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体的偶像崇拜（上）
我们已经知道，群体并不进行推理，它对观念只会全盘接受，或是完全拒绝。
我们还知道，对它产生影响的暗示，会彻底征服它的理解力，并且使它倾向于立刻变成行动。
我们看到了，对群体给予恰当的影响，它就会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慷慨赴死。
我们还看到，群体只会产生狂热而极端的情绪，同情心很快就会变成崇拜，而一旦它们心生厌恶，也几乎立刻会变为仇恨。
我们现在对群体已经知道得足够多了吗？
事实上，对于群体这样一只怪兽，我们只是摸到了它的一鳞半甲。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特点，也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的东西，在这下面还有着更深的机制等待我们去挖掘。
假如我们对群体的这些特点做更细致的研究，就会发现不论是在有着狂热宗教信仰的时代，还是发生了政治大动荡的时代，都出现了同样的感情，它有着古怪的形式，并且蕴含着深厚的宗教情谊。
对于这样的一种感情，我们除了把它命名为偶像崇拜，再也没有更好的称呼。
偶像崇拜有着非常简单的特点，有着五大标识来供我们辨认。
第一，偶像总是凌驾于信徒，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这一点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信徒总是盲目服从偶像的命令。
第三，信徒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对偶像规定的信条进行讨论。
第四，信徒有着狂热的愿望，希望把偶像的信条广加传播。
第五，信徒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
当群体的感情符合第一项标识的时候，不论它的偶像是一个看不见的上帝，还是一具木雕、石像，或者是某个英雄或政治观念，这种形式就等同于宗教，而这种感情就变成了宗教信仰。
在路易十五统治的时代，出现了一位圣格美伯爵。此人声称自己发现了长生不老药和点金石，还夸耀自己活了两千多年，有数不清的人相信了他的鬼话。
当时他大约七十岁，但看起来只有四十多岁，气色非常之好，他的镇定自若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个极其博学的人，当被问到他与古代圣贤交往的状况时，他能够对答如流，没有任何破绽。当时巴黎的社交明星是庞帕德夫人，而能够随意进出她化妆间的只有圣格美伯爵一个人。夫人很喜欢与他聊天，伯爵在她面前谦虚了起来，但是让她相信他至少活了300年。
一旦民众开始迷信一个人，常常会攀比谁更迷信。在当时的巴黎，到处都在流传这位伯爵的传奇故事。几个喜欢恶作剧的年轻人进行了一项试验：他们雇佣了一位喜剧演员，让他扮成圣格美伯爵的模样，站到大街上去吹牛。
这位假伯爵站在大街上信口胡言，说自己曾经与救世主共进晚餐，而且把酒变成了水；他和耶稣是亲密好友，耶稣经常警告他不可太放荡，否则晚景凄凉。这位假伯爵惊讶地发现，民众简直什么都相信，甚至连如此亵渎神灵的昏话也毫不怀疑。而三天之后，几乎全巴黎的人都在传说伯爵在大洪水刚结束不久就出生了，将来也不会死。
很显然，在圣格美伯爵的信徒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近乎迷恋的崇拜心理。不过，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
假如一个人只崇拜某个神，那么他还算不上有虔诚的信仰。
只有当他把自己的一切思想资源、一切自愿的服从行为、发自肺腑的幻想热情，全部奉献给一项事业或一个人，将其作为自己全部思想和行动的目标与准绳时，才能够说他是个虔诚的信徒。关于这一点，我们会继续探讨。
（2）群体的偶像崇拜（下）
只要拥有了宗教感情，群体的妄想与偏执就被激发出来了。
我们可以仔细考察一下，凡是自信掌握了现世或来世幸福秘密的人，难免都会有这样的表现。而当聚集在一起的人受到某种信念的激励时，在他们中间也会发现这两个特点。
