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5 000年前，也就是在草原血统进入欧洲中部的前夕，这一地区人们的血统基本上有两个来源：大部分是从9000年前起开始进入欧洲的、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第一批农民，少部分是欧洲本地的采猎者，两者曾发生过混血。同样，也是在5 000年前左右的欧洲远东地区，颜那亚人的遗传结构则呈现了不同的血统来源：一个与伊朗人有关的人群，加上一个欧洲东部采猎者人群，两者的比例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欧洲农民和与颜那亚人有关的人群大融合正蓄势待发。
草原血统给欧洲中部带来的影响体现在一种古老的文化形式上，这就是考古学家们所说的绳纹器文化（CordedWare Culture）。这种文化得名于一种手法：在陶罐的软黏土表面上用细绳压印出装饰性的花纹。从大约4 900年前起，绳纹器文化的工艺特征开始广为传播，从瑞士到俄罗斯欧洲地区都有它的存在。古DNA数据表明，在绳纹器文化之初，与当代欧洲人有相似血统的个体在欧洲开始出现了。25尼克·帕特森、约瑟夫·拉扎里迪斯和我一起开发了一种新的统计学方法，并基于此得到了一个估算结果：在德国发现的、与绳纹器文化的陶器埋葬在一起的个体，有3/4的血统来自颜那亚人，而剩下的部分来自先前居住在这个区域的农民。我们同时发现，自此以后，草原血统就一直留在了欧洲北部的所有后续考古文化中，一直到现在的所有现代北欧人。
看！遗传学数据解决了一个考古学上长期争论的难题：绳纹器文化和颜那亚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两种文化有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大型墓葬、大规模利用马匹和畜牧业，还有以男性为中心、崇尚暴力的文化——这点从他们的坟墓中找到的大槌子或者斧锤中可以得到证明。同时，两者之间又有诸多不同，尤其是陶器风格完全不同。绳纹器文化传承改进了先前中欧地区陶器的一些主要元素。无论如何，遗传学表明，绳纹器文化和颜那亚文化之间的联系就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的结果。至少从遗传学意义上讲，绳纹器文化的创造者，就是颜那亚人往西延伸的分支。
从绳纹器文化的陶罐上折射出从草原到中欧的人类大迁徙，这可不是什么干巴巴的学究成果。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历史上，这个发现都足以引起震荡。早在20世纪初期，德国考古学家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fKossinna）就作为首批拥趸之一，表述了一种理念：凡是在历史上曾在大的地域范围内扩散过的文化，都可以根据其文物在风格上的相似性加以认定。他还进一步将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等同于种族，第一次提出了可以用物质文化的传播来追踪古代的人类迁徙活动。他把这称为“聚落考古学”（SettlementArchaeology，德语为siedlungsarch?ologische Methode）。在把讲德语的区域和绳纹器文化的地理分布图叠放在一起后，他声称德国人和日耳曼语的文化根源就是绳纹器文化。在《德国东部边疆：德国人的家园》（The Borderland of Eastern Germany: Home Territory of the Germans）一文中，他提出，因为绳纹器文化覆盖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当时俄罗斯西部的疆域，所以德国人拥有道德上的权利来宣示对这些地区的主权。26
这些思想大受纳粹的拥护。尽管在纳粹上台之前科辛纳就已经于1931年去世了，但他的学术成果还是被拿出来作为纳粹宣传的材料和他们向德国以东地区提出领土要求的理由。27而科辛纳所提出的“考古学记录的变化归根结底可以用人类迁徙来解释”的信念也很受纳粹青睐，因为这符合纳粹种族主义的套路，而且很容易演绎成只有天生优越的人才能推动这样的迁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考古学家们开展了拨乱反正的工作，肃清了考古学领域的纳粹因素，对科辛纳及其同事的论点进行了批判，着重强调那些通过本地自创或是模仿而来的、与人群迁徙并无干系的物质文化变迁。他们对任何援引人群迁徙来解释考古记录变化的举动都充满戒心。今天，考古学家们的共识是，人类迁徙只是历史上文化变迁的诸多解释之一。很多考古学家仍然坚称，如果在某个遗址里发现了文化特征的重大变化，他们首先应该假设这些变化反映了思想的交流或是自发的创造，没必要一开始就扯到人口流动上去。28
所以，只要有一点将绳纹器文化和人类迁徙相提并论的风吹草动，就会警铃大作，毕竟前车之鉴摆在那里：科辛纳和纳粹都曾不遗余力地试图以绳纹器文化为基础框架来建构一个德国的国家身份。292015年，当我们在提交某份论文的最后关口，一位提供骨骼样本的德国考古学家写了一封信给所有的作者：“我们必须（！）避免……被人拿来和古斯塔夫·科辛纳的‘siedlungsarch?ologischeMethode’相比较！”后来，他和几位撰稿人辞去了作者的身份，甚至没有等到我们对论文的修改。最终，我们修改的论文中突出了我们的发现和科辛纳的文章之间的差异，着重强调了以下内容：我们认为绳纹器文化从东方而来，而与此相关的人群以前在中欧地区并不存在。
