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严峻事实是：全面放开二孩以后，出生人口不升反降。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63万人，甚至比原国家卫计委预计的2023.2万出生人口，还少了300万人。关于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吁，在舆论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讨论。
然而，限制生育率提高的，不止是生育政策是否继续放开、何时放开的问题，还是如何鼓励育龄青年敢生、愿生、无后顾之忧地生的问题。
毫无疑问，90后已逐渐成为生育的主要人群。未来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决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要贴近90后人群的实际需求，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观念。
根据陕西省统计局发布《陕西省2017年人口发展报告》，2017年，陕西省生育二孩的妇女近八成为25~34岁的育龄妇女。报告认为，未来几年这部分育龄妇女的生育需求逐渐释放后，新进入这部分年龄组的育龄妇女人数逐渐减少——也就是说，90后人群生育二孩的愿望并不强烈。
现在生二孩的人，恐怕不少是本来就想生而被政策限制的人。当他们的生育诉求在短期内得到满足以后，剩下多数人的生育意愿，恐怕更加不容乐观。
此前，很多言论在分析社会生育意愿降低的原因时，把落脚点放在育儿成本的攀升方面。这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阻碍90后大胆地生、放心地生的原因，恐怕不仅是钱的问题。或者说，经济问题只是表象，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才是根本。
作为典型的独生子女一代，90后习惯在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环境中成长。他们自己无从体会两个或更多孩子的家庭是怎么样的，而更习惯于三口之家的家庭结构。甚至，一些90后在潜意识里认为一对夫妻生一个孩子是“天经地义”的，要改变这样的观念，不是继续放开生育就能解决的。
对承担生育的女性而言，生育所导致的事业中断成为她们重要的顾虑。尤其对于城市女性，本科毕业一般22岁，再读个硕士就要25岁上下，一毕业就进入生理上的黄金生育年龄。而刚刚毕业的几年，又是在事业上打基础的关键期。推迟生育年龄，自然成了众多女性的选择。
独生子女缺乏跟比自己小的弟妹相处的经验，遑论抚养经验。尽管一些90后家庭生孩子以后由祖辈抚养，但在延迟退休年龄的大背景下，很多90后夫妇的父母尚且在工作岗位上。转头向专业的托儿机构寻求帮助？在一些地方连幼儿园入园都尚且有困难，面向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儿机构更是稀缺货。
即便是众所周知的“养不起”的问题，也与社会观念的变化密切相关。在我国的生育高峰时代，居民收入远远比现在要低，很多家庭连温饱都谈不上，却有着比现在强得多的生育意愿。而现在，中国人已远离“吃不饱饭”的生活，多数家庭也有能力承担基本教育花销（义务教育已实现免费，大学学费也在严格控制中）。
问题在于，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改善型支出，成为压在这代中国家庭肩膀上的重担。在大城市中，普通的工薪家庭也习惯“富养”孩子，给孩子报数不清的兴趣班、补习班，寒暑假没事儿还要让孩子出国游学——可以说，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支出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收入增长水平。
中国的人口红利基本已经用完，而要解决生娃这件“国家大事”，绝不是生育政策本身的问题，而要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中通盘考虑。
育龄家庭的担忧，理应由公共服务体系纾解。例如，出台有力措施，鼓励和支持建设专业托儿机构，不敢说“从出生到坟墓”的保障，至少完善跟养育孩子有关的环节吧；做好妇女就业权益保障工作，法律要严厉打击针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和职场潜规则；深化教育改革，既让公众享受教育的公平感，也要不断提高公立学校教育的办学水平……
人口变化是社会现状的“晴雨表”。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是社会青年问题的集中体现。提高生育率，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需要用保障青年权益、服务青年发展的眼光，通盘考虑所有的相关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