在17世纪初的德国，“玫瑰十字”教派正是这样一个团体。几乎所有的梦想家和炼金师都加入了这个教派。他们自称教派的前八名成员能够包治百病，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把教皇的三重皇冠摧毁成粉末。
这些人信誓旦旦地声称，加入“玫瑰十字会”的人可以得道神灵的帮助，获得创造奇迹的魔力。所有会员都可以消除瘟疫，平息狂风暴雨，能够腾云驾雾，一日穿越千里；还能够打败恶魔，治疗百病。
类似于这样的妄想，在许多宗教社团中都有存在，这种妄想在信徒中快速地传染，使他们变得狂热，最终演变成偏执的宗教狂。
我们可以看出，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党人正符合上面的分析，他们的骨子里就像宗教法庭时代的天主教徒一样虔诚，这促使他们坚定不移地实施恐怖统治，宣泄着因狂热信仰而产生的残暴激情。
群体的信念有着盲目服从、残忍的偏执以及要求狂热的宣传等等这些宗教感情所固有的特点，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一切信念都具有宗教的形式。受到某个群体拥戴的英雄，在这个群体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神。
拿破仑当了15年这样的神，一个比任何神都更频繁地受到崇拜、更轻松地把人置于死地的神。即使是基督教的神和异教徒的神，对处在他们掌握中的头脑，也从未实行过如此绝对的统治。
（3）如何建立偶像崇拜
身为一位领袖，如果想要让自己创立的宗教或政治信条站住脚，就必须成功地激起群众想入非非的感情。
群体无时无刻不在幻想，如果能够让他们在崇拜和服从中找到自己的幸福，就能够让他们随时准备为自己的偶像赴汤蹈火。
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可以在历史中找到例子。
当我们回顾罗马帝国的历史时就会发现，维系这个庞大帝国存在五个世纪之久的因素根本不是武力，整个帝国的武装力量，只有区区三十个军团，然而却能够让整整一亿人俯首听命。
这里面的秘诀就是偶像崇拜，而神就是皇帝本人！
通过少数人的操纵，皇帝成为了罗马伟业的人格化象征，他就像神一样受到了全体人民的一致崇拜。只要在罗马帝国的疆域之内，即便是最小的城镇也设有膜拜皇帝的祭坛。
根据史料显示，在基督教兴起之前的许多年里，罗马帝国的所有城市里，都建造了纪念奥古斯都皇帝的神殿。为了维持这种机制，每个城市还专门选举出一名大祭司，他是当地的首要人物，权力与威信都要凌驾于市政官与治安官之上。
从罗马帝国的偶像崇拜中我们可以发现，建立一套类似于宗教信仰的机制，需要这样几个步骤。
第一：要对群体的想象力善加利用，为群体提供一个鲜明的形象，使之产生幻想。
第二：当群体开始沉湎于妄想中时，就要果断而大胆地对其进行洗脑，以夸大其辞、言之凿凿、不断重复的方式来煽动群众的情绪。
第三：当群众开始陷入狂热之后，则要以领导者的面目出现，为他们指出方向，用信念来激励他们，使得他们重新开始想入非非，并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当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偶像崇拜就已经被初步建立起来，剩下的工作就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来完成对宗教感情的维护。
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支配着人们头脑的大人物，如今已经不再设立圣坛，但是他们还有雕像，或者他们的赞美者手里有他们的画像。以他们为对象的崇拜行为，和他们的前辈所得到的相比毫不逊色。
之所以在今日这个科学昌明的年代，还会出现如此的丑剧，其原因并不奇怪，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群众心理学的这个基本问题，即可破解历史的奥秘。
因为群众不管需要别的什么，他们首先需要一个上帝！
（4）偶像崇拜不会消亡
偶像崇拜永远不会消亡，因为群众需要宗教。
我们万万不可认为，偶像崇拜不过是过去时代的神话，早已被理性彻底清除。在历史上同理性永恒的冲突中，感情从来都是战胜者。
