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现在人类已经构建共同的文明，面对共同的挑战和机会，为什么英国 、美国、俄罗斯和许多其他群体却走向孤立？回归民族主义，是否能真正解决全球化世界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还是只是逃避现实，到头来会让人类和整个生物圈陷入灾难？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消除一个普遍的误解。与一般人所认为的不同，民族主义并不是人类心理自然而永恒的一部分，也并非根植于人类生物学。的确，人类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有对群体忠诚的基因。但几十万年前，智人及其原始祖先的生活形态是小型、亲密的社群，人数不超过几十人。所以，人类很容易对小型、亲密的群体（如小部落、步兵连 、家族企业）产生忠诚感，但要让人类对几百万个陌生人产生忠诚感是不自然的。这样大规模的忠诚在近几千年才出现（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几乎就是昨天早上的事），而且需要社会建设的巨大努力。
人类之所以不辞辛劳地打造出国家这种共同体，是因为遇到了任何部落都无法独自应对的挑战。让我们以几千年前尼罗河沿岸的古老部落为例，尼罗河是它们的生命线，灌溉着田地、承载着商业活动。但这个盟友随时可能翻脸：雨下得太少，人就会饿死；雨下得太多，河水就会溃堤，摧毁整个村落。每个部落都只控制着一小段河流，也顶多有几百个人力，不可能单独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同心协力，才能建起大坝，挖出长达数百公里的运河，驾驭伟大的尼罗河。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让各个部落逐渐融合成为一个国家，得以建造大坝、修筑运河、调节河水流量、存粮以备荒年，并且建立全国运输和通信系统。
虽然有着种种优点，但无论古今，要把部落或氏族转变为国家都并非易事。要想知道个人认同国家有多困难，只要自问：“我认识这些人吗？”如果是我的两个姐姐、11位表兄弟姐妹，那么我对每个人的名字都清清楚楚，能花上一整天跟你说说他们的个性、喜好和关系。但对于和我一样的其他800万以色列 公民，有绝大多数我从未谋面，未来见面的机会也不大。然而，我却能对这种形象模糊的群体怀有一种忠诚，这种能力并非遗传自我的狩猎采集者祖先，而是一项近代历史创造的奇迹。如果有一个来自火星的生物学家，只了解智人的进化和解剖学，那么他绝不可能想到这些猿类竟然能够与数百万陌生的个体发展出社群联结。为了让我愿意忠于以色列及其800万公民，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家组织就得打造出一整套庞大的体系，包括教育、各种宣传品和飞扬的旗帜，以及国家的安全、健康和福利制度。
我并不是说国家的凝聚力有什么不对。大型的系统需要大规模的忠诚才能运转，而且扩大人类同理心的范围也肯定有其优点。比较温和的爱国主义一直是人类创造的最有利的概念之一。相信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值得自己付出忠诚、自己对全体国民有特殊的义务，就能激励人们关心他人、愿意为他人牺牲。如果认为只要没有民族主义，我们的世界就会是一个人人自由自在的天堂，那么这会是一个危险的误解。没了民族主义，我们更可能面临部落割据、一片混乱。例如，瑞典、德国与瑞士等和平、繁荣及自由的国家的人，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缺少民族主义的国家则包括阿富汗、索马里、刚果，以及大多数失败国家。
问题在于，有时候良性的爱国主义会摇身一变，成为盲目的极端国家主义。这时，人们不仅相信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其实所有的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更会相信自己的国家至高无上，需要自己付出所有的忠诚，其他人对自己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现暴力冲突。几个世纪以来，对民族主义最基本的批评就是民族主义会导致战争。然而，只是指控民族主义与暴力有关，并不能遏制民族主义者做出极端行为，特别是每个国家都说自己是为了自保、对抗狡诈的邻国，才进行军事扩张的。只要国家让多数公民享受前所未有的安全和繁荣，公民就愿意以鲜血为代价。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这种民族主义交易看起来极具吸引力。虽然民族主义造成前所未有的骇人冲突，但现代国家也建立了大型的医疗、教育和福利制度。有了公立的医疗服务，似乎帕斯尚尔战役和凡尔登战役也值得了。
但是到了1945年，一切都变了。核武器的发明，极大地削弱了民族主义交易的平衡。在广岛遭美国原子弹轰炸之后，人们害怕的不再是民族主义会导致普通战争，而是害怕导致核战争。面临彻底被毁灭的局面时，人的心智思考会变得更敏锐。于是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原子弹，让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民族主义这个神灯精灵至少有一半被塞回了神灯。就像尼罗河流域 的那些古代部落，靠着把部分的忠诚从地方部落转向更大的王国，得以合力控制住危险的河流。在核时代，全球社群逐渐超越了单纯各个国家的层面，因为只有更大的社群才能控制核武器这个魔鬼。
在196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推出了著名的竞选广告《雏菊》，这是电视史上最成功的宣传片之一。广告一开始是一个小女孩一边一片一片摘着雏菊的花瓣，一边数着数字，当她从1数到10时，突然一个冷峻的男声开始像发射导弹一样倒计时。数到零的时候，画面中满是核爆炸的明亮闪光。约翰逊向公众高声说道：“这就是可能的代价。我们要创造的世界，是要让上帝所有的孩子都能活下去，还是要让他们落入黑暗？我们必须彼此相爱，否则就必定死亡。”2我们谈到“要爱，不要战争”（make love, not war）这句口号，常常把它和20世纪60年代末的反主流文化联系在一起，但其实早在1964年它就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观念，就连约翰逊这种强硬的政治家都已经接受。
因此，冷战期间，国际政治走向更为全球化的方向，民族主义被打入冷宫。冷战结束后，全球化似乎已经成为无法阻挡的浪潮。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将完全抛弃民族主义政治，视之为原始的时代废墟，民族主义顶多只能吸引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落后的民众。但近年来的事实证明，民族主义就算对欧洲和美国的民众也仍然深具魅力，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更是如此。各地民众开始觉得全球资本主义冷酷无情，令人感到孤立无援，再加上担心未来国家健康、教育和福利制度无以为继，于是又投入民族主义的怀抱来寻求安慰和意义。
其实，在今天，约翰逊在《雏菊》广告里提出的问题的意义比在1964年更为重大。我们要创造的世界，是要让所有人能够一起生存，还是要让所有人都落入黑暗？美国的特朗普、英国的特雷莎?梅、俄罗斯的普京、印度的莫迪等人诉诸国家情感，是能够拯救世界，还是只是逃避现实，不想面对棘手的全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