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历史中的一大谜团就是印欧语系的起源问题。今天，印欧语系涵盖了位于几乎整个欧洲、亚美尼亚、伊朗和印度北部的一群密切相关的地方性语言。近东地区则缺了一大块儿，过去5000年来，印欧语系只在它的外围打转，而最早的文字就是在那里发明的(43)。
第一个注意到印欧语系内部相似性的人是威廉·琼斯（WilliamJones），他是英属印度加尔各答的一名法官，从学生时代就学过希腊语和拉丁语。后来他又学习了一种印度古代的宗教语言，也就是梵语。1786年，他写道：“梵语不管多么古老，它的结构是令人惊叹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比二者更精练，但是与它们在动词词根方面和语法形式方面都有很显著的相似性，这不可能是偶然出现的。这种相似性如此显著，没有一个考察这三种语言的语言学家会不相信它们同出一源，只是这个源头可能已不复存在。”(44)39两百多年过去了，学者们仍然对这些高度相似的语言是如何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心存困惑。
1987年，科林·伦福儒提出了一个理论，试图对印欧语系如何形成当今的分布态势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在他的著作《考古与语言：印欧语系起源的谜团》（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 The Puzzle of Indo-European Origins）中，他认为，在今天欧亚大陆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语言的同质性可以用同一个事件来解释：9000年前以后，从安纳托利亚出发的、传播农业文化的人类扩张。40他的观点植根于这样一种理念，即农业给安纳托利亚人带来了经济上的优势，使得新的人群得以大量扩散到欧洲。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重大的人类迁移是小型社会实现语言变更的必要条件，所以，像印欧语系的传播这样影响深远的现象，极有可能是由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推动的。41但是，由于在考古学上找不到好的证据证明之后又有大规模人口迁入欧洲，而且一旦在某个区域建立起了密集的农业人群，就很难想象另外的群体如何能再找到立足之地，所以伦福儒和他的追随者们就得出结论：可能就是农业文明的扩散将印欧语系带到了欧洲。42
鉴于他当时掌握的数据，伦福儒的逻辑非常令人信服。但是针对他的结论，也就是他认为的安纳托利亚农业文明的扩散为因、印欧语系的传播为果，古DNA的研究结果已经提出了质疑：5000年前以后，又有一波人口向中欧地区大量流动，并带来了绳纹器文化。伦福儒先设立了这么一个基本原则：农业进入欧洲之后，不可能再有一次人类迁徙的影响力大到可以引起语言的变更。然后，伦福儒构建了“安纳托利亚假说”，而且吸引了大批拥趸。但是，理论总是需要建立在数据基础之上的，而数据表明，颜那亚人也对人口起到了重大影响——实际上，在当今的北欧，最重要的单一血统来源是颜那亚人或者与颜那亚人关系紧密的群体。这说明，颜那亚人的扩张过程中，很可能同时将一种新的语言传遍了欧洲。过去几千年来，印欧语系在欧洲广泛存在，而且与颜那亚人有关的人类迁徙比农业文明的扩散从时间上看要近得多，这使得我们不能小觑以下的可能性：至少在印欧语系中的某些语言，甚至是全部，是由颜那亚人传播的。43
安纳托利亚假说的主要对手是“草原假说”，也就是印欧语系是从黑海与里海北部的草原上传播而来的。在没有遗传学数据之前，支持草原假说的最好的论据是由大卫·安东尼提出的。他表明，如果印欧语系的共同起源早于6000年前，那么绝大多数当代印欧语系中的共享词汇就不可能保持一致性了。他主要的发现是，所有印欧语系的现存分支，除了最早独立的安纳托利亚语（已经灭绝，如古赫梯语）以外，都保留着与车子（wagon）有关的共享词汇，如车轴（axle）、轭具杆（harnesspole）、轮子（wheels）等。安东尼解释说，今天所有印欧语系的语言，从印度东部到大西洋西岸，都源自一个使用马车的古代人群，而这人群的历史不可能比6000年更长，因为我们从考古学证据中可以知道，6 000年前轮子和马车还正在传播呢！44仅这一条规则，就把在9000年到8 000年前发生的安纳托利亚农业扩张给排除在外了。显然，现在最好的候选者是颜那亚人，因为在大约5 000年前，轮子和马车都已经广为使用了，而颜那亚人非常依赖这两者。
