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67年，即瑞士联邦第一批成员开始投票前25年，英国哲学家兼修道士罗杰培根送给教皇克莱门特四世一本讨论错误的书。书的内容包罗万象（題目恰如其分地叫做《大著作》，主題从神学到哲学、语言学，再到光学和火药的制法等应有尽有）。此书开篇讨论了人们为什么犯错。在培根看来，所有的错误都可以归结于四大问题，即他所谓的“人心的障碍”。其中一个障碍是13世纪版的“现代蠢蛋”——不懂装懂：另一个则是权威的威慑力；第三个是对习俗的盲从，最后一个则是大众观点的影响。
此前我在论述错误和观点时，都只提到错误是个体单独跟外界互动的产物，这种互动包括感官刺激、归纳推理等。然而，罗杰?培根却把四个障碍中的三个清清楚楚地归结于社会原因。在他看来，错误是一群有才智的人聚在一起时接踵而来的暴乱。这种对错误根源的分析，在300年后的弗朗西斯?培根那里得到了响应（弗朗西斯算是罗杰精神上的继承人，此外无直接渊源）。弗朗西斯?培根同样认为人类
弗朗西斯-培根同罗杰-培根一样，也认为错误不仅仅是个人认知问题，而是滋生于社会和集体的流行病。在错误史上有个争论经久不衰——到底我们在盲从时更容易犯错，还是在闭门造车时更容易犯错？我把这个问题称做“五千万法国人”，因为有句话叫做“五千万法国人错不了”。此话出自1927年一首嘲笑美国假正经的热门歌曲。
我们的时装都来自巴黎，就算祐裤短不及膝，
五千万法国人错不了。
如果他们希望女人的衣服穿得越来越少，越少越好，五千万法国人錯不了。
我们为自由而自豪，
虽然遭到他们的嘲笑，
五千万法国人错不了。
简单总结一句，即大家都做的事情一定是好事。这个观念不仅在流行歌曲里被唱出，在其他领域里也广受支持。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托马斯‘季洛维奇发现：“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信某件事的人数越多，那件事就越有可能是真的。”而法律学学士凯斯?桑斯坦指出，“这种顺从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愚蠢举动。”因为“你可以从其他人的决定中得到启发，知道哪些是真正该做的事情”。金融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把这一概念称做“社会证据”，也就是说，“如果大多数人都在做某件事或相信某件事，那么一定有很充分的原因。”®
然而“五千万法国人”也有另一面，那就是你妈妈最爱问的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跳崖，你也跟着跳吗？”所以，你不能做一只旅鼠，你应该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罗杰?培根和弗兰西斯?培根也赞同这个看法。（两位德髙望重的英国人和你妈妈错不了。）以约翰?洛克和大卫?休谟为代表的哲学家进一步明确了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二手信息不管多么普及、多么有说服力，始终不足以作为理论的依据。在这些思想家看来，只有亲自观察和经历过的事情，才是自己真正懂得的事情。
独立思考自然是值得嘉许的目标，但未必是规避错误的好办法。因为尚存三大问题。首先，过于美化独立思考，一不小心就会为那些稀奇古怪的思想提供庇护所。只要把反对派看做受了集体的荼毒，受了群众疯狂的蛊惑，把自己看做唯一清醒的人，无论反对者如何多、如何聪明、如何了解事实，你都可以一概拒之不理。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已经见过），第一手观察和经验未必就比二手信息靠谱儿。如果罗伯特?巴特利特船长看到350英里外有冰岛的冰川时，相信自己所见是真，而航海图记载的是假，那么他就会对自己所处的位置得出错误结论。（这是第一手信息与第二手信息的典型案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坦白地说，我们不可能完全独立思考。每个人从根本上都是依赖于别人的，如果真的不惜代价完全独立思考，那么绝大多数自以为知道的事情都不能算是知道。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写道：
“我发现自己相信的很多事情其实没亲眼见过，或者发生的时候我不在现场。比如世界上的许多历史事件，比如很多我从未去过的城镇、地方，比如从朋友、医生或其他人那里听来的许多话。但如果不相信这些事情，我们必定会一生一事无成。”
①作者注：应该澄清一点，季洛维奇、桑斯坦和索罗维基都承认这种“从众”的逻辑有严重缺陷。先不说别的问題，季洛维奇指出，我们大家都以为自己的意见代表大部分理性同胞的意见，可是我们未必清楚群众真正的共识是什么。索罗维基很相信群众的智慧（2004年他还出版过《群体的智慧》一书），不过前提是群众的决定是由很多意见独立的人士共同协商出来的，而不是由一小群人滚雪球似的灌输给大家的。桑斯坦则承认“从众”是产生危险的前提，在政治领域里尤其危险，所以他在著作《为什么社会需要不同童见》中着重讨论了这个问題。
