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资本权力，技术是现代社会另外一种重要的隐性权力之源。布鲁诺·拉图尔认为，“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新兴权力是来自科学，不论是什么样的科学，而不是来自于经典的政治过程。”显然，这里的科学也包括技术。[19]
就本质而言，技术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对外部世界进行解蔽、去魅和干预的过程。现代社会正是以技术对我们生活的全方位嵌入和支配为特点的。我们已经很大程度上生活在海德格尔所谓的技术的“座架”中。[20]在当今移动互联时代，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基础设施，典型地体现了其对人们生活的这种规定性或底层座架意义：互联网业已成为我们社会运行的基本操作系统，成为我们社会这个准“有机体”的神经网络。
技术在社会中的这种基础性作用，造成了当代生活对技术的高度依赖性，而这种依赖性或依附性，正是技术权力的源泉。也正因如此，技术天然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性。虽然大部分技术产生于特定的条件和功能预设中，但其发展却可以有无限衍生创新和演变、再组合的可能，因为很多技术产品和应用系统，本身就是以高度集成性、整合性为特点的，使得不同的技术对不同的人们意味着不同的赋能机会，或者说，不同的用户对看似同样的技术可以有截然不同的使用，从而对其生活带来不同的影响。无论是知识沟（knowledge gap）还是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描述的都是新兴媒介技术的普及和使用给不同的人带来的不同后果。这也正是芬伯格所谓的“技术的偏见”，或者说是“一种形式平等下的权力压制”：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会更有利于某一部分人。[21]换言之，对不同的人，特定技术的赋能效果或赋能潜力是不一样的，从而具有潜在改变和打破既有权力体系和结构平衡的潜力。
新技术这种打破既有权力体系和平衡结构的可能性，究竟最终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取决于一系列因素，本质上是各个利益相关方的争霸过程。以互联网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开始，人们一方面意识到这种技术可能具有极大地赋权那些因为地理、教育水平、身体缺陷乃至性格缺陷而在社会上处于相对边缘的人的潜力，但另一方面，信息富有者（information haves）和信息贫穷者（information have-nots）在利用新技术的机会和能力方面的可能差异，也让人们对数字鸿沟的加剧保持警觉，[22]因为媒介技术的演变史一再表明，“技术在客观上显示出了日益强大的固化统治的力量”。[23]事实上，源自大众传媒时代的“知识沟”研究所发现的强者恒强甚至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在数字媒体时代和移动互联时代仍在起作用，尽管同时也在上演着一幕幕借助新技术创新所提供的机会横空出世的互联网草根英雄故事。无论哪一种情形，本质上都彰显着技术的权力或威力。
哈贝马斯认为：“作为新的意识形态的技术的统治，依靠的是技术的成果对个人需求的满足而获得的。”[24]换言之，技术对人的统治，以及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是以其对人们各种需求的满足的方式来实现的，正如一个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很大程度来源于其治下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持续改善一样。这正是现今各种社会化媒体以及触手可及的购物、社交、娱乐平台实现或行使其权力——即控制和影响人们的能力的基础。日常生活对技术带来的便捷性和效率依赖有多大，技术对人们的控制力或权力就有多大。权力来源于依附，这典型地反映在近年来算法权力的兴起这一现象上。
我们认为，算法本质上是某种政策或规则的一种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由于某种特定的算法必然是众多可能的选择方案之中的某一种——从算法中对所考虑因素的选择，到赋予这些影响因素不同的权重，以及各类因素的组合函数的构建，甚至算法所采纳的数据原料的来源范围和处理方式的设定，都会对实现某一目标的算法带来变数。因此，算法本质上也天然地嵌入了算法设计者的价值观，并且这种代码化的规则直接构成了海德格尔所谓作为我们各种具体生活场景和对现实感受的底层技术“座架”。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在其著名的《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一书中，借用威廉·米切尔（William Mitchell）的话说，代码就是网络空间的法律。[25]关于算法或代码所蕴含的价值观，莱斯格在十多年前早已经作了清晰的论述：“代码不仅为自由主义或自由意志的理想呈现出最大的希望，也为其带来了最大的威胁。我们可以构筑或编制网络空间，使之保护我们最基本的价值理念；我们也可以构筑或编制网络空间，使这些价值理念丧失殆尽。这里没有中间立场，这里没有一种选择不包含某种建造行为。”[26]换言之，在网络空间，算法不仅是法律，还无可选择地代表着特定的价值观。
