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错误史，这两派观点并没有哪一派消亡而另一派兴旺，而是千年来一直僵持不下辩论至今。这期间除了继续争论犯错是畸形还是正常这一问题外，另外还增加了几个问题作为补充，不过都跟第一个问题有密切联系。首先一个问题是，错误到底会永远存在还是有一天终将消失？英国哲学家詹姆斯-萨利（JamesSully)认为大多错误最终是可以克服的。他于1881年出版的《幻觉》（Wfons)堪称是早期研究错误的著作中最完善的一部。萨利在书中总结道：“我们新近才学会了反省自己。随着这项能力提高，失误可以不断减少，直到消失。”
半个世纪后，美国心理学家约瑟夫-査斯特罗（JosephJastrow)表达了类似观点。査斯特罗编纂过《人类犯错的故事》这是一本收录各个时代各种人所做的蠢事的全集。既然名曰“故事”，自然有开头、中间和结尾。而査斯特罗显然认为我们已经大步迈向犯错的终章。他一边赞美“现阶段科学的巅峰成就”，一边声称“一旦把这些成就用于造福人类大脑……我们就能迈出铲除错误的关键一步”。査斯特罗当初产生编书的念头，是受到了1933年世界博览会的鼓舞，因此他有这种想法也顺理成章。毕竟世博会这类盛典，经常高奏凯歌颂扬人类终将达到完美的巅峰。比如1939年纽约世博会，主题为“未来世界”的展会便指责参观者“居然还相信信念和观点，不知该相信的只有事实”，同时也预言今后“我们都会像今天那些训练有素的科学家一样，对于新观点张臂欢迎、反复审核、最后偷快接受。这一切都会按照真正科学的方式来做”。
现在回头看这些梦幻的预言，我们必然认为它们过时又天真，简直傻得不可救药。预言虽过期了，但我们的想法却没变。我们始终幻想着随着生理进化和技术革新，随着理想社会的建立和上帝谕旨的传播，人类终究能把错误连根除掉。其中隐含的意思是，我们都应该想要消灭错误。有时候也确实应该有这种想法。譬如，如果能保证核产业永远不出岔子的话，全人类都该欢欣鼓舞。但是消灭“所有”错误又得另当别论，且不论实际操作行不行得通，首先，这个目标本身就有三个问题：第一，要相信能铲除错误，就得相信我们能不断地区别谬误与真理。但这样一来，必然会一直惦记着犯错的可能性，岂不跟铲除错误的想法相冲突？这可谓错误学上的窘境——要想不犯错，首先要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任你再怎么好心、再怎么真诚地想要除掉错误，最后还是会引发意想不到的结果。正如把害虫从生物圈中拿掉一样，很快你就会发现蜂鸟、土拨鼠、美洲狮也都跟着灭绝了。读完这本书后，即使你不相信错误有好处，但我希望你能相信错误跟很多有益的东西分不开，而那些东西你绝对不希望消除掉，比如我们的才智。
第三，许多人说要除掉错误，其实都没安好心——哪怕安的是好心，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给其他初衷良好的人抹了黑。这里就拿萨利举例，他断言“那些未经开化的野蛮人和土著人总是犯最粗俗下流的错爆”。又如，帮助过査斯特罗编纂选集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东（RahlphLinton)说：“异教徒的那些文化，说好听点儿是人类过错的代表，说难听点儿是撒旦的策略，撒旦用这一招儿来保证那些注定该死的人逃不出他的手掌。不管怎么说，基督徒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消灭这些异教徒。”这些言谈清楚地表明，我们容易认为那些背景、信念不同的人是错的，这种想法应该引以为戒。同时也表明，号召人们消灭自己不认同的观念，与号召人们消灭代表那些观念的机构、文化乃至人民仅一步之遥。
“错误可以铲除”反映了我们可怕的反动思想，但这一观点的核心又是进步的。该想法认为人类的成就会有一个巔峰，只要一步步减少错误，最后彻底消灭错误，我们就可以攀上那个巅峰。不过，另一种对立的思路也同样进步。而且出人意料的是，这种思路不但不强调根除错误，反而强调要延续错误。该观点产生于科技革命时期，是依据科技革命的标志性成就——科学方法而提出来的。距那次革命400年后的现在，我们毎个人都在初中课本里学到了这套科学方法，足见其成功。这个方法表述起来很简单，虽然实践起来未必容易。其主旨是根据科学观察提出科学假说（假说必须可证)，再进行科学试验（实验必须反复得到相同结果)。一切顺利的话，最后可获得一套理论，该理论不仅逻辑合理，而且饱经实践检验，可以解释自然现象之谜。
