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议会的两大险情（上）
现在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既然我们了解到议会是如此的愚蠢，那么它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
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议会必须存在，而且要永远地存在下去。
尽管议会的运作要面对所有这些困难，但它仍然是人类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佳统治方式，尤其是人类已经找到的摆脱个人专制的最佳方式。不管是对于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艺术家还是有教养的人，一句话，对于所有构成文明主流的人，议会无疑是理想的统治。
不过，在现实中，我们的议会制度极有可能导致两大严重的危险，这都是由群体的特性所导致的。我们需要在这里将它们指出来。
第一大危险是不可避免的财政浪费。它是各种紧迫问题和当选群体缺少远见的必然产物。
假设有个议员提出一项显然符合民主理念的政策，比如说，在议案中建议保证使所有的工人能得到养老津贴，或建议为所有级别的国家雇员加薪，那么，会出现怎样的状况呢？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其他众议员因为害怕失去自己的选民，就立即会成为这一提议的牺牲品，他们绝不敢无视后者的利益，反对这种提议中的政策。虽然他们清楚这是在为预算增加新的负担，必然造成新税种的设立。但他们不可能在投票时迟疑不决，因为增加开支的后果属于遥远的未来，不会给他们自己带来不利的结果，如果投了反对票，当他们为连选连任而露面时，其后果就会清楚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除了这第一个扩大开支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同样具有强制性的原因，即必须投票赞成一切为了地方目的的补助金。一名众议员没办法反对这种补助，因为它们同样反映着选民的迫切需要，也因为每个众议员只有同意自己同僚的类似要求，才有条件为自己的选民争取到这种补助金。
（10）议会的两大险情（下）
议会将会导致的第二大危险，是对个人自由不断增加的限制。
这方面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但是却是十分真实的。议会总是认为自己有义务表决通过，但是由于眼光短浅，它在很大程度上对其结果茫然无知。
这种危险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即使在英国这个提供了最通行的议会体制、议员对其选民保持了最大独立性的国家，也没有逃脱这种危险。
我们必须要指出一点：表面自由的增加必然伴随着真正自由的减少。
首先，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被制定出来，对一些过去公民行为完全自由的事务进行限制，强迫他做一些过去他可做可不做的事情。
同时，日益沉重的公共负担，尤其是地方公共负担，通过减少他可以自由支配的收益份额，增加公共权力取之于他并根据自己的喜好花销的份额，进一步限制了他的自由。
这种对个人自由日益增加的限制，在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各种具体的表现形式。正是这些大量的限制性法令的通过，才大大增加了负责实施它们的公务员的数量、权力和影响。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每增加一条限制性法令，就需要增加一批公务员负责执行它，或是让那些从前的公务员权力更大，议会不断地增加限制法令，就意味着对公务员势力的不断培养。
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这些公务员就会成为一个新兴的贵族阶层，最终有可能成为文明国家的真正主人。
这样的前景殊为可怖，即使是一场革命，也很难动摇公务员的力量，因为在政府不断更换的过程中，只有他们不会受到这种不断变化的触动，只有他们不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因此才能永久地存在，永远地保存着他们手中的权力。
当一个人既不需要承担责任，也不需要个性，还能保有永远的权力时，那么他和那些实施压迫性专制的皇帝，又有何区别呢？不幸的是，就目前的形势看来，我们的公务员阶层，正在成为这样的专制力量。
如果议会不断制定一些限制性法规，用最复杂的条条框框把最微不足道的生活行为包围起来，那么就意味着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公民的自由越来越压缩，整个国家又将重回旧日的一片死气沉沉之中。
在世界各国的政界与学界看来，保障自由与平等的最好办法就是多多地制定法律，因此它们每天都在批准进行一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束缚。
它们已经习惯于给人上套，很快便会达到需要奴才的地步，失去一切自发精神与活力。那时他们不过是些虚幻的人影，消极、顺从、有气无力的行尸走肉。
如果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么个人注定要去寻求那种他自己身上已经找不到的外在力量。政府的各部门必然与公民的麻木和无望同步增长。
因此它们必须表现出私人所没有的主动性、首创性和指导精神。这迫使它们要承担一切，领导一切，把一切都纳入自己的保护之下。于是，国家最后就变成了全能的上帝。而经验告诉我们，这种上帝既难以持久，也不十分强大。
在许多民族中，一切自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尽管表面上的许可使它们产生一种幻觉，以为自己还拥有这些自由。它们的衰老在造成这种情况上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任何具体的制度一样大。这是直到今天任何文明都无法逃脱的衰落期的不祥先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