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增长方式是根本】
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授予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以表彰二人将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相结合。颁奖词说，他们设计了新的研究方法以解决我们时代最基础、最紧迫的问题，探究如何创造长期持续而稳定的经济增长。
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经济一直依赖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重资产、重投资，由此带来的是对环境的巨大破坏。
2004年，吴敬琏在全国政协专题讨论会上第一次公开表示，要谨防结构调整中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2005年，他又全面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实现由投资驱动到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转变。
吴敬琏希望的技术进步是建设法治化的市场体系，从根本上鼓励创新创业，而不是直接去制定微观领域的技术路线、经营战略，或是给企业补贴。假如在竞争阶段继续给予特定、少数企业补贴，反而会导致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但当时的经济学界却有很多人反对吴敬琏的观点，除了厉以宁这个老对手，还有樊纲、林毅夫、龙永图等人。
龙永图说：“我国只有老老实实再走10年的加工贸易路，再为外国公司打工打上20年。”林毅夫则通过“比较优势”说，中国劳动力过剩，应当更关注劳动密集型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发展。
但吴敬琏用发展的观点回应道，他并不是要求取消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企业，但是也不能永远停留在这种外资拿走90%的价值，中国人只拿5%到10%甚至更低的状态。
虽然他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观点，但少有人喝彩，反而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在重型化和造城运动中走得越来越远。
他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的前言中感慨道：“通过投资扩张来推动增长的做法，不必触动旧的利益格局，因而以强势政府和海量投资为基本特征的威权发展主义的发展道路就成为一些官员的行为定式。”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吴敬琏之前担心的景象出现了，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受重挫。
吴敬琏提出的应对之道是“标本兼治”：标就是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但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但随之而来的是4万亿元投资和10万亿元贷款计划。
中国经济实现“V”形反转，外界一片欢呼和惊叹，但吴敬琏并无欣喜。在他看来，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宏观调控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边界到底在哪里；二是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问题。
2009年以来，政府多次采取刺激政策，其效果却在递减。例如2014年的1万亿元投下去，只把GDP增长率从一季度的7.4%提高到二季度的7.5%，三季度又回落到7.3%。
吴敬琏2013年发出警告，长时期采取刺激政策容易使宏观经济变得十分脆弱，孕育着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危险。唯一的出路就是推进改革，提高“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触动某些人的利益，症结在于制度性障碍。
“政府职能转变是其中关键的关键。由于政府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比较困难的，对于在旧体制中有种种权力和利益的人来说就更加困难。”吴敬琏感叹道。
2017年，吴敬琏将《竞争性市场体制》《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国增长模式抉择》集结为《中国改革三部曲》，重新出版。
虽然这些年新口号、新概念层出不穷，但因为中国改革的基本问题始终存在，书中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分析总能与当前问题对照，引起共鸣。
【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
1984年，吴敬琏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调入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后被薛暮桥转调到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从纯粹的理论研究者到政策咨询专家，符合他注重应用的特点。对于外界“政府幕僚”的说法，吴敬琏多次表示不以为然，“经济学家只能扮演独立思考的学者角色，至少我不充当什么‘帝王师’。”
这种认识源于他早期的一段经历。1954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吴敬琏进入中科院经济所。彼时，他把精力全部投入到计划经济理论的论证中。
1964年清剿市场化思潮，中科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成为主要批判对象，吴敬琏充当了“理论反击员”的角色。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参加理论论战，却是他“一生中做过的最惭愧的事之一”。
对于这段经历，他在公开场合从不讳言，甚至自我批判道：“不能不把由于自私和盲从，从而在政治运动中采取错误的态度引为终生的教训。”
而他日后的启蒙导师顾准，不仅引领他走进市场经济的大门，更让他学会了独立思考。在以后的学术研讨和论战中，他总是直陈时弊、直抒胸臆。
他曾受到各方的攻击，有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极端“左派”，有某些垄断了资源分配大权的“当红新贵”，还有来自社会底层、不由分说地反对一切既得利益者的民粹主义。
有一段时间，吴敬琏的很多言论都被“肢解”，外界用只言片语曲解他的意思。但是他始终以无畏的精神和深厚的学术功底，坚持不懈地为改革奔走呼号。
自幼多病的吴敬琏学业断断续续，因为体弱难以承担繁重的科学实验任务才放弃了“科学救国”的理想，改读经济系。但到了晚年，他反而变得愈发精神矍铄。
他的身上，有母亲、一代报人也是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邓季惺的影子，两人都非常倔强、相信法治的力量；也有顾准的独立和自省精神，注重从制度上去思考和设计，防止“娜拉出走后”再回到原地。
从计划经济的信徒到市场经济的捍卫者，在吴敬琏身上还折射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曲折历程。
当年，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顾准对吴敬琏说：“还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
四十余年过去了，吴敬琏在去年的演讲中动情地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真刀真枪地进行改革，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希望。我今年87岁了，但还想为改革尽一份力。”
经历了家国多难，国家振兴是他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
今年，吴敬琏出版了新书《中国经济改革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用一句话来说就是坚持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吴敬琏近日在新书发布会上说，“在这个道路上有很多波动、曲折甚至有时候出现了倒退，所以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地去肯定改革开放的方向，不是去仅仅停留在鼓掌欢呼上面，而要具体地去考察整个的历程，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来推动我们进一步的改革。”
他进一步反思自己：“以前我对‘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体制是完全肯定的，认为这是一个市场经济的婉转表达。但是在我这两年的研究中间，我发现我的这个认识是有偏差的。”
吴敬琏表示：“这种模式虽然看起来是市场引导企业，可是市场还是在国家掌控之下，受到了产业政策以及其他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的扭曲，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所以它是一种间接的行政控制的经济体制，这件事情影响到后来，甚至一直影响到现在。”
回顾历史与当前问题紧密相连，“我们当前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实都可以从我们过去四十年所遇到的问题、所出现的各种偏差找到根源，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经验和教训的认识。”
参考资料：
《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 吴晓波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