科学方法既是科学求知的目标，也是知识进步的手段，从本质上讲，它还是一座标志错误用处的里程碑。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观点正确，为此费心调査研究，科学家却倾向于证明观点错误，虽然未必个个如此，但多数科学家会力图驳倒现有的观点。因此假说的一大关键特征便是可能有误。（假说必须可以检测，也必须多次接受检测。）而理论的一大关键特征则是虽未被证明有误，但无论多少证据支持它、多少专家赞成它、多少大众喜爱它，终究还是可能有误。其实就像上一章中所说的，理论沦为谬论多半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在理论暴露出问题后，人们不会说科学退步了，反而会说科学进步了。这就是科技革命中的关键发现，知识要进步，那么旧的理论就必须坍塌，新发现和新见解必须取而代之。以这种进步模式来看，错误非但没把我们从真理旁边引开’反而带领我们一步步朝真理靠近。
自科技革命以来，西欧的杰出思想者都逐渐接受这一原则并推而广之。在他们看来，不仅科学理论遵循这套“坍塌一替代一进步”的发展模式，政治、社会、美学领域也无不如此。这些思想者在本质上诊断出了全社会各代人都患有的“错盲症”。我们看不出文化中的共同错误，亦如看不见自己的错误。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些错误一定潜伏在某个角落。
那些思想家是秉承着坦诚的态度才获得了这一发现。在他们生活的时期，那些存在了1500年的基本真理，在短时间内要么成了妄言，要么被大量涌入的新信息取代，这些新信息包括以前未知的动植物发现、地质地理探索、宇宙构造研究、人类文化的覆盖面和多样性等。在现代这个全球联系紧密的社会，我们只要看一眼谷歌地图就能把世界尽收眼底，所以很难理解新信息在当时所引起的情绪波澜和知识颠覆。假如明天有不明飞行物降落在匹兹堡，我可能就会感同身受了，一方面为错误震慑，另一方面又为未来激动。而我对宇宙的看法，自然也需要彻头彻尾地推翻重建。
面临着这种重建的任务，许多思想家总结道，要完成浩大的知识重建工程，最合适、最保险的工具当属“怀疑”。这种怀疑应该是对一切事物深刻、持久而有理有据的怀疑。所以，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哲学家兼散文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ddeMontaigne)才会在书房门上刻了一行字：Quesais-j(我懂什么？）笛卡儿才会给自己安排任务，要对一切事情抱有怀疑，乃至怀疑自身的存在（后面章节会展开讨论)。这些思想家不是虚无主义者，连怀疑论者都算不上。他们相信真理，也渴望发掘真理。但是他们对错误心有余悸，害怕再犯严重错误，并且明白只要时间足够久，哪怕现在所坚信的最神圣的信念，有一天也会跟错误差不多。
这一观点的新奇与激进之处倒不在于它暗示了把真理同谬论区分开有多么困难。早在柏拉图时期的人们就认识到了这种困难，连《圣经〉》里也有记载，比如说分清楚真假先知就是个难题（《圣经》》第二章《哥林多前书》里写道，“撒且也装做光明的天使”)。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也应该对这种困难毫不陌生，从中世纪思想家的作品里常常可以看到错误被形容为ignesfatui(字面意思是“愚人之火”，但一般翻译为假火或鬼火)。今天，我们把鬼火称为磷火。在民间故事里，鬼火是神秘闪烁的亮光，粗心大意的游客看了它，以为是火光，便追过去越走越偏，最后往往走到沼泽深处或悬崖边缘。更朴实的说法是，鬼火也指强盗所生的火，游客看到后受了愚弄，误以为有火光处有人家，便走过去找旅舍或找村庄。不管是哪种说法，寓意都大同小异，说的都是错误披上了真理之光的外衣带领人们误入歧途。但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却注意到鬼火另一层不为人知的寓意。他们总结说，不能简单地把错误看做一片缺少真理之光的死寂黑暗，其实错误自己也会发光。不错，那团光亮可能摇曳不定、亦幻亦真，但依然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按着这种思路，错误与其说是真理的反方向，不如说是真理的渐近线，它带领人类朝真理靠近，不断地发现新理论，哪怕只是一时正确的理论而已。
