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未来人口趋势的预测
翟振武的人口预测一错再错，并未让他有所顾忌。除了坚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超过1.7外，他还明言，“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会降到1.6左右，不过，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他的言下之意是，中国生育率会长期维持在1.6以上的水平，而不会跌入低生育率陷阱。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严峻的低生育率趋势。
根据抽样调查数据，2015、2016、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05、1.24、1.58。而根据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这三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3、1.66、1.63。后者比前者在全面二孩实施前的2015年要高46%、在实施后第一年2016年要高34%，但到2017年则仅高出3%。由两种方法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何在2017年奇迹般消失不得而知。
虽然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看起来接近翟振武的预测，但其中很大部分归因于二孩政策堆积的暂时性因素，因而会很快消失。根据抽样调查数据，1.58的总和生育率中，一孩、二孩、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别为0.67、0.81、0.11。其中，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去掉二孩堆积因素，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的母亲会生育二孩，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18（即0.67+0.6*0.67+0.11）。
这一趋势在2018年更为明显。该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还未公布，但由统计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生育率仅为1.46，比2017年的1.63降低了10%。在2017年，二孩数量是一孩的1.22倍，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21倍，两个倍数相近。而在2018年，二孩依然比一孩多，意味着二孩生育率至少与一孩生育率大致相当。也即2018年1.46的总和生育率中还有约1/4可归因于堆积。 去掉该因素，自然生育率仅1.1。
因此，随着堆积趋于消失，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2甚至更低的水平，将远低于欧洲和美国，也显著低于日本，与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
这一趋势早就体现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 从2001到2007年，抽样调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仅0.67、0.80、0.78、0.72、0.56、0.69、0.67。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限制，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
妇女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如果只是推迟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但如果是放弃生育，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在未来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从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且持续如此之久来看，未来生育率回升有限。即使一孩生育率最终回升并稳定在0.8，那也意味着20%的妇女将终生无孩。
翟振武在专访中提到，“50岁以上的妇女生育子女数为零的不超过3%，也就是中国有97%的妇女至少生过一个孩子。“ 后半句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中国妇女的一孩生育率高达0.97。而过去7年的数据显示，一孩生育率介于0.56-0.80。翟振武弃用最近几年直接反映育龄妇女一孩生育的数据，却从50岁以上妇女的终生生育状态，来间接推算目前妇女的一孩生育率，不知道他意欲何为？
近年持续走低的一孩生育率说明，中国目前生育主力90后的生育意愿已大大低于之前代际的妇女。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中国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仅1.91，而非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仅1.46。 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意愿都高达2，虽然它们的实际生育率分别仅1.46和1.22；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低于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日本和韩国。
而且，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养老体系完善、养育竞争白热化等都会继续挤压生育意愿。由于长期一胎化政策的潜移默化，中国城市已把生育一孩当成了默认选择，农村在向城市看齐。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也意味着，在中国一孩生育率与东亚其他地方看齐的情况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未来只会更低。
此外，导致未来出生人口下降的因素，除了堆积消失及生育意愿弱化带来的生育率下降之外，是育龄妇女的大幅减少。从2018到2028的10年间，22-30岁的育龄高峰期妇女将萎缩37%。再考虑到生育率下降，出生人口在10年内有望降到1000万以下。图1是我们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近年公布出生人口数及各年抽样调查年龄别生育率的相对比例，对过去和未来出生人口的推算和预测，假设未来总和生育率在堆积反弹结束后会逐渐恢复到自然水平。
图1． 中国每年出生人口的估算和预测（百万）
翟振武他在专访中提到，“今年（即2019年）出生人口可能会在1500万上下。” 但根据我们上述预测，2019年的出生人口会继续锐减，减幅会小于2018年的200万，但依然可能超过100万。而这只是未来出生人口雪崩的开始。
翟振武进一步声称，“在总和生育率为1.6的情况下，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将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数量接近10亿。” 严格来说，这并非人口预测，而是基于一个目前看来高不可及的假设，绘制完全虚幻的远景。如果生育率5年内逐步跌至1.2，那中国人口将早至2021年达到高峰，到本世纪末总人口将跌至6.5亿，到2150年将跌到3.3亿。
如前所述，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抽样调查为1.58，由公报出生人口推算为1.63；2018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未公布，但由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为1.46。 而去掉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堆积效应，中国自然总和生育率不到1.2，远远低于翟振武声称的长期高于1.6的水平。
在我们看来，翟振武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来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从其一贯言论来看，翟振武不仅在人口形势判断上毫无学术信誉，在人口理念和政策建议方面，也违背基本的逻辑和常识。在超低生育率危机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的背景下，我们相信，历史会记住哪些人说过哪些话。
翟振武回应梁建章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就梁建章批评其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人口政策改革一事，向新浪财经表示：不去回应，没有必要。“研究内容和网上讨论的不是一个内容。”
梁建章、黄文政署名的6000字长文中提到，翟振武前不久接受媒体专访时所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65左右。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超过1.7以上，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低生育率陷阱’临界值（1.5以下）。”这一断言严重误导舆论。
其后文章从翟振武过去的推算和预测、对全面二孩之前生育率的估算、对全面二孩效果的判断、对未来人口趋势的预测四个方面分别进行阐述，列举了此前翟振武对预测数据的多次误判。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对翟振武的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提出质疑。
此外，文章还指出，“在我们看来，翟振武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来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从其一贯言论来看，翟振武不仅在人口形势判断上毫无学术信誉，在人口理念和政策建议方面，也违背基本的逻辑和常识。”
对此，翟振武告诉新浪财经，“不去回应，没有必要。研究的内容和网上讨论的不是一个内容。”
他还表示，相关最新研究生育率高低成果，可以查看贺丹《生育率调查报告》和陈卫《过去10年生育水平估计》。
同时，他援引贺丹《生育率调查报告》数据称，过去十年中国平均生育水平为1.65。而陈卫《过去10年生育水平估计》报告是用生育调查数据，进度效应的总和、内在的总和生育率做了估计，过去十年中国的平均生育率在1.65——1.68之间。
8号楼注意到，陈卫在《过去10年生育水平估计》报告中指出，该报告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通过总和生育率、递进总和生育率、内在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生育率的估计和对比，分析中国近10年来的生育水平及变化趋势。
估计结果表明，10年间总和生育率、递进总和生育率、内在总和生育率的均值分别为1.65、 1.67、1.74。这3个指标逐步消除影响生育率的进度效应，从而使测量结果不断接近实际生育水平。同时，35岁以上队列妇女的累计或终身生育率均高于1.6。文章认为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基本处于1.6以上，全面两孩政策又进一步显著提升了生育水平。
另外，分孩次结果显示，近年来一孩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主要反映了妇女婚育年龄推迟的进度效应；二孩总和生育率的上升则很大程度上是全面两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堆积效应。
同时，贺丹在《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一文指出，该文使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对全国生育水平、生育意愿、避孕方法及生育养育服务等情况进行了分析。
结果表明，2006~2016年，初婚、初育年龄分别上升2.7、2.6岁。2006~2011年总和生育率大致在1.60~1.70之间，2012~2016年波动较大，2012和2016年总和生育率是近期的高点。与2006和2011年相比，2016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分布曲线明显右移。
受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影响，2012年以来，二孩占出生人口的比重逐年上升，一孩则相反。2011年以来，出生性别比有所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和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96和1.75个。已婚有偶育龄妇女避孕率为84.7%。3~5岁幼儿入园率为80.8%，在公立与私立机构的比例分别为34.9%和65.1%。（8号楼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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