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说回内外阿彭泽尔州，这两个州直到1989年和1990年才陚予瑞士女性投票权。不过，在深入了解这两个州之前，先要明白瑞士行政区的整体情况，瑞士州郡的独立性在其政治文化中拥有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地位，如同国家顶梁柱一般，全体国民谈起它便兴奋沸腾颇感自豪。有个笑话讲得很到位——有一个德国孩子、一个美国孩子跟一个瑞士孩子坐在一起讨论婴儿是从哪儿来的。德国孩子说是鹤叼给父母的，美国孩子详述是通过性交产生的，瑞士孩子则尖声说：“在瑞士，各个州情况是不一样的。”
这里的重点在于，在瑞士，各个州的所有情况几乎都不一样。其中一个差别就是交流。瑞士承认四种官方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罗曼斯语），各个语族内部的凝聚力很强，而互相之间的隔阂却根深蒂固。（瑞士也有类似于美国红州、蓝州的分裂情况，即德语族群与法语族群之间的分歧。德语族群偏于保守排外，而法语族群则更加自由开放。）另一个差异是地理位置，南部州郡山多人少、农业发达，北部州郡人口多且城市化程度较高，最后还有宗教差异，瑞士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各占一半。1847年，天主教主导的行政区跟新教主导的行政区之间还爆发了一场内战，差点儿就把瑞士一分为二。
正是天主教、新教之分造就了外阿彭泽尔和内阿彭泽尔的分裂，本是一体的两个州在1597年由于宗教冲突而分裂。现在内阿彭泽尔州主要居住着天主教徒，而外阿彭泽尔州主要居住着新教徒。但两个州在其他方面都很相似，都是重农业、山峦多、人口少的小地方，而且居民几乎都讲德语，此外，从女权主义的事例中可以推测出这两个州都非常保守。阿彭泽尔（外阿彭泽尔和内阿彭泽尔的合称）的旅游局有一个相当恰当的座右铭，即“仿佛时间在此驻足”。
阿彭泽尔的选举规则一向是保存得最完好的一项传统，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改变。早在14世纪之初，人们就在格梅恩德广场投票，这种投票方式可能代表了地球上最古老、持久的直接民主形式。在选举的日子里，有资格的男子佩戴刺刀或利剑集结在指定城镇的广场上，这些刀剑往往从父亲处继承，既是代代相传的传家宝，也是投票资格的证明，此外不需要其他公民身份证明，即使带了也不算数（直到今天，内阿彭泽尔州仍保留着这一项传统，女性投票需要携带官方投票卡，男性则只需带上刀剑）。当时的投票是公开举行的，人们口头表决或举手表决，没有投票箱，没有电子投票机，毫无疑问，更没有女性。
那么阿彭泽尔州的男人是如何保证把女性排除在外的呢？在打击女权主义的早期，他们主要借用全世界都在重复的老论调，比如参与政治的女人不像女人（“过分聪明的女人最惹人厌。”瑞士的一女权反对者说）；比如大多数女人根本不想拥有投票权（因为“她们可以影响男人的观点，对现状已经心满意足”），比如“强迫”女性走进公共场合会破坏家庭和睦，比如瑞士一百余年来没有女性投票，却依然保持了和平安稳，依然两度置身于世界大战之外发展得繁华富足，由此可见瑞士根本没有缺憾，又何必补足,比如政治是男人的事，女人担不起保卫国家利益的重任等。
以上所有论点与最后一个最强势、最持久也最独特的论点比起来都不值一提，那就是女性权利会毁灭格梅恩德广场投票的纯男性传统，同时毁灭这一传统的衍生意义。讽刺的是，瑞士那源远流长、形式多样的民主也正是该传统的象征意义之一。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李-安-巴纳斯泽克研究过瑞士女权运动，她说：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独特的政治和历史机制，它是直接民主的源头。如果賦予女性投票权，就会破坏这一机制。”女权反对者还委托专家做了相关研究，表明自古以来都是在小广场举行投票，容纳不下所有成年男女。这就意味着要么废除“格梅恩德广场”选举，要么保留纯男性选举团。
不过，格梅恩德的内涵还不只这些。在瑞士，投票权跟军役一向挂钩（所以男性才佩戴刺刀利剑），就像军队一样，格梅恩德广场投票也给大家造就了一种“女性禁入”的俱乐部心态，造就了一种关乎荣誉和责任的男性自豪感。巴塞尔女性历史学家瑞珍娜?维科谈到：“在20世纪60年代，公共投票已经是男人所剩无几的根据地之一……事情不是你投票结束就完了，而是你走到广场上投票，投完票后就去泡吧。这其中包含着男人的集体感、身份意识和权力欲。”而赞同女人投票则会危及这一切，也会终结几个世纪的传统，会打破社会和睦，还会剥夺男人和女人在社会中的独特地位。有句话叫做：女权主义会抹去阿彭泽尔与众不同的特点。
