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曼纽尔·卡斯特尔看来，传播即权力，是政治权力和其他权力运作的核心，因为权力的实践总是建立在对信息和传播的控制之上。控制了信息和传播，就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8]在现代社会，媒体构建了我们赖以认识真实世界（real reality）的符号现实（symbolic reality），后者是我们头脑中的感知现实（perceived reality）的认识基础。如前所述，资本对民众消费意愿的激发和引导，正是通过其所掌控的平台上的符号产品的生产和传播来实现的。而媒体通过对政府行为和绩效的报道，也可以影响公众头脑中的政治世界和政治图景。[9]
在当今网络传播时代，资本作为一种权力，其运作和实施尤其需要通过对传播资源的策略性部署和调动来实现。如前所述，特定资本所掌控的各种平台，一旦壮大到成为一种准公共品，必然引发公众、媒体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对其产生超越其作为普通商家的更高的社会期待。由此，资本在壮大过程中，出于自身安全需要，特别是寻求舆论话语权的考虑，直接或间接介入或掌控一些传媒业，也就在情理之中。
福柯认为，媒体权力并不体现在压抑或管控内容，它的权力在于对现实的刻画和定义，即生产现实，[10]所谓话语即权力。资本介入媒体，固然不排除受传媒业本身所蕴含的商机的吸引，例如，有关研究表明，在外资实际控制的传媒平台和集团中，资本逻辑已经凌驾于媒体逻辑之上，[11]这显示资本投资媒体板块，逐利仍然是其重要的诉求。但另一方面，不少新兴资本集团在其商业版图中对传媒业的布局，的确也是出于其掌控舆论话语权的战略考虑，本质上是试图参与对民众内容消费中所“体验”的符号现实的定义、解释和说明，从而确保其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一些资本集团通过收购原本具有一定公共空间属性的传媒或新媒体网络平台，也就同时掌握了对平台上舆论空间的控制和影响，以及时尚潮流和价值观的引导或形塑。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双重考虑，近年来，外资投资我国的互联网产业的重点，转向了具有良好市场影响力与发展潜力的新兴媒体，包括搜索引擎、门户网站和各种社会化媒体平台。[12]而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也不断强化新媒体渠道的投资布局，通过渠道优势强势进入内容产业，或者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策略性吸纳、并购传统传媒品牌资源，重塑着我国的主流媒体组成格局——如果主流可以用人们内容消费时的高依赖程度来定义的话。百度、阿里、腾讯都实质上构建了各自的传媒版图。这些大资本巨头的传媒板块不仅是其整体商业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在根本上，让其对从价值观到时尚潮流的定义和引领，有了更大的权力。
黄楚新和彭韵佳在其有关资本渗透对媒体权力偏向的研究中[13]介绍了一个资本对新浪微博舆论进行“操控”的案例。2016年7月初，赵薇投资的一部电影因为启用支持台独的演员戴立忍而引发公愤。7月6日，共青团中央官方微博梳理事件过程的贴子被删，而多名微博用户也声称因为批评戴立忍台独言行而被删帖或封号，但作为事件重要相关方的“赵薇”却从未上过热搜榜，使得公众意识到平台有选择性的删帖行为背后或有资本意志在幕后运作。这也让一度对以新浪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在补充“传统新闻传媒的复杂与被遮蔽的新闻”[14]方面寄予厚望的公众意识到，在政治权力对媒体平台的显性管控之外，是资本对媒体内容和舆论的干预和操控——即来自资本更为任性和隐蔽的“绝妙的审查”。[15]根据有关统计，从2013年到2015年，阿里投资或控制了包括第一财经、新浪微博、华数传媒、优酷土豆、21世纪传媒、虎嗅网、华谊兄弟、光线传媒、财经天下、无解、36氪、四川日报等在内的多家媒体。[16]仍以新闻微博与资本的关系为例。据观察，“在阿里未收购微博之前，吐槽甚至否定阿里的言论在微博经常被曝出。而当微博被阿里收入麾下后，类似的言论陆续缩减，至今微博里已鲜见针对阿里的文章”。[17]微博里鲜见针对阿里的文章，也许有多种原因，但阿里系资本收购微博，作为可能的关键原因之一，至少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归因假设。
2015年12月11日，阿里巴巴与南华早报集团达成协议，以2.66亿美元价格收购《南华早报》及其旗下媒体资产。关于阿里为何收购《南华早报》，有分析提到此前马云虽然登上《福布斯》杂志封面，但杂志用的标题是《建在假货上的千亿帝国》（His $200 Billion Empire Is Built Atop A Mountain of Fakes）。阿里巴巴虽然在美国上市，但面对英文世界对阿里巴巴的负面舆论，特别是西方媒体带着意识形态有色眼镜看中国企业，却缺乏有力的发声渠道进行申辩和公关。收购国外媒体阻力重重，综合权衡之下，阿里选择收购《南华早报》这家在大中华地区有良好口碑和公信力的百年英文报纸。对此，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也亲口阐述，“即使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依旧有人不了解中国，不了解阿里巴巴。收购《南华早报》，是为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更了解中国，也就会让人更了解阿里巴巴”。[18]
蔡崇信的这段话，恰是卡斯特尔所谓的“传播即权力”的生动注脚。从某种意义上，传媒赋予资本与公众舆论乃至政府进行权力博弈甚至议价的能力和资本。尽管阿里在收购《南华早报》后反复强调，将继续保持报纸一贯的“编辑独立”，但显然，所有权易手所带来的编辑方针和内容生产实践的微妙变化，是很难完全跳脱资本意志的印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