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预见未来相当数量的岗位会消失。工作已经成为了大多数人创造价值、度过时间的方式，在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工作的时候，社会將会怎样？我们有什么潜在的应对方法？本文的作者提出，我们应该看到“隐形劳动”的价值，让这些对社会有利的付出得到回报。作者也讨论了工作的本质和意义、以及最近常出现的“无条件基础收入”和就业保证等政策建议。本文编译自medium的原题为“Why We Should Value ‘Invisible Labor’”的文章。
家务就是一种很多人做，但是没有酬劳的劳动。
越来越多工种正在不断消失，一去不复返。
但是这和以往工作被取代有所不同。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工人工作效率的提高意味着每个工人的薪酬增加，同时商品的价格下降。在这个节点上，我们需要的工人数量大大减少，生产量也随之下降，这也意味着支付的薪酬减少。这样的现实刚开始并不明显，因为有些企业转移到海外去生产，来到中国、孟加拉等等，毕竟成本较低。但是，在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自动化也开始将“抢”人的工作，生产的成本也将到接近最低水平。
然而，这一切的演变中，最荒谬的就是物资越来越充足，但人的生活却越来越贫困。这是因为，我们“工作” 为了满足三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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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我们需要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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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资源（比如通过发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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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各自的人生意义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通过资本实现第一个需要，而且，很多企业是股东所有，而非工人所有，所以要实现这个目标，成本其实并不高。但是，这样一来，第二和第三个需要就无法通过工作来满足了。
而且，社会上将会出现一大群没有工作，或者仍有余力工作的人。他们疯狂地找事情做，以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尽管生产力以及达到人类历史的最高峰，人们却没法满足自己最基本的需要。到处都是商品，但是资源的分配会向小部分人严重倾斜。沃利斯基（Peter Whoriskey）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章，“一个资助穷人的办法：私有股份公司是怎么通过向被现金绑架的美国人提供贷款来盈利的”，就解释了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一种形式。
简单说来，在经济上没什么选择的人，就会成为被“捕猎”的目标。我之前也发文章解释过，为什么在富人眼里，一大群穷人身上可以捞出极大的价值，以及对“富有”的新定义。
但是，把穷人作为经济来源，只能是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的选择。对大多数人而言，“大家都应该就这么饿死”这样的想法，听起来还是会很反感。况且，我们因为社会的财富过剩，导致大家都饿死，这样的发展也太黑色幽默了吧。
“如果你现在有份很体面的工作，再给你多少钱，你才愿意做掏粪工？
...既然多给钱你都不愿意做，那么为什么现实中的掏粪工得到的报酬那么低？”
有人提出用无条件基本收入来解决这些问题，从社会总体财富的增长中，给每个人都发分红。
无条件基本收入，简称 UBI，又称为全民基本收入、基本收入，指不论工作、收入、财产等任何条件，只要是该国的国民或某地区的居民，或某团体组织的成员，每个人皆可领取由政府或团体组织定期定额发给全体成员一定金额的金钱，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
有些地区已经开始实施这样的政策了，比如阿拉斯加和沙地阿拉伯，从石油获取的利润中给公民发钱，还有一些小范围的政策试点。这样的政策效果也不错。但是，反驳无条件基本收入的论点不少，主要有以下三点我觉得值得讨论。
反驳一：人们肯定不想工作。
漫画指出，如果不工作就能发钱，就没有人会选择工作。
“人们不想工作” 某种程度上说来确实如此。人们不想要的是糟糕的工作，除非你愿意支付大笔的薪酬。如果你现在有份很体面的工作，再给你加薪多少，你才愿意去做掏粪的活儿？我估计大家开价都不会太低。
那为什么实际在掏粪的人，得到的报酬却比很多体面的工作要少？