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一位与科辛纳同时代的考古学家对此提出过真知灼见。他就是戈登·柴尔德（V.Gordon Childe）。30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对纳粹滥用考古学的反击，人们对任何与人类迁徙有关的观点都采取了一种矫枉过正的怀疑态度，因此他的意见才被束之高阁。31到了今天，我们所发现的颜那亚人和绳纹器文化之间的遗传学关联，已经将古DNA颠覆性的力量展现得淋漓尽致。古DNA除了可以证实历史上的人类流动，还可以记载大型的人群替代事件。而如果没有古DNA的帮助，甚至没有哪个现代考古学家，哪怕是对人类迁徙最深信不疑的人，敢于提出这种规模的人群替代事件的假说。我们能打开坟墓、挖到文物，再把绳纹器文化之名赋予某些特定的人群，但只有当亲眼看到草原血统和这些人群之间的遗传关系的时候，我们才会知道这不是假说，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
草原人口稀疏，欧洲中西部人口稠密，前者的牧民凭什么取代了后者的农民呢？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PeterBellwood）认为，一旦欧洲已经形成了密集定居的农业人口，其他的群体迁入时，由于在人口数量上与本地人相形见绌，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制造人口灭减事件了。32如果要做个类比的话，看看英国或者莫卧儿王朝，两者都对印度次大陆实施了长达几百年的统治，但是他们在今天的印度人身上都没留下什么血统。有道理！然而，古DNA不折不扣地告诉我们，在4500年前，在欧洲的确发生过大规模的人群替代。
那么，这批具有草原血统的人如何能对人类业已定居的地区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呢？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原本住在那里的农民并没有占据欧洲中部的全部经济领域，这就给草原人提供了扩张的可乘之机。尽管从考古学证据中很难估计出人群的规模，但还是有人估计过2000年前以前的北欧人口数，结果是大约为现在的1%，甚至是更少。这反映出当时的农耕技术效率较低，婴儿死亡率较高，缺乏高产的农作物，更不用说没有农药和化肥相助。33当绳纹器文化抵达的时候，中欧的很多耕田尚被原始森林包围着。但根据丹麦和其他地方的花粉记录表明，在这段时间内，北欧很多地区都从局部森林变成了草原，说明绳纹器文化的新来者们很可能干了很多砍伐森林的活儿，把地貌改造得与家乡的大草原更为相似了。也许，草原人就是这样独辟蹊径，为自己开辟出了一片本地农民想都没想过的新天地。34
关于草原人是怎样在欧洲扎下根来的，还有第二种可能的解释——而且又是一种如果没有古DNA帮助的话，人们打死也编不出来的答案。艾斯克·维勒斯列夫、西蒙·拉斯马森（SimonRasmussen），与考古学家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合作，萌发了从来自欧洲和草原的101个古DNA样本中寻找病原体的想法。35在7个样本中，他们发现了鼠疫杆菌的DNA。鼠疫杆菌会引起黑死病，据估计在大概700年前曾导致欧洲、印度等地区1/3的人口死亡。如果在样本的牙齿上能够发现鼠疫杆菌的痕迹，那么基本可以肯定他就是死于此病。通过基因测序，他们发现在最早的鼠疫杆菌基因组中缺乏几个关键的基因，而这些基因使得这种疾病可以通过跳蚤进行传染，即所谓的腺鼠疫（bubonicplague）。但是，发现的基因组的确携带了可以导致肺鼠疫（pneumonic plague）的基因，所以当时这种传染病就像流感一样，是通过打喷嚏、咳嗽来传播的。从随机挑选的多处墓穴中，相当一部分都发现了鼠疫杆菌的痕迹，说明这种疾病曾在草原上流行。
有没有可能，草原人已经染上了鼠疫，而且还拥有了免疫力？然后他们把鼠疫传染给脆弱的中欧农民，使他们数量骤减，从而为绳纹器文化的传播扫清了道路？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有讽刺意味了。1492年以后，美洲原住民的数量大幅减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移民所传播的疾病。这些移民祖祖辈辈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里都生活在农场动物的附近，对很多疾病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但是美洲原住民以前很少接触驯养的动物，对类似疾病的抵抗力非常差。那么，5000年前以后，由于东部而来的鼠疫，北欧农民的人口数量会不会以同样的方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草原人在欧洲的扩张之路，会不会就是这样铺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