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观念是信任别人的观念。在最重大的亊情上。我们几乎完全依靠别人的观念。——棚麄臟《信仰的絲》
这里是瑞士。这个国家政治稳定、军事中立，盛产美味的巧克力和精准的钟表。但令人震惊的是，瑞士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古老、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直到1971年妇女才获得投票权。
毋庸多言，跟其他民主国家对比起来，瑞士这一落后相当夸张。新西兰在1893年就解放了妇女，芬兰在1906年紧随其后，奥地利、德国、英国、匈牙利、波兰也于1918年跟上了脚步，美国则在1920年追上了浪潮，就连慢吞吞的法国和意大利也在“二战”后陚予了女性投票权，而阿根廷、日本、墨西哥和巴基斯坦紧接着也纷纷响应。到1971年，瑞士是少数未解放妇女的国家之一，其他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巴林、约旦、科威特、萨摩亚和伊拉克。
与另外几个国家不同的是，瑞士在全球一直是其他领域里的领头羊。瑞士不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率傲人，而且政局的稳定性和个人的自由度也领先，在医保、教育、扫盲运动（包括对女性的扫盲）和生活综合质量方面更是翘楚。可为什么偏偏就在妇女投票权上落单呢？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我们作为社会的一员（无论是国家那种大社会，还是街坊这种小社会），社会对我们的价值观造成了哪些影响？为什么有时候与别人分享了意见，反而导致我们对外界的异议置若罔闻？
起初，瑞士在女权问题上并不特立独行。跟其他发达国家一样，瑞士的妇女解放斗争也始于19世纪初并成型于世纪之交。随着运动逐渐推进，其他国家的女权主义者节节胜利，西方世界一步步承认妇女的政治平等地位，唯有瑞士却越走越偏。早在1929年，这一趋势已现端倪，当时美国杰出的女权主义者凯莉?査普曼?卡特责备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朋友“落后于时代”，她不明白“为什么瑞士的男人和女人跟不上世界其他地方的风潮”。
卡特于1947年逝世，这个问题困扰了她的余生。1959年以前，提倡妇女选举权的议案始终没能进入瑞士全国公投。而到1959年，也就是卡特发表看法后30年，议案虽然提交到公投，却以31:67的比例遭到惨败。但沉重的打击之下也闪烁着希望之光，瑞士史上第一次有行政区域（即坐落于西南部的沃州）把选举权陚予女性公民。几年后，其他行政区域（瑞士共有26个行政区域）也相继效仿。
这虽是个值得欣慰的进步，却导致了一个有点荒唐的结果。瑞士的行政区域虽能决定本地和本州的选举权，但是国家的议案权和公投权还得由联邦政府说了算。这种权力分配制度原本运行良好，可是随着国家和地方关于选举权的冲突愈演愈烈，情况就不妙了^1968年，莉斯?吉拉丹出任日内瓦首任女市长，拥有管理瑞士第二大城市的权力，但她依然没有资格在国家选举中投上一票。
就在吉拉丹上任的同年，又一事件刺激了瑞士原本举步维艰的女权运动。在《欧洲人权公约》出台18年后，瑞士首次表示有意向签署公约，但前提是可破例获准不陚予妇女政治权利。听到这一提议，愤怒的女权主义者涌上伯尔尼街头，组织了瑞士女权斗争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国家大游行之一。
不知是由于人权公约引发的骚乱，还是由于联邦和地方政府对投票权的分歧越来越大，或者仅仅是由于时代的影响（虽然瑞士以中立和孤立而闻名，但面对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各国风起云涌的社会运动，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总之，纯男性选举团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1971年2月，瑞士再次举行公投，而这一次瑞士男性决定本国女性应当享有投票权。最后的票数是66:34,差不多正好是1959年票数的逆转。
故事还没讲完。社会的类型有大有小，虽然在1971年瑞士整个国家级社会已经意识到剥夺妇女的投票权是错误之举，但国内的一些小社会却不以为然。全国公投通过后，多数行政区域纷纷修改法案表示配合，但还有两个地区抗令不遵。其中一个是外阿彭泽尔州，当地男性直到1989年才把投票权授予女性；另一个是内阿彭泽尔州，该州从来不曾陚予女性选举权，直到瑞士髙级法院强制执行指令才算了结此事。说来讽刺，高级法院此举也是因为许多书籍上提到联邦政府已通过（男女）平等权利修正案，为了做到名副其实而已。当时已经是1990年。放眼全球，一般国家的妇女获得选举权比男性平均晚47年，而瑞士男性早在1291年就聚集在市中心广场投票，全民普及却用了整整7个世纪。
(图解：1968年一张反对女性投票权的海报。海报上方的文字说的是.“别让我们参与进来I■?下面的文字意为，■?不要女权主义！”）
在今天的发达国家里，人们已经把女性投票权视做天经地义的事情。而这个议题居然在西方被搁置了那么久（而且是在瑞士那么繁华、髙素质、民主化的国家），实在是个振聋发聩的警示。从此事可以看出，我们以为不言自明的信念可能只在某些社会受到追捧，在另一些社会却遭到唾弃。由此便出现了一个让人不安的有关信念本质的问題。所有人都希望自己的世界观哪怕不够完美，起码本质上还是趋近于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观点不随证据而改变，却像语言、货币和限速一样因地域而不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