答案很简单：他们获得的报酬少，是因为只有没办法做其他工作的人才会选择做这份工作。如果你能找到走投无路的人，就能给他们少的可怜的报酬，让他们把工作完成。要是大家有无条件基本收入，情况就会有改观。
原因就在于下图中的曲线，描述的是生活质量和拥有财富之间的关系。
图中反映了财富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在曲线与X轴交点的左侧，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在右侧，财富达到一定量时，随着财富增加，幸福感的提升已经不明显了。
假如你的生活出现问题，其严重程度主要取决于你是否有足够的钱可以对付。有些问题，无论多少钱都解决不了，比如伴侣在车祸中不幸身亡，或者你被陨石击中等等天灾人祸。但很多事情都是钱可以解决的，比如车爆胎了，花钱可以修，但是你要是没有钱打的，轮班的工作要迟到了，那就没法解决，最后只能被炒鱿鱼。
衡量财富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何等程度的消极事件，会导致你生活失控，以及这种消极事件发生的频率。要是一次爆胎就能给你的生活造成“大地震”，你就算是穷人，你的生活时时刻刻都有可能出现“大危机”；如果你确诊得了癌症，治疗费用高昂，无法承受，那你就算是不稳定的中产阶层，这可能对你的家庭财政造成很大影响。假如没什么意外能对你的财政状况造成很大影线，那你就算是富人。用数学来表达，就是上图。不过，金钱买不来幸福。你的财富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后，幸福感增加的幅度就很小了，生活满意度会持平。但是，贫穷可以给你带来无休止的苦难，有时候，人们为了短时间内求生存，会被迫做一些对自己长期有很大危害的事。
从经济学角度考虑，如果有人为了短期生存，必须牺牲长远的利益，那他们能讨价还价的余地非常小，这样的境地，正是自由市场假设无法成立的原因。
比方说，有两个人在进行自由贸易，拿奶酪换粉笔，两人交易后都更开心了，效用都增加了，不然他们也不会交易。这正是市场之所以如此高效，以及市场能同时增加社会总体财富和个人财富的核心原因。
但是这个假设有一个重要前提，交易得是自由交易。如果两人在谈判中筹码相差很多，这个前提就不成立了。谈判中强势的一方可以要求弱势方放弃几乎所有一切，以他们的付出来换取自己的长期收益。更糟的是，如果财富是以权力的形式体现的话，谈判的失衡会越来越严重，创造出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导致绝对君主制。
无条件基本收入就能打破这个循环。不管是以什么形式，现金、无条件住房、医保等等，只要人们能得到最基础的生活需要，只要他们不在曲线陡峭的左侧挣扎，他们就没必要接受糟糕的工作，除非得到自己认为足够、可接受的报酬。
这么一来，现在的地位高低等级是被倾覆。目前，你的工作高低次序取决于让他们给你带来的收入，粗略地来说可以分为四个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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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工作中，你能直接接触到大笔财富，也可以从中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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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工作供不应求，能做的人不多，所以酬劳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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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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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糕的工作，只有被逼无奈的人才会去做。
如果有了无条件基本收入，糟糕的工作就会上升为第二类工作，供不应求，因为愿意做的人并不多。工作层级就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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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工作中，你能直接接触到大笔财富，也可以从中谋利。
-
这份工作供不应求，能做或愿意做的人不多，所以酬劳也高。
-
“普通”工作。
这样，负责做脏活累活的人，也能拿到跟专业人士差不多的薪酬。现在，如果你做的是第三类或第四类工作的话，想进到第二层级，估计很难：因为第二层级的工作难做，能做的人不多，而且学习第二层级工作所需要的技能需要大量投入，一般人不一定担负的了。这么一来，如果你想做第二层级的工作，生在富裕家庭，父母的工作就是来自第一、第二层级的话，你的成功几率就大得多。但是在有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条件下，你就可以通过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拿到第二层级的收入。
