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和观念的作用是相互的。我们因为社区而形成了观念，也因为观念而建设了社区。现代社会中最好的例子恐怕莫过于网络。有了互联网，相隔万里的人也能凭兴趣组成同盟。但物以类聚的现象其实古已有之，早在方便的搜索引擎出现之前，古伊壁鸡鲁主义者、正统犹太人、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身着紧身牛仔衣的独立摇滚乐手等，便同你我一样，想找出观点类似的人，条件允许时还定居在同类中间。
社会学家把这种偏好称做同类原则，即同类相吸的倾向。但我们未必公开支持同类原则。比如美国号称是多元文化的大熔炉，三分之二的人称自己愿意同背景、观念迥异的人一起生活，但实际上多数人都生活在相貌、收入、信仰乃至政治立场类同的圈子里。（就像《华盛顿邮报》在2008年总统大选后指出，“接近半数的美国人生活在政见分明的某个州，这些州总是固定支持民主党或共和党。由此可证明“人以群分”是的确存在的，这样的例子还有成千上万个。）不管是因为赞同那些人的意见才跟他们泡在一起，还是因为泡在一起才赞同他们的意见，重点都一样。我们不只是持有观念，我们还是持有类似观点的小社会中的一员。
这种成员身份带给了我们一些明显的好处。其中有些是生活上的好处，之前我也谈到过。因为集体观念根基深厚、备受支持（即使不被事实支持，起码也会被人支持）且亲切熟悉，所以对我们来说绑定集体观念必然既髙效又省事。有些好处则是利益上的回报。典型情况是，社会为那些支持主流观点的人提供职业机会和政治权力等，而叛逆者则两手空空；但最重要的好处还在于情感归依，我们身处那些赞同自己、理解自己的人群中间会感到放松、快乐而安全。就是这些心理上、物质上和实际生活中的益处，强烈地刺激了我们跟周围人保持一致意见一-尽管下面就会看到，保持一致的后果很可能是犯错、犯傻、曲解。
20世纪50年代，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做了一个在该领域研究史上最有名的实验。他把一组人（5~8人）领到教室，同时拿出两张卡片给他们看，一张上画了一条直线，另一张上画了三条直线。然后，他让大家一个个响亮地回答，第二张卡片上哪条直线跟第一张上的一样长。
从上面的图片你可以看到，这个连幼童都能准确完成的任务没多大挑战性。为了确定基准正确率，阿希也做了一个对照实验，发现被试都能够轻松地通关。
不过，实际测试中还有个陷胖——屋子里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被试，其他都是阿希的“托儿”（按心理学的专用术语称为“伪装被试”）。他们听从阿希的要求，在头几轮测试过后便众口一词地开始报出错误答案。最后，那位唯一货真价实的被试表现得令人震惊。四分之三的实验对象起码错过一次，而四分之一的人错了一半甚至更多。分开测试时，这些被试的平均错误率不足1%，身处群体之中却骤升至37%。
阿希的直线测试结果自然令人不安。谁都不想自己过分屈服于同辈压力之下，所有人都宁愿相信自己选的就是自己所想的，跟周围人选什么无关。所以，就连想一想自己为了从众而果断放弃亲眼所见的证据都会不寒而栗。更不愿去想的是，这一切还是无意识中做出的。这种无意识的可能性由埃默里大学精神学家兼神经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GregoryBems)提出，他于2005年改良并重做了一遍阿希的实验，得到的结果大同小异（“托儿”占主导的情况达到41%),但他的被试是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仪器里接受测试的，该仪器可以检测大脑各部位的活跃情况。对于那些回答错误的被试，仪器显示他们大脑活跃的部分是负责空间感的区域，而不是负责髙级认知（譬如做决策、解决争端）的部位。伯恩斯由此总结，被试以为说出的是自己的观点。他们不是为了迎合群体而有意不说正确答案，而是因为群体判断蒙蔽了他们的判断。
阿希的实验和那些高科技后续实验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这些实验反映了一个普遍现象——我们都像哥白尼生前的那些古人一样，观点深受周围人左右。其实，实验也表明，即使身边人不是邻居亲友，而是由陌生人组成的相关社区，也一样会剥夺你的判断力，哪怕是由几个人组成的社区。阿希在后续实验中发现，只要伪装被试达到三个以上，就能显示出“社会趋同”的效果，哪怕测试的答案非常简单，我们也一样做不对（比如判断直线的长度）》由此看来，当我们身处人群之中，跟周围人享有同样的历史、文化、土地，面对的又是模棱两可且复杂难辨的证据，我们该多么容易屈从于群体意识的压力啊。所以，真实的社会对我们观念的影响又强烈到何种地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