无论是政治还是神学，或者是社会信条，如果想要在群众中扎根，就必须要采用宗教的形式。因为除了宗教团体之外，没有一个团体能够排除讨论，而讨论必然会产生奋起，这往往是危险的分裂开端。
即使群众接受的是无神论，这种信念也会表现出宗教情感中所有的偏执狂，它很快就会表现为一种崇拜。
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曾是一位虚无主义者，是虔诚的有神论者。然而有一天，他受到了理性思想的启发而突然觉悟，撕碎了小教堂祭坛上一切神仙和圣人的画像，吹灭了蜡烛，立刻用无神论哲学家的著作代替了那些被破坏的物品。
说到底，这位思想家的宗教感情并没有丝毫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有宗教信仰的对象。
同样的，偶像崇拜这种形式并不会真正地消亡，无论时代进步到何种程度，即使不再有圣坛与雕像存在，也会有新的形式来替代它。而民众的迷信与崇拜，却不会有丝毫的减少。
在当今这个时代里，群众固然已经听不到神或宗教这种词，但是在过去一百年里，他们从未拥有过如此多的崇拜对象，古代的神也无缘拥有这样多受到崇拜的塑像。
在1886年，那位鼓吹对德复仇的布朗热将军开始担任陆军部长。我们可以看到，在“布朗热主义”的旗号下，群众的宗教本能再一次被复活了，不满于共和政府的民众群起拥戴他，甚至在任何一家乡村小酒馆里，都会找到这位英雄的画像。
这个人被赋予匡扶正义、铲除邪恶的全权，成千上万的人会为他献出生命。如果不是他懦弱的性格，不是那样临阵怯场而不敢发动政变，那么以他传奇般的名望，肯定能在历史上占据伟人的位置。
（5）又一个你无法接受的观念
理解了群体的宗教情结，我们可以对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给出这样的解释。
任何一桩惨案，总是群众所为！
过去的史学研究者在对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时，往往只注意自然主义的角度，却忽略了心理学的角度，因此往往看不到一些事件的起源。
这种研究对事实有充分的讨论，然而从研究群体心理学的要求看，却并不总是能够找出大革命的起因。事件中血腥、混乱和残忍的一面让人感到惊恐，但是从那部伟大戏剧的英雄身上，却很少能够看到还有一群癫狂的野蛮人肆意妄为，看不到他们对自己的本能丝毫不加约束。
包括这场革命的暴烈，它的肆意屠杀，它对宣传的需要，它向一切事物发出的战争宣言，统统因为研究方法的偏差而被埋没。只有当认识到这场革命不过是一种新宗教信仰在群众中的建立时，才会得到恰当的解释。
除了法国大革命之外，宗教改革、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法国的宗教战争、西班牙的宗教法庭，都是受宗教感情激励的群众所为。凡是怀有这种感情的人，必然会用火与剑去清除那些反对建立新信仰的人。
譬如遍布西班牙全境的宗教裁判所，仅在1483到1498年十五年的时间里，就以火刑处置了十万人之众。然而这种极端而残酷的办法并不稀奇，凡是那些有着真诚而不屈信念的人，都会采用这样的办法来对付反对者。假如他们采用了别的办法，他们的信念也就不该得到这样的评语了。
因此，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大事件，只有在群众的灵魂想让它们发生时，它们才有可能发生，即使最绝对的专制者也无能为力。
假如某个史学家说，圣巴托洛缪惨案是一个国王所为，那么他显然对群体心理一无所知。
因为所有的屠杀命令，固然可以由君王来发布，却必须由群体的灵魂来贯彻。
即使是握有最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充其量也只能加快或延缓其显灵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圣巴托洛缪的大屠杀，还是惨烈的宗教战争，并不完全是国王们所为，就像恐怖统治不完全是罗伯斯庇尔、丹东或圣鞠斯特所为一样。
在这些事件的深处，统治者的权力并不是永远存在，有的只是永恒的群体宣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