只有三个层级工作的社会，比起现在的社会来说，更像是由精英领导的社会，也让我们避免了自由市场假设里的谈判条件不平衡的漏洞，交易会更让人觉得平等，服从“双方都有利可图”的原则。这样的社会，总体财富会不断增加。（社会总体财富增加，还有另外一面：“因为没钱治病而死亡”或者“因为睡大街睡不好，导致工作效率低”等等，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导致总体生产力下降，而这些问题解决了，社会生产力自然会提高。）
所以，无条件基本收入的影响，远比反驳一要复杂。不是说人们不想工作，而是有些工作的报酬之前太低，在有了无条件基本收入后，这类工作报酬可能大大提高，人们对工作带来的价值，也会有改观。
请不要低估这一点的潜在影响。行为心理学有一项很重大的发现：人们对于财富和权力的变化接受度还是可以的，除非这些变化会让他们和其他人的相对地位发生变化。如果地位突然从顶层到了底层，甚至就只降了一级，都会让人心慌意乱。在我们考虑实现无条件基础收入之前，需要好好考虑人们可能的反应。
反驳二：我们负担不起
一听到“无条件基础收入”，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怎么能负担得起？ 乍一想，你可能觉得基础收入会干扰现行政策。但是只要你跳出现在的框架，结合一下数据，就发现这样的反驳实则不太靠谱。我们社会中的财富净值（GDP除去折旧）实则增长迅速，以美国为例，从1930年来每年的财富总量在不断增加（数据来自美联储）。
人均GDP曲线变化也几乎是同样的形状。
现在的国内家庭生产平均值大约是129000美元，家庭平均收入中位数是 59039美元，平均数是72641美元。财富增长得很快，我们也更应该意识到自己选择的影响：企业机制将股东的收入放在首位，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机制，来对财富进行分配，个人收入的税负远超过对资本增长和持有财产的税负；这样的机制是人为的决定，而非自然法。金钱，或者说实际财富，比如具体的产品和服务，只存在于系统中。
重新分配这笔财富，自然会对人们带来巨大的影响，毕竟，现在已经坐拥大把财富的人，肯定不愿意“失去”自己的财富。同时，“合法占有”自己财产的规则早已深入人心，如果要从大财主们的口袋里拿出财富来再分配的话，仿佛是从他们手中抢走理所应当属于他们的财富。
我们应该意识到的是，其实人们对于“所有物”的概念是随着时间一直在变化的。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层面上“拥有”物品：你拥有你的车，你也拥有你的身体、想法、家庭。但这些“拥有”是不同的。如果你欠了债，法庭也不能强取你的肾来抵债，但是车子可以拿去抵债。
历史上，不同类型的“所有物”就有不同的“所有权”。比方说，拥有土地，不代表可以收过路费。美国的土地所有权不包括开采权，也不包括对上方天空的所有权。传统的土地所有权系统里甚至没有个人所有的土地，土地一般是宗族、家庭或社区所有，是身体器官类似的不可分割的一类资产。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可以拥有的资产之定义都在不断改变。比如知识产权是十八世纪创造出来的概念，后来它的范围一直在变化。以前，奴隶算是奴隶主所有，现在大多数社会里，奴隶不再是合法财产了。
现在西方国家里，能在市场上交易的，就可以成为个人所有财产，交易的实质，就是所有权的转移。实际上，器官捐赠者不能获得报酬，就是处于这样的考虑，否则，器官就真的成了市场上流通的商品，在人们欠债时，就可以强取来抵债了，也就逼着某些人贩卖器官了。
目前，就算是非常巨量的财富，也可以视作“私人财产”，跟牙刷毛巾一样。但是这一切可以改变：如果我们将产品分为三种，生活必须物品（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幸福感曲线陡峭的左侧）、非必需但可以拥有的物品，以及价值巨大、不应由任何个人“私人所有 ”的物品。如果某些人的财富超过了这个阙值，不管是作为个人还是在经由企业“拥有过量财富”，他们都应被视作公众财富的保管人，或者他们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拥有这些财富。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硅谷的经历。我经历过繁荣，也见证过萧条，知道“拥有”很多股份和“拥有”一座房子，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的所有物，能让自己挺过财政上的”大地震“（就算得了癌症也不是立刻判了死刑），或者能让自己的孩子进入精英教育体系，让他们也能进入一类和二类工作，最后得到社会和政治权力。
反驳3：人们会失去尊严
这条对无条件基础收入的反驳，重要性可能被很多人严重低估：人们可能会因为没有工作却拿收入而失去尊严，觉得自己是寄生虫，光是索取却没有做贡献。
我第一次是从戈顿（Rob Gordon）那里看到这个反驳，打心底里觉得，这就是自己辞去上一份工作，做现在这份工作的根本原因。我之前在文章里写过，人们从工作中得到许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尊严：
