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者和拓展者
麦子被拉进了大象点映发起人微信群。
这是大象点映的常规操作，只要发起人发起的点映活动超过5场，大象点映就会将他们拉入微信群，与其分层级、分区域进行沟通、交流。从大象点映最早的影片《我的诗篇》到现在，参与其中的发起人已经由1000人增加到了3000余人。
麦子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学生，痴迷于艺术电影。以《摇摇晃晃的人间》为起点，她已经组织了两百多人参与大象点映的点映活动。这也是发起人被大象点映被看重的原因：尽管大象点映App本身有流量聚集效应，但发起人的社交能量和话语权才是点映成功的关键。
“作为发起人，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召集一个又一个很有意思的小伙伴。大家一起看电影、聊电影，我很享受这个过程。”麦子说。
大象点映成立于2016年。彼时，吴飞跃、秦晓宇导演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刚花了一年的时间在全国205座城市完成了1000场众筹点映。在此之前，这部电影曾面临没有发行公司愿意接手的窘境，但众筹点映这样的形式却为其吸引了超过10万观众观看，并最终进入院线。两位导演感叹于这种力量，大象点映也由此诞生。
在商业模式上，大象点映讲述的是一个“C2B”的故事。首先，大象点映会与各家片方进行合作，再在其App上将可放映的电影以列表的形式呈现出来。用户则可以从中选择想看的影片，发起10人、30人等不同人数限制的点映活动。如果点映前3天购票人数不足，点映将被取消。如果人数充足，和大象点映合作的影院将对影片排片。
从这个角度，大象点映更像是一个电影社交平台。在每场点映活动中，发起人都有15-20分钟的时间和观众交流观影感受。主创也会通过在线直播的方式与现场进行互动。偶尔，导演还会直接来到点映现场和观众交流。
大象点映发起《村戏》点映活动
这种模式下，大象点映嵌入观众、片方和影院三者之间，充当了新的纽带。
此前，电影票背后的逻辑是，影院根据经验、数据排片，观影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小众的观影需求也无法被满足。而大象点映则尝试打破这一逻辑，从某一群体的观影需求出发，反向安排影院排片，最终形成观影行为。这其中，既包括人群的增量，也包括影片的增量。
“大象点映之前，导演、影院和观众三方都有诉求没有被满足。两三百万宣发成本对有的导演来说已经很沉重。但是这样的费用，可能只能在影院获得零点几的排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些观众想要看纪录片、艺术电影，却找不到渠道。影院则担心，这样的电影无法保证上座率。”大象点映媒体负责人肖副球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说。
对于小众和艺术类影片，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没有宣发费用导致排片过低的影片或者因为类型（比如纪录片）干脆没有排片的影片，有了排片的机会。其次，影片的观看人数达到限制才进行排片，意味着影院的上座率得到保障。更重要的是，大象也因此形成自己的观影社群。
这种社群的形成有其独特的价值：一方面，在口碑能决定影片生死存亡的当下，观影社群成为接触观众、影响观众的重要渠道。“如果卢米埃要举办影展，也会找到诸如大象点映、后窗等观影平台合作，吸引他们平台喜爱类型片的观影群体过来。” 吴秀琦表示。另一方面，对于片方来说，大象点映也是精准营销的突破口。《江湖儿女》、《小偷家族》等影片都曾因此与其合作。
大象点映试图在原有电影产业链中做更多的拓展服务。“我们所有的票房都进入票房分账系统，意味着院线、片方以及我们第三方都可以在既定的框架里取得票房分成，我们没有去抢原有市场的蛋糕。”肖副球表示。目前，大象点映已经和124家片方，2639家影院合作，举办了数千场点映活动。
但也有隐忧。当更加文艺、小众的电影在为大象点映笼络同样气质的人群时，也成为其商业变现的桎梏之一：由于文艺片的宣发费用本就有限，再加上目前还没有形成足够的规模效应，大象点映至今还没有盈利。正因如此，大象点映选片类型并不限于文艺影片。“大象点映选片标准是，符合‘诗与真’价值观的‘好电影’。”
试图在电影产业链中做更多拓展服务的还有“攒片”。
攒片成立于2017年6月，创始人黄福建曾在票务领域有多年的经验，在他的规划中，攒片或许可以成为一个“拼多多模式”的票务平台。“我们首先做的就是帮影院观众建群，再用攒片在群里把票卖出去。”黄福建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表示。
基于此，攒片引入了两个社交概念，一是类似淘宝客概念的攒片客，如果影院将票务信息放出，攒片客帮助将电影票卖出，就可以获得返利。二是拼多多的概念，在电影票底价的基础上，参与拼的人越多，价格越低。
为观众服务的“攒片”小程序
便宜的电影票既来自于想要宣传影片的电影制作方、宣传方，也来自于想要运营用户的影院。攒片甚至大胆提出，影厅中观影位置不好的电影票可以通过攒片来售卖，增加上座率。
这样的方式同时延长了影片的生命周期。“拉长生命周期其实有几种方式，电影也是一种快销品，对于好片子来说，提前做点映活动积累口碑。另一种是在快下片的时候，影院不太敢排片。还有一个就是复映，如果时机合适，可以拿出来再次放映。”黄福建说。
攒片希望建立一个开放的平台，片方、影院、用户都可以在上面开展活动：版权方可以授权发行，影院可以发布接单标准，用户则可以拼单或众筹得到想要的电影票。黄福建将这种方式称为“新宣发”，它一方面意味着更广泛的互动可能，另一方面也要求参与方发挥更多主动性。
为了更好的完成“新宣发”，攒片尝试在社群上沉淀自己的势能。采访中，黄福建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手机向我们展示攒片的望京观影群。“在上海，我们有20多个这样的群，每个群有500个人。”他说。
不论是大象点映还是攒片，在他们背后，电影票的使命和角色正被改写——它已经成为了影片宣发和影迷互动的新入口。
事实证明，以电影票为切口撬动产业链的路径，确实有大有可为。以猫眼为例，从购票服务入手，猫眼已经建立起自己的专业数据平台。以此为基点，猫眼正反向进入投资、制作、宣发等环节。2018年上半年，猫眼提供宣发支持的电影约占中国总票房的90%。
大象点映和攒片抢占市场最大的阻碍也自于这些老玩家的凶猛打法。当他们开始以电影票挤入宣发赛道，无疑要面临的是与传统影视宣发公司，与猫眼、淘票票的竞争：以新思路启动项目或许并不艰难，但面对既有资源又有技术的强大对手，如何形成切实可行的商业路径、健康稳定的现金流以及如何形成自己的核心壁垒、增加模式复制的难度和成本，才是更为核心的问题。
除此之外，影院关心的则是这些创新者能否为其带来新的客流。
“假如攒片的500粉丝与卢米埃重叠，那么合作就没有意义。所以要看的是卢米埃的票放在攒片上，能不能转化成会员。另一方面，如果客群喜欢的是低价票，客群的留存率如何也是我们考虑的问题。”吴秀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