从当今时代文化的先进角度来看，反对女权主义似乎已是旧石器时代的做法'所以我们可以轻易嘲笑那些阿彭泽尔人，他们就像牢牢抓住玩具不放的男孩儿一样，为自己对女孩儿的厌恶感到理直气壮。这群人毕竟充满激情地相信过投票权跟所有物有关，那是父传子一代代传下来的传家宝……不妨就称它为剑吧。本章末我们还会继续讨论这种嘲笑别人的习惯，讨论为什么我们如此鄙视阿彭泽尔人，急于跟他们划清界限。不过，现在要谈的是我们跟他们的共同点。当然，这共同点不是像他们一样相信女人在政治上低男人一等（多数读者会觉得这点可笑），也不是像他们一样尊重社会历史传统（多数读者会觉得这点很合理），而是我们共有的问题，身为社区信徒的一员，我们都被这个问题所迷惑。我称之为“反对意见不足”，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这四部分本质上可归纳如下。第一，在社区中我们得到的意见支持过多；第二，社区为我们隔绝了外界的异议；第三，就算听到外界的反对声音，社区中的我们也会恍若不闻；第四，社区会平息内部分歧。这四点相当于整个社区层面的“确认偏误”，导致的问题也相同。不管社区有多少其他的优点，但只要具备了以上四点，就很容易助长我们自以为是的情绪，蒙蔽我们对犯错可能性的认识，这是很危险的。
在“反对意见不足”的四个方面中，第一方面出现的原因最显而易见。因为之前已经看到，社区要么依靠相同的价值观而组成，要么培养相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经常接触到附和己见的人（比如，在1959年女权主义逐渐普及全球之时，内阿彭泽尔州女性选举权议案的反对率仍高达95%)。我们的意见持续受到这种过分肯定的影响，所以感觉上似乎合情合理、广受认可，实情却未必如此。这就是“反对意见不足”的另一面，即“赞同意见过剩”。
①作者注：也不是毎个人都这么看。右翼派那个惹人讨厌的安?库特曾说过：“如果取消女性的选举权，就再也不用担心民主党人会当选总统了。可惜这只是个幻想，只是我个人的一相情愿，估计是实现不了的吧。”
看完第一点再来看第二点导致社区“反对意见不足”的原因，就是我们接触到的唱反调的消息源太少。只有在医学问题上大家喜欢听从劝导，而在做其他很多事情时，我们便完全安于死守自己的想法。托马斯季洛维奇发现，原教旨主义者一般不会抽时间读达尔文的书，同样，我们大多数人也丝毫不愿意研究那些自己不认同的观点。
把反对意见屏蔽是很容易的，因为多数人不会花太多时间同价值观迥异的人待在一起，就算待在一起也绝少讨论双方的分歧。我们谈天气，不谈气候变化；谈最近度的假，不谈最近堕的胎。没有人会为此指责我们，因为这是社会普遍赞同的行为方式。我称之为“反对意见不足”的元凶之一，而大多数人只会说这是礼貌之举。美国礼仪文化的旗手艾米丽■波斯特（EmilyPost)劝导说：“只说那些别人愿意听的话，只做别人接受的事。”
这条建议对于不善社交的赴宴嘉宾或许适用，却丝毫不能帮助我们修复观念中的缺陷。为了达到后一个目的，最好听一个不太礼貌的消息源给我们的不太礼貌的建议。魔术师兼喜剧演员佩恩?吉列特（PermJillette)(他说的话应该会吓倒彬彬有礼的波斯特）曾经在电视节目上嘲笑传统礼节都是“狗屁”。他在接受著名男性网站AskMen.com的采访时批评了“忍住反驳意见是对别人的宽容”这一见解。他说，“憋着话不说是故步自封，是拒绝批评。你想到什么疯狂的事，如果只在脑袋中想想，就听不到别人说：‘你脑袋坏了吧？’”换句话说，吉列特认为：“要发现自己的错误，最快的办法就是说出你的想法。”
吉列特也许言之有理，但波斯特及其追随者推崇的礼仪才是社会主流。很多人面对反对者不愿陈述己见，同时也不愿反驳他见。我有个朋友出了名的内向，她说她已经彻底放弃反驳自己不赞同的人。“不管那个问题对我多么重要，不管大多数美国人不赞同我的感觉想起来多么可怕，我还是在99.9%的时候选择沉默，因为反驳之后生活更糟。”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看。比如，福音传道士就认为传播他们的看法、纠正别人的错误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还有杰瑞?斯布林格（JenySpringer)之类的人，看到任何冲撞了他们髙调言论的事，都敢于骂狗屁（就像吉列特一样)。但我朋友担心改变不了别人的思想，这是普遍存在且有根有据的忧虑。这就谈到了“反对意见不足”的第三点，即我们听到外界非议时，往往置之不理。实际上，我们不自觉地倾向从信任的人那里获得信息，也不自觉地屏蔽不熟悉或不喜欢的人的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