“人们在工作中获得认可：他们觉得自己的贡献得到了社区的承认，这个社区可以是自己的家庭、邻居、同事，让他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让身边的人觉得自己是重要的。人们的贡献，就和自己的内在本质一样，是非常鲜明的，因为他们在其中投入很多，所以，受到他人的认可，才真的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有价值。”
像国家医疗保险计划或者食品券这类社会福利项目，有时候实际运作起来会有很大的阻力，就是因为很多有资格领取这些福利的人自发拒绝这些福利。他们觉得，享受这些福利不仅是承认自己的失败，更是成为了社会的寄生虫，没有贡献，光是索取。人们想为自己的所在的社区做贡献，他们希望别人能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他人的认可。另外，社会衡量价值有两种方式，一是最基本的对某人的认可，二是认可某人作出的努力。
就业保证就是出于人们对工作有“心理需要”而提出的一个政策建议。当然，这个建议也有其两面性。
就业保证是一项经济政策建议，旨在为通胀和失业双重问题提供可持续解决方案。其目标是通过让国家承诺雇用失业工人作为最后的雇主来创造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
无条件基本收入是给每个人都发分红，而就业保证是给人们提供工作机会，让他们得到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这些输入的来源和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来源是相同的。
就业保证直面了反驳一和反驳三提出的问题，让大家都有工作可做，让他们有尊严。同时，糟糕的工作也会有人做，而反驳二仍然成立，人们的顾虑还跟无条件基本收入一样，可能觉得社会负担不起。
但是，进一步思考之后，你就会发现，就业保证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就业保证根本没有解决反驳一，“人们肯定不想工作”，而只是将其搁置。要依赖就业保证来维生的人，肯定是就业上没有其他选择，被逼无奈；这么一来，所有的糟糕工作就会成为就业保证提供的工作，维持收入水平低的现状。
就业保证“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保持社会现有的不平衡，做一类、二类、三类工作的人，几乎没受到影响，只是第四类工作现在成了就业保证提供的工作。
对于就业保证，我有几点疑虑。首先，如果第四类工作的存在已经能保证充分就业，让想工作的人都有工作可做，那这些岗位的需要，不是已经得到满足了吗？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业保证可能会带来两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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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第四类工作硬性规定支付足以维持生活的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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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第四类工作的数量和种类。
这样的做法历史上不是没有，前苏联就非常喜欢这样的政策。我记得我的姨奶奶给我讲过这样的故事：当时她作为外国访客，受邀参观一个前苏联制造瓶子的工厂。在工厂里，原材料经过熔化、进入模具、冷却、堆积、锤子打碎的过程，回到第一步，不断循环！这是因为政府已经规定了国内对瓶子的需求量，没有人“需要”多余的瓶子。但是他们也不能下令关闭工厂，不然工人就没工作了；他们也不能拿原材料做别的产品，因为政治局没法根据市场的具体需求灵活应变。所以大家明知工作没有意义，还是无休无止地进行下去。
现在已经是另一个时代，我们会很自然地假设工厂可以根据市场需求灵活应变了。然而，现在制造业已经不需要这么多人，提供不了以前那么多工作岗位。 不是说我们傻愣愣的，不知道工厂不一定要生产瓶子，还可以做其他的，而是需求饱和了，想生产稀缺产品，也不知道有什么稀缺的了。
这就导致就业保证无法解决反驳三，“人们没有尊严”。如果你创造一个明显毫无意义的工作岗位，那身处其中的人，估计也没什么尊严可言。他们只会更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根本就是无用功。
简单说来，就业保证就是拐弯抹角地为人们提供最低生活所需，还要让他们从事毫无意义的工作。直接发无条件基本收入反而更方便，它不会影响现有的权力阶层，不过这么一来，倒也违背了实施这项政策的初衷。
经过以上的分析之后，我觉得不管是基本收入还是就业保证，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这不意味着这些点子不好，只是说我们还需要更切实可行的想法。
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我个人有一些初步的想法。首先我想解释一下工作中得到的尊严的问题。