如果我们针对欧洲和印度都评估一下草原假说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些草原牧民的迁徙规模大到足以将已经定居的农业人群替换掉，而且同时带来了一种新的语言，那么，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放在印度身上一定不靠谱。印度和欧亚大草原之间隔着阿富汗山区的崇山峻岭，而欧洲则没有这种屏障。然而，这些草原牧民们的确克服了艰难险阻，冲进了印度。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在印度，几乎每一个人的血统都是两个高度分化的人群混血后的结果，而其中一个血统的一半就直接来自颜那亚人。
虽然遗传学数据指出了颜那亚人在印欧语系传播中所起到的核心作用，并决定性地扭转了局势，有力地支持了某些修正过的草原假说，但是有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原始印欧语的发源地在那里，也就是在颜那亚人大力推行这些语言之前，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在说原始印欧语？人们从赫梯帝国和与其邻近的古代文化中复原出了4000年前的泥板，在解读出了上面的安纳托利亚语之后，发现它并没有与当今的印欧语系语言共享与马车、轮子有关的一整套词汇。迄今为止，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古DNA数据也没有呈现出和颜那亚人类似的草原血统（这里说的只是间接证据，赫梯人自己的古DNA数据还没有发布）。不过，这倒是提醒了我，很有可能，第一个开口说原始印欧语的人群居住在高加索山脉以南区域，也许就是今天的伊朗或者亚美尼亚一带，原因是来自那里的古DNA和我们预期中相吻合——这是颜那亚人和古安纳托利亚人的共同源头。如果这种假设是真的，那么就是这个预期中的人群派遣了一个分支去了欧亚大草原，在那里和草原上的采猎者以1:1的比例混血，从而演变成了颜那亚人，还派遣了一个分支到了安纳托利亚，形成了说赫梯语或类似语言的人的祖先。
对一个局外人来讲，DNA能够在和语言有关的争论中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当然，DNA没办法告诉我们人们使用的是何种语言。但是，遗传学能告诉我们人类迁徙是何时发生的。只要有人类流动，就会有文化的互动。换句话说，通过追踪人类的迁徙，就有可能追踪到潜在的文化和语言传播。而通过对迁徙路径的去伪存真，古DNA终于帮助人们打破了几十年来关于印欧语系起源的争论始终相持不下的僵局。现在，安纳托利亚假说已经丧失了最好的证据，而最常见的草原假说也必须要加以修正，后者认为，印欧语系的所有成员，包括古安纳托利亚语，最初的起源地都是草原。遗传学、考古学，还有语言学，三者的融合正处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的关键阶段，其中DNA一定会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古DNA革命的发现总是能对人类的迁徙提供颠覆性的、崭新的知识。这同时也表明，在这项新技术之前，我们对人群迁徙和形成的知识都少得可怜。从19世纪以来，那些认为印欧人或者“雅利安人”（Aryans）是某个“纯种”群体的看法，虽然只是一个假象，却经常煽动起民族主义情绪。45关于凯尔特人（Celts）、条顿人（Teutons）或者某个群体是不是纯种的“雅利安人”的争论也会时不时地冒出来，而这对纳粹种族主义来说则是火上浇油。有时候，遗传学数据所反映出来的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在为虎作伥，例如，一个单一的有着独特遗传背景的人群起到了传播多种印欧语言的作用。但实际上，数据真正所揭示的是，所谓纯正血统的说法极大地误导了以往的讨论。不管说原始印欧语的人是住在近东地区还是东欧地区，颜那亚人这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印欧语系的主力军，都是一个混血后的人群。那些践行绳纹器文化的人们则是进一步混血后的产物，而那些与钟杯文化有关的欧洲西北部的人们更是经历了再次的人群融合。古DNA已经勾勒出了多个高度分化的人群之间迁徙、融合的主要脉络，同时也证明这种迁徙、融合在塑造人类史前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还有人想追求所谓“纯净血统”的神话，那就是对铁一般的科学事实悍然不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