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机缘巧合可以解释经济情况，那么日本分析人士上周可是有不少坏消息要考虑。
2017年，平均每位日本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为1.43，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有3条新闻，都上了头条，相互似乎并无联系。首先，有新报道详细介绍了日本年轻人为何不怎么亲昵。其次，穆迪投资者服务机构对信用质量恶化发出警告。第三，日本奥运担当大臣耻辱辞职。
不过，3条消息都是相同故事的一部分——日本债台高筑，管理该国的银发人士往往难当重任，国家人口的趋势令人担忧。
男女之事最吸引人的眼球——毫不令人以外。每隔几个月，就必然有报道在问，为什么青春年少的日本年轻人看起来不是那么热衷于亲昵了。这个问题在全球都有媒体报道，人们对它很感兴趣，而媒体也往往把它与对日本人的偏见联系在一起。
例如，安全套制造商杜蕾斯（Durex）的调研每年都声称，日本人的亲昵多产程度（least prolific lovemakers）在各地最低。然而，人们往往很少讨论这种现象的原因。因此，我们可以看看东京大学和瑞典Karolinska研究所的一项新研究。该研究发现，截至2015年，不到40岁的日本人中，大约有四分之一还是处男或处女。20年前，该数字还是约20%。
那是个乏善可陈的时点。20年前，日本一直努力对付的通货紧缩日益根深蒂固。当时，日本银行首次将利率降至零，日本首次跳进了量化宽松的神奇世界。
不过，东大和Karolinska的研究有两个值得关注之处。首先，该报告指出，日本年轻人“缺乏性经验可能并非自愿。”该研究指出，收入停滞不前，就业前景日益不安稳，正在推动这个趋势。其次，该研究讨论了日本低得惊人的低生育率的各种因素。
2017年，平均每位日本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为1.43，为世界最低水平之一。根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这个数字意味着，日本人口到2065年将从如今的1.26亿降低到8,800万。
一个国家的人口有望在46年后减少3,800万，环保主义者可能会对此欢迎。日本也可以成为全人类的人口实验室，看看各国能不能在劳动力减少的情况下实现繁荣。
不过，坦帕大学东京校区亚洲研究所负责人Jeff Kingston表示，如果没有沉重的债务，这种好事才能实现。这就要谈到穆迪的报告。坐镇新加坡的投资家吉姆·罗杰斯之所以不碰日本债，就是因为债务错配，为支付带来问题。他在2017年说过：“日本的债务令人震惊。他们的人口在降，债务在飞涨。如果我是一个10岁大的日本孩子，我会找把AK-47，而且会离开。”
这种话当然是夸大其辞。不过，日本的财政健康水平绝不能令人放心。2018年，日本政府的债务已经超过10万亿美元大关。2019年，日本面对的是全球经济的恶化。出口已经连续3个月降低，大型出口者的信心在第一个季度的降低幅度为6年来最大。
因此，安倍晋三首相正在考虑新的财政刺激，而财政刺激令信用评级机构担心。穆迪分析师Christian de Guzman说：“没有更大规模的结构改革，日本的潜在增长率将依然低于评级水平相似的国家，该国政府的信用质量因此受到限制。”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债务负担在发达国家最沉重，其债券收益率却最低。10年期日本国债利率为-0.07%。相比起来，美国为2.47%，中国为3.31%。这就意味着，如果穆迪、标普或惠誉下调对日本的评级，债券收益率就可能激增，令全球投资者恐慌。
那么，安倍政府为遏制该风险，又在采取什么行动？遗憾的是，没做什么。2014年，安倍政府大幅提高销售税，从5%增至8%。此举据说是为了偿还债务，结果适得其反。税率提高后，发生经济衰退，东京因此增加借贷，以图重振经济。日本计划在10月将税率再次从8%提至10%。鉴于衰退风险再次严重，增税计划看起来令人担心。
接着就要谈到第3个报道了——下台的奥运担当大臣——69岁的樱田义孝。樱田经常出丑。去年，他曾经说过，自己从没使用过电脑。鉴于樱田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护日本的网络安全，承认这一点对他大概不是什么好事。最近，他再次出言不逊，轻描淡写地谈论了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及海啸受灾者的苦难。
然而，出洋相正是安倍内阁的标志，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尤甚。麻生今年78岁，本应着手解决人口问题，遏制国家债务问题，领导实现穆迪期待的改革。他却在挑女人的毛病——2月，麻生说过：“女人不生孩子就是问题。”
育儿成本、日托难、工作时间长——对于结婚成家，生养孩子来说这都是问题。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要解决日本所有的问题，麻生有什么良方？奥运会。就这个问题，安倍的团队有些一厢情愿。安倍的外祖父争取到的1964年东京奥运会宣示着日本作为全球强国的复兴。战争留下的瓦砾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新干线列车，灯光闪烁的楼宇和举世惊叹的建筑奇观。
然而，这一切都是十年的热诚努力和结构性改革的成果。2019年，东京似乎认为，奥运会本身就是改革。两周的体育活动将会神奇地提高日本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奥运会本身就会提高日本人的英语水平，使东京成为举足轻重的金融中心，提振初创企业活动，减少繁文缛节，提高收入，使日本企业国际化，吸引更多外国人才。
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也不会促使年轻日本人多去约会，早些结婚，多要孩子。问题并不在于年轻人对成家不感兴趣，不愿意结识朋友，不愿意认真恋爱。问题也不在于文化问题。
问题在于，工作单位的时间安排太僵硬，人们难以合理地平衡生活和工作。问题还在于生活成本高昂，压力太大，对未来收入潜力的信心降低。问题还在于官僚们不尽职，没有打造更广泛、更创新的安全网。
Kingston说：“就像顽疾一样，有关日本年轻人不亲昵的报道层出不穷。夫妻不要孩子的原因很多。但是，育儿成本、日托难、工作时间长——对于结婚成家，生养孩子来说这都是问题。
“通缩思维”的影响比日本政府的银发管理者们想的还要大。看好日本经济的人之所以屡屡失望，以上这点就是一个原因，而且得到的重视不足。
译 Jo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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