我们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得尊严，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劳动对社区有用，自己在对社区做贡献。但是，我们常常把劳动和工作混为一谈。事实上，我们主动出力，从事很多对社区有用的劳动，都没有计报酬——哺育家庭、做志愿者、帮助他人解决困难、缓解邻里之间的矛盾、组织活动、为他人提供情感支持、满足他人的需求等等。
这些贡献对于社会整体的生存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而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传统工作”，只是在过去150年来才越来越流行，成为常态，我们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投入“工作”，换取工资。
伴随着工业革命出现的劳动的资本化，现在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我们在衡量劳动时，只算报酬。突然之间，抚养孩子，为家人准备食物不仅是“降低了价值”，甚至根本不算做劳动了（家务重新被经济学家视作劳务，还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家庭里做“项目管理”——把家人凝聚在一起，发现和满足他们的需要，处理不开心的家人的情绪，在80年代之前，都不被视作劳动。直到最近，才有经济学家定义了“情绪劳动”，慢慢地为人所接受，现在还有很多人对其不明就里。
情绪劳动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Hochschild率先提出，她把情绪劳动定义为“管理自己的情感以创造一种公正可见的面部和肢体的表现”。在戏剧理论的启发下，Hochschild提出员工管理情绪有两种方式：表层扮演和深层扮演。表层扮演是员工调节情绪表达，使之与组织的要求相符；深层扮演是指为表达组织期望的情绪而对真实情感进行调整，使其一致。后来的许多量化研究都是基于这个二维模型开展的。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家里负责情绪劳务的人，你就知道会有多辛苦，对于维系家庭又有多重要。就算你在家里不用负责这一块，如果负责的人突然不干了，生病了，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的付出其实很重要。
这类型的“隐形劳务”相对于有按小时计薪或按月发工资的工作而言，既没有报酬，也谈不上尊严。
但是现在，自动化的出现或许能带来转机，很多“有形劳动”的需求可能不再，我们现在从事的工作可能都会被取代，但是，“隐形劳务”的需求还有。我们可以更多地从事情感劳动，家务，甚至一些我们还没有专门的词描述的劳动。这些劳动虽然很重要，却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尊严。
这或许就是我们应该认识，然后改变的现状。
简单想想就能明白：如果越来越多实质产品的生产都交给机器人了，那人们就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去做隐形劳动；而不是通过工作的“更新换代”，让下岗员工，通过学习新技能，然后再就业，“让下岗工人再学些别的本领。” 希望大家都能看穿这些胡言乱语。隐形劳动就不一样，我们一直都在做，都有需要，只是我们此前一直在下班时才有时间做而已，
那么，在我们开始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或者就业保证之前，应该先努力定义、认可那些隐形劳动，让他们不再隐形。
首先，考虑工作的目的，此处的工作包括传统工作和隐形劳动——工作的本身是为了实现三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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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我们的需求——包括传统的产品和服务，以及隐形的产品和服务，比如食物、社交网络、孩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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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资源（比如通过工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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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各自的人生意义
如果我们让隐形劳务有形化，我们显然会有足够的“工作”，来满足第一和第三个需要。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突然有大批大批的人开始从事之前未受认可的隐形劳动，第二个需求不一定能得到满足。而在前文中，我们面临的是不同的问题，工作岗位越来越少，无法满足的是需求二和三.