2018年初，“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一句“算法没有价值观”，把近年来强势崛起的以算法推荐、分发内容为特色和卖点的“今日头条”推上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央视点名、广电约谈、产品下架、总裁道歉。[27]技术的价值中立与倾向性问题引发社会和民众的关注，甚至一度出现要求算法公开的呼声。
2019年5月，《人民日报》连续发文，抨击互联网技术霸凌现象，包括浏览器主页劫持、手机App过度索取权限等。[28]所谓浏览器主页劫持，是指用户设置的主页网址在用户不知情时，被强行篡改为其他网址的现象。从性质上言，这是有关网络技术平台和服务商利用技术手段对互联网用户个人权利和意志的践踏。强行篡改用户的浏览器主页，实际上是一种巧取豪夺式的流量劫持行为，会给普通用户的上网体验和整体互联网生态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而用户在下载和安装App时也常常会被要求授予诸多权限，使得App可以收集大量用户的个人信息。在对40多万款App进行调查后，有关研究发现，目前App的各类权限接近40个，大部分权限并非App实现功能所必需，App过度索取权限现象非常突出。[29]甚至不少App推出的最重要隐蔽目的，就是掌握和获取其目标用户的各种个人和网络使用信息。这正是前述卡斯特尔有关“权力的实施必然需要借助对信息的控制”之论断的现实注解。
哈佛商学院教授肖沙娜·朱伯夫（Shoshana Zuboff）在其2019年1月出版的《监视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书中，提出了“监视资本主义”这个值得我们关注和反思的概念。她对以Google和Facebook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利用其开发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平台收集、监控用户数据，预测并调整其服务提供，以改善用户体验，增加使用粘性等现象进行了深度分析，认为用户数据的获取和分析正成为这些大型科技公司重新构筑其权力体系的核心资源和利器，直接体现了技术的工具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整本书中，她都在谴责这些大科技公司的滥权行为。至于对策，她则呼吁建立一种全新的“信息文明”。[30]面对社交媒体权力的扩张，有学者通过对Facebookistan一词的考察，反思社交媒体国家化的趋势，认为社交媒体正根据自己的理念定义人类的联结方式，“通过对人类活动的不断渗透构建类似于传统民族国家的共同体”。[31]简言之，从某种意义上，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成了某种超越传统主权国家范畴的“网络空间中的王国”，而活跃在其上的用户则无可避免地受到平台各种算法对其言行的潜在规制。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技术，不仅是科学技术，现代法律和金融涉及到的复杂的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常常超出普通人的认知和判断范围，因此，专家对于普通人而言，同样存在着技术霸权。
在法国阿尔斯通前高管皮耶鲁齐所写的《美国陷阱》一书中，作者指出，美国司法部针对国内外企业的反腐败起诉的胜率高达98.5%。在作者皮耶鲁齐自己的案件中，美国检察官搜集了其14年来的所有邮件记录，以及通过各种手段获得的录音音频，各种物证高达150万件，专业律师全部分析完需要3年，花费达到几百万美元。由于一旦败诉，所有费用都将由被告承担，所以面对检方的咄咄逼人，美国90%的此类被告都会放弃申辩直接认罪。尽管美国法律规定，在联邦一级的犯罪案件中，需要经过大陪审团批准，检察官才能起诉，从理论上讲，这的确能够最大限度阻止不正当起诉。但实际上，所谓大陪审团是由随机抽取的市民组成的团体，通常有16～23人，都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因此，他们面对专业的检察官递交的各种海量证据，其实缺乏分辨的技术和质疑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陪审团通常会同意检察官起诉。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呈交到大陪审团的162351起案件中，只有11起被大陪审团否决，概率不足万分之一。[32]从某种意义上，大部分民众在享受看起来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各种平台服务和商业、银行服务时，其签下的用户许可协议，基本上也是类似的情形，即面对长达几页、十几页条分缕析的各种技术性责任义务条款，大部分用户并没有能力——从而也没有勇气，去细究核实，常常只能糊里糊涂地签下“城下之盟”。
当然，技术也能赋权普通民众和网络用户。芬伯格认为，技术不仅可以成为统治者的权力，也可以用于被统治者反抗霸权。[33]但显而易见，并且已经反复被近年来国内外围绕社交媒体巨头所受到的伦理拷问案例所证实的是，用户无论作为个体还是整体，其所获得的技术赋权，与新媒体平台背后“网络空间的法律”意义上的算法权力相比，是高度不对等的。当然，民众的权利意识一旦觉醒，特别是借助于社交媒体平台所提供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的确也能产生足以引发全社会关注的声浪，对平台技术霸权形成某种压力乃至反制。但这种社会“声讨”或呼吁，常常只是社会对资本和技术结合后所形成的霸权的零星反击。除非惊动一个国家的政治权力，否则是难以真正撼动资本和技术霸权对民众日常生活的无形的“规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