表征，也就是说，把经验表征为那些概括化、图式化和抽象化的形式。有假设提出了用于解释相关机制的范例模型，指出个体会把注意过的场景及相关成分在某种程度上“存储”下来（很多知识表征模型把注意作为表征发生的第一道门），之后会有一个概括化和抽象化的过程，可以把这个过程称为图式化 （schematization）。图式化的结果就是各类情境和实体认知原型的产生，包括物体的类别、事件的图式及各类情境原型。把某个新异场景或实体作为某类图式（或类别、原型）的实例，使得我们对该新异刺激的相关推理成为可能。
类别、图式、原型作为认知类型在本质上是个体对先前经验的想象性和符号性图式化的结果（Barsalou，1999，2008）。它们不会产生类似于某些理论家提出的，把事物表征为心理图像（如香蕉、水果及某些物体的映象）之后，再次提取过程中产生的失真和不确定性问题（Crane，2003）。之所以不会产生这类问题，是因为这些认知类型由个体先前类似情境下的相关经验组成（已被多次提取）。这就使得个体在目标背景下理解或解释某“新异”场景或实体时，可以把其同化到已知的认知类型当中：“哦，这只是其中另一个实例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