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及其关于各家起源的理论
对“百家”试行分类的第二个历史家是刘歆(公元前46？一公元23年)。他是当时最大的学者之一，和他父亲刘向一起，校对整理皇家图书。他把整理的结果写成附有说明的分类书目，名为《七略》，后来班固(公元32—92年)用它作为《汉书·艺文志》的基础。从《艺文志》中可以看出，刘歆将“百家”分为十个主要的派别，即十家。其中有六家与司马谈列举的相同。其余四家是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刘歆在结论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句话是说，小说家没有其他九家重要。
这个分类的本身，并没有比司马谈的分类前进多少。刘歆的新贡献，是他试图系统地追溯各家历史的起源，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后来的学者，特别是章学诚(1738一1801年)、章炳麟(1869一1936年)，大大发挥了刘歆的理论。这个理论的要义，是主张，在周朝(公元前1122？一前225年)前期的社会制度解体以前，官与师不分。换言之，某个政府部门的官吏，也同时就是与这个部门有关的一门学术的传授者。这些官吏，和当时封建诸侯一样，也是世袭的。所以当时只有“官学”，没有“私学”。这就是说，任何一门学术都没有人以私人身份讲授。只有官吏以某一政府部门成员的身份才能够讲授这门学术。
这个理论说，周朝后期的几百年，王室丧失了极力，政府各部门的官吏也丧失了职位。流落各地。他们这时候就转而以私人身份教授他们的专门知识。于是他们就不再是“官”，而是私学的“师”。各个学派正是由这种官、师分离中产生出来的。
刘歆所作的全部分析如下：“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其所长也。“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其所长也。“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养三老五更，是以兼爱；选士大射，是以上贤；宗祀严父，是以右鬼；顺四时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视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长也。“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孔子曰：‘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颛对，虽多亦奚以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此其所长也。“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尧狂夫之议也。”(《汉书·艺文志》)
对于十家的历史的起源，刘歆所说的就是这些。他对各家意义的解释是不充分的，他把各家各归一“官”有时也是任意的。例如，他描述道家思想，只涉及老子，完全忽略了庄子。又如，名家与礼官的职能也并无相同之处，只有一点，就是两者都强调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