隐形劳动有形化之后，尊严的问题可以直接解决，需求也不会缺乏。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么保证之前“隐形”的劳动得到合理的经济补偿。
这个问题很特别，解决办法也很多。我们可以尝试完全交给市场来解决，让人们互相支付情感付出的“劳务费”。但是，出于直觉，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能欠佳。首先，实际操作起来可能有困难，如果你的整个社区都很穷，但是大家互帮互助很多，你可能没有钱支付他们的劳动；第二，给人性关怀定价，大家可能觉得怪怪的。我们也可以尝试一下类似无条件基础收入的解决办法，既然大家都有投入隐形劳动，那就直接向每个人支付定额”报酬“。
或者，将这些点子结合起来会更明智。比如，如果大家都能得到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避免图一出于曲线最左侧的人无法维持生活，导致社会财富净损失），同时采用就业保证策略，让人们能参与到隐形劳动中，如果你愿意做，就能获得额外报酬，那社会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能用其他机制配置社会财富，保证社区能有足够的资源来为提供情感劳务的人支付报酬，剩下的交给市场调节，又会怎么样呢？
未来有无穷无尽的可能。我觉得，让隐形劳动“有形化”，我们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通过改变现有的环境，我们可以找到比无条件基本收入或者就业保证更好的解决办法。
这么一来，或许人类终于可以享受物质丰饶，精神丰富的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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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思考：
在发表了上文之后，我得到了几个读者的反馈，有几点很值得分享。
无条件基础收入给多或者给少，带来的变化可能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这笔收入可以让人完全不劳动，和这笔钱刚好够补贴收入微薄的人群生活，在经济上会有根本上的差别。老实说，给小额的收入可能对社会整体有益，如果给的多了，会造成新的问题，特别是在还有许多工作都要人类来完成的社会里，给的基础收入多了，工资只会跟着上涨，而基础收入如果不变，社会的资源又会向有形劳动转移，同时可能导致通胀。
昨晚我想象了一下基础收入该怎么实施。我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如果这笔收入比较高，会有很多人立刻辞职，但是雇主升工资的速度一时之间可能跟不上，那社会上很多重要的岗位可能空缺（不用很久，大概两三天的样子就会出现大问题了），比如食品物流网络断裂，后果会很严重。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水管工都知道，“如果阀门打开的太快，压力就会很大。” 经济也是如此。
另一方面，一笔小的无条件基础收入已经在小范围内试点，比如Manitoba，确实可以轻松地帮助很多在贫困中挣扎的人，同时没有上述的风险。所以，在小范围开始实施这项政策，大概每月发500到1000美元，应该是更明智的决定。
弗里曼和费耶（Jennifer Freeman 和Anne Faye）提出了很有趣的观点，针对第三条反驳，无条件基础收入与人的尊严的论点可能完全不成立，因为现有的社会支持体系，特别是在美国，几乎是专门设计来剥夺人的尊严的。但是也有些其他体系设计时，没有这个意图，也正在试验中，比如少数基本收入试点，以及欧洲尝试带薪休假方案。人们开始投入时间精力做本文提及的隐形劳动，同时能获得价值和回报，无需他人干预。这可是个好兆头，
对于就业保证的反驳，也有读者提出了有趣的反方观点，肯尼迪（Robert Kennedy）指出，在美国大萧条期间的就业项目根本没有这些问题，但是，这可能和就业项目期限较短有关。当然，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对社会整体而言，胜算还是很大的。如果就业保证是采用这种形式的话，或许最后效果很不错。
另一方面，前文中没有提及的一个反驳论点是：残疾人被排除在就业保证之外。这个问题很严重，或许应该多花些笔墨讨论。我们可以对比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提出的“福利改革”。这个“改革”对很多依靠福利的病患、家庭负担重和其他因故不能参与工作的人造成巨大影响。任何通过类似的方式鼓励人们参与工作的体系，都会间接的地“惩罚”无法参与工作的人，只有“记录在案”的人可以幸免。而要被记录在案也不容易，况且有了这类记录还会导致其他消极后果，比如医疗保险难取得等等。 这也是我不太赞同就业保证的原因。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