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新儒家的反动
陆王学派就是反对这种保守主义的革命,在王守仁时期,这种革命运动达到最高潮。陆王学派用简易的方法,诉诸每个人直觉的知识,即良知,也就是各人“本心”内在的光明。陆王学派,虽然始终没有像程朱学派那样为国家官方承认,却和程朱学派一样地有影响。
但是王守仁的哲学也被人误解和滥用。照王守仁的说法,良知所直接知道的是我们意志或思想的伦理方面。它只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但是不能告诉我们怎么做。要知道在一定情况下怎么做我们应该做的事,王守仁说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实际做法。可是后来他的门徒发展到似乎相信,良知本身能够告诉我们一切、包括怎么做。这当然是荒谬的,陆王学派的人也确实吃尽了这种谬论的苦头。
在前一章的结尾,我们已经看到,王守仁用禅宗的辩论方法批评佛家。这样的一种辩论方法,恰恰是最容易被人滥用的。有一个讽刺故事,说是有个书生游览一个佛寺,受到执事僧人的冷遇。有一个大官也来游览,却受到最大的尊敬。大官走了以后,书生就问僧人为什么待遇不同。僧人说:“敬是不敬,不敬是敬。”书生就照僧人脸上狠狠打了一耳光。僧人愤怒地抗议道:“你为什么打我?”书生说:“打是不打,不打是打。”王守仁的时代过后。这个故事流传开来,无疑是批评王学和禅宗的。
王守仁生活在明朝(1368一1643年),这是一个汉人的皇朝,取代元朝(1280一1367年)的蒙古人皇朝。明朝被国内革命和外部侵略所推翻,代之以清朝(1644—1911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非汉人统治全国,这一次是满人。可是对于中国文化,满人比蒙古人百倍同情。清朝的前二百年,整个地说,是中国内部和平和繁荣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文化有了重大进展;但是在其他方面,这个时期滋长了文化的和社会的保守主义。官方方面,程朱学派的地位甚至比前朝更为巩固。非官方方面,对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在清朝都发生了重大的反动。反对程未陆王的领袖人物,都谴责他们在禅宗和道家影响下,错误地解释了孔子的思想,因而已经丧失了儒家固有的实践方面。有人攻击说:“朱子道,陆子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谴责并不是完全不公正的,这从前两章就可以看出来。
可是从哲学的观点看来,这种谴责完全是不相干的。正如第二十四章指出的,新儒家是儒家、佛家、道家(通过禅宗)、道教的综合。从中国哲学史的观点看来,这样的综合代表着发展,因此是好事,不是坏事。
但是在清朝,儒家的正统地位空前加强,谁若说新儒家不是纯粹儒家,就等于说新儒家是假的,是错的。的确,在新儒家的反对者看来,新儒家之害甚于佛、道,因为它表面上符合原来的儒家,更容易欺骗人,从而把人们引上邪路。
由于这个原故,清代的学者们发动了“回到汉代”的运动,意思就是回到汉代学者为先秦经典所作的注释。他们相信,汉代学者生活的时代距孔子不远,又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因此汉儒对经典的解释一定比较纯粹,比较接近孔子的原意。于是,他们研究了浩繁的汉儒注释,都是新儒家所摈弃的,他们将这种研究称为“汉学”。这个名称是与新儒家对立的,他们称新儒家为“宋学”,因为新儒家的主要学派兴于宋代。从十八世纪到本世纪初,清儒中的汉学与宋学之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论争之一。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它实际上是对古代文献进行哲学的解释与进行文字的解释的论争。文字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原有的意思;哲学的解释,着重在它相信的文献应有的意思。
由于汉学家着重古代文献的文字解释,他们在校勘、考证、语文学等领域作出了惊人的成绩。他们的历史、语文学和其他研究,的确是清代文化最大的独特的成就。
在哲学上,汉学家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在文化上,他们确实大大打开了当时人们的眼界,看到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广阔成就。在明代,绝大多数读书人,在新儒家的影响下,只需要应付科举考试的知识、全部精力都耗在“四书”上。其结果,对另外的文献,他们简直毫无所知。到了清儒致力于古代文献文字整理工作,他们就不可能仅仅限于儒家经典了。当然,他们首先从事的还是儒家经典,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完以后,他们就开始研究正统儒家以外各家的古代文献,如《墨子》、《荀子》、《韩非子》。这些书都是长期被人忽视的。他们的工作是改正羼入原文的许多讹误,解释词语的古代用法。正是由于他们的劳动,这些文献现在才比以前,例如明代,好读得多了。他们的工作,在复兴对于这些哲学家进行哲学研究的兴趣方面,的确大有帮助。这种哲学研究,是近几十年在西方哲学传入的刺戟下进行的。我们现在就要转入这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