请记住，这是在1600年前写下的感想。当时拓荒时代还没开始，数据和思想还没有开始传播。工业革命之后，信息进入加速传播的时期，而直到现代信息技术出现后，数据才以超乎想象的速度传播。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以传统或新兴方式获取很多信息，每当我们读报纸、乘飞机、査询维基百科、给孩子打（或不打）疫苗、相信父母是亲生父母时（奥古斯丁认为这个例子再好不过了，因为我们大多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现在的父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但谁也没在现场了解过），我们都是在依赖二手信息。
就连专家学者也时常依赖别人的知识，依赖程度可能比你想象得高很多，甚至会让你毛骨悚然。比如我嫂子最近看病时，瞥见医生在用谷歌搜索应服药物的剂量，还有李奧纳特?苏士侃的例子。苏士侃是斯坦福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也是弦理论的提出者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科学界专家。但他有一条基本原则：“如果我把硬币扔100万次，我可以肯定，扔出来的绝对不可能都是正面。”他曾写道，“我不是个赌徒，但我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和灵魂打睹……大数定律（可能性理论）是对的，对这一点我百分之百肯定，大数定律一定会保证我正确。而且它也是所有科学的基础。”但他总结说，“但我无法证明大数定律，也不清楚它的原理是什么
换句话说，这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对自己领域里的基本槪念也没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推想，苏士侃对其他领域所知更少。过咸的食物是否会使血压升高，而萝卜是否在沃土中生长得最好——这些他不清楚，我们也不清楚。我们大部分的观念仅仅是一种信任，相信自己正确是因为相信别人正确。
如果能把握好依赖别人（不管是前人，还是身边人）的尺度倒也挺好。浮生短暂，有多少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逐一验证有关萝卜的事实上呢？借助别人的成果可以节省自己很多时间。本质上，还相当于给自己增加了亿万个大脑。我就是从别人的叙述中才得以知道托马斯?杰斐逊私下里的为人如何，知道孿登珠穆朗玛峰的感受如何，知道马里亚纳海沟深处潜伏着什么生物。正是有了二手信息，生活才变得髙效有趣。
既然说到对二手信息的依赖，就不得不提及一个有关观念本质的重要问题。我们周遭的世界到处充斥着二手信息源，从白宫新闻秘书到世界新闻周刊，从汤姆马格里欧茨、雷?马格里欧茨到伦班（RabbiMosesbenNachman，1194-1270)。我们显然不是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信息。那么怎样知道该相信哪些信息呢？一种办法是（又回到上章所说的理想思想家标准了）要以一系列理性标准来评估这些信息源。比如看这个消息源以前是否可靠，提供正确消息的槪率为多少，是否对公布的信息做过公开合理的检测，是中立还是带有偏见，是否为其他人（尤其是该领域的权威人士）所信赖等。
我们所有人都不时地以这种方式来仔细全面地审核信息源，因为这是一种探索知识的理想方式，所以我们把这个办法教给别人并期许他们这么做，特别是学术领域的学生、学者、教授更应起到表率作用。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不按这套规矩办事已成为惯例，我们相信信息不是因为审核过信息源，而是先相信信息源再接纳信息。哲学家阿维赛?玛格利特精辟地总结道：“我不是身陷观点的网络中，而是身陷证人的网络中。”所谓证人，就是那些证实各种观念的人和机构。我们对证人的态度，预先决定了我们对其提供的消息的态度。正如玛格利特所说，“我相信（证人）在前，相信（其观点）在后。”
对证人的信任在前——这虽然不符合我们的感觉，但实际上我们却奉之为首要原则。所有人都身陷玛格利特所谓的“证人网络”中——不是一个网络，而是很多个我们也不是偶尔陷进去，而是从呱呱坠地到灵魂归地一直陷在里面。无数评论家总结道：“‘证人网络’导致我们的观点有了一定的偶然性。”比如蒙田就说过：“(人们）要么因为国家习俗，要么因为成长环境，要么因为机缘巧合而被分配到某一观点中，就像被一阵暴风雨卷来卷去一样，他们自己做不了主也别无选择。因为这种分配经常在他们懵懂之初就完成了。”®言下之意既明显又让人气恼——主要是因为它违反了“因为正确所以正确”的原则。由于我们都相信自己的看法有事实为据，所以当然不喜欢听到有人说你相信这些观点主要是因为出生在塔斯卡卢萨而非迪拜。
①作者注：最好的证据是，要知道某人的政治倾向，只要看看他们父母的政治倾向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