这就是错误史上另一场重要的辩论，辩论焦点在于，错误到底是阻止我们找到真理，还是引导我们走向真理。传统观点认为错误是拦路虎。而另一种观点我们已经见过，该思路在科技革命时期提出，在启蒙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真正成熟于19世纪早期。当时，法国数学家及天文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Pierre-SimonLaplace)利用我们现在熟知的“钟形曲线”完善了误差分布理论。所谓钟形曲线也称为错误曲线，或正态分布，用来把那些独立无意义、不精确、特殊的数据聚拢到一起，最后绘出一个精确而有意义的完整宏图。
比如，拉普拉斯便采用这条曲线来计算星球的精确轨道。人类从文明之初就在计算星球的轨道，但以往的记录都不准确，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人为误差影响。而使用正态分布图后，就可以把那些独立的误差数据集中到一个图表上，于是拉普拉斯描绘的银河系便精确了很多。之前的思想家为了提高准确度而努力摆脱错误。拉普拉斯却发现错误应该多多益善，只有收集到足够多有偏差的数据，才能一睹真相的究竟。作家路易斯?梅南德（LouisMenand)总结说：“拉普拉斯的统计学并没有无视错误，而是计算出错误的数量，这就是其高明之处。”那个特殊时期的思想家不仅相信真理存在，也明白错误俯拾皆是。所以，钟形曲线对他们来说就像圣杯一样，你把错误截成合适大小，连哄带骗地拐进圣杯，最后便能一睹真理的模样。
①作者注：拉普拉斯为钟形曲线嬴得了美名，比利时天文学家阿道夫?凯特勒却为钟形曲线赢得
了一些骂名。他搜集了关于人类身髙、犯罪史、孩子个数和死亡年龄的信息，最后像拉普拉斯画出星空图一样，画出了人类数据的图谱。依靠误差分布理论，他把单个人的怪异特点算做错误，而当所有怪异特点综合到一起后，就能看出正常的标准。凯特勒的发明加深了自古以来人们的一个概念，那就是反常的就是错误的，而正常的就是正确的（也正是凯特勒提出了统计学上“平均人”的概念)。
一个世纪之后，弗洛伊德也成了这个观点的强力拥趸，他也相信错误可以揭示真理而不是妨碍真理。弗洛伊德之前的思想家主要是对外在真理感兴趣，重点关注的是自然或上帝所构造的事实，而弗洛伊德的研究领域则是内在世界。他所在乎的真理潜藏在我们潜意识中，原则上不为理性大脑所见。不过，弗洛伊德又在《日常生活之精神病学》里谈到，我们偶尔也能瞥见这些真理，比如在别人犯了错时。今天，我们把那些不小心说出口的真话称为“弗洛伊德式失言”（FreudianSlip)，换用俗语形容便是“说漏了嘴”。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错误其实很重要，甚至根本不能把它看做一般意义上的错误。也就是说，这些失言来头不小，绝不能归咎于偶然的意外、大脑的分心，或者哪根筋搭错了等。相反，失言源自于我们那重要的潜意识，反映了心灵的至理。这样看来，错误是内心深处派遣来的大使，虽然它传播的消息难免有歪曲不实之处，但说到底，我们还得依靠这些宝贵信息来了解内心深处真实的情形。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中的真理不仅借着失言之际溜出来，也順着其他大道逃出。其中一条大道是做梦，另一条是发疯。做梦我们都会，发疯却只有少数人经历过。乍看之下，梦境和疯狂似乎偏离了本书的主题，但两者都是对现实的误读。而你大概没忘记吧，对现实的误读恰恰也是犯错的定义，且还是那个最早出现的、流传最广的定义。要了解犯错这种一般性的误读，不妨先仔细研究一下那些极端的例子。所以，接下来我想讨论一下梦境、吸毒、幻觉、发疯等。然后借助这些例子仔细看一看我们怎么依靠错误而找到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