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消费社会，消费本身包含着对商品或服务所蕴含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或象征价值等效用的综合考虑，只不过在具体的消费中，消费者赋予使用价值或符号价值的相对重要性并不相同。马克思将消费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并认为资本正是通过对人们消费的刺激和控制，从而以一种隐蔽的方式控制了人们的日常生活，[5]特别是引导人们对商品符号价值的关注和考虑，很大程度上，这需要通过媒体对社会和生活时尚的制造和引领来实现。这个过程本质上是媒介对人的认知和价值观念的涵化（cultivation）。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媒体概念已经不囿于传统的大众媒体，它也包括一切能够影响人们消费观念的交流和分享平台，如各种社交媒体、购物平台在内的数据媒体或平台媒体。[6]资本逐利的第一步，从根本上而言，必然以激发甚至制造消费需求开始；而在消费社会，“物的消费过程，首先必须转变为符号的生产与传播过程”，[7]即通过媒介平台上的符号消费和人际互动，形成对特定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意象”，才能切实触发用户的消费意愿和行为。而平台上的内容或符号的生产和消费，以及社交关系的建立和扩展，很多时候是平台通过基于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推荐来推动、引导和落实的。虽然在当今各种社会化媒体平台上，用户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内容消费者，而是成为平台内容的产消者（prosumer），但个体相比于平台，从内容产出和消费的比例而言，毕竟还是以消费为主。
其次，平台在利用其资本力量对用户的需求进行制造和引导时，常常借助最先进的信息传播技术进行无缝介入。平台作为纵览全局的内容和社交关系“庄家”，能够轻松通过算法推荐在用户的内容消费和社会网络建构中嵌入符合平台利益和资本意志的价值观念和时尚取向。平台掌握了大量用户个人身份信息和消费偏好数据，有时甚至会在未经用户真正认可的情况下，将这些数据作为其所掌握或拥有的“数据资产”，用于其商业交易或协作中，与第三方进行共享，换取相关资源和利益。例如，用户在一个购物网站关注或购买某一物品后，常常会发现其随后的新闻阅读和社交网络内容，都会有大量此前所购物品相关的推广信息，这大多源自平台间背后对用户使用偏好信息的策略性“协作共享”。另外一些平台，则直接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推送分发权，通过对有关“黑箱”算法的设置，使得用户的有关信息需求搜索，被优先有选择性地导向平台自己的关联产品或服务中，而不是从用户需求出发，向他们推荐最相关或最优服务。显然，作为已经具有公共品属性的平台，这样的做法已经实质性损害了信息公平原则和平台所担负的社会责任，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本和技术权力的滥用。而这也引发了公众对于资本权力过度膨胀带来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和商业伦理问题的关切。
值得一提的是，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视。这一方面体现在其利用商业利润进行再生产的投入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其为营造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舆论文化环境而所作的各种努力，包括一些看似无关、实则属于其长远布局的一些投入和行为。在中国高度重视以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的传统政商文化下，资本寻求安全和扩张，一需要结成战略联盟，二需要在社会上塑造良好的形象，同时在政治上积极寻找代言人，或直接间接参与国家重大内外政商决策。此外，教育的价值，从古至今一直受到推崇和肯定，师承关系天然地自带道义光环，成为某种共同理念和价值观主张的绝佳载体。在当代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商会组织，但这类组织终究不及校友这层身份具有的天然的亲和力和归属感。正因如此，杏坛教室从来都是言传身教的布道之“道场”。有远见和雄心的政治家和企业家，不少都会通过投资或创办大学，特别是创办面向特定精英群体的特殊学校，来吸收、培育、整合志同道合者，作为其宏图霸业或传播价值和主义的基石。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最成功和最有影响力的此类学校，无疑是黄埔军校，它成为其校长蒋介石此后几十年统领国民党军政大权的最重要基石。而始自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高级干部。在我国当代，创办非盈利性的精英大学，也成为商业领袖进行资本长远布局的选项之一。例如，由柳传志、马云、冯仑、钱颖一等9名企业家和学者于2015年在杭州西湖浴鹄湾共同创办的湖畔大学，马云出任首任校长。事实上，湖畔大学的名称源于阿里巴巴创业所在地杭州湖畔花园小区。学员入学条件是创业3年以上，团队超过30人。这所大学显然从一开始，就深深烙上了阿里巴巴及其创始人马云的印记。按照马云的说法，湖畔大学不是培养企业家如何创业，而是希望让企业能够活得更长。企业经营从来不只是在商言商，还需要对政治和国际国内大局的敏锐把握和利用。一个商业智慧高超的企业家，一定也具有高超的政治智慧。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商之间，无论是权力的本质还是权力的游戏规则，既有诸多相通之处，本质上也需要相互倚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