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性与空间化：中西历史演化结构编码
彼得?伯克指出：“西方历史思想中最重要、或至少是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对发展或进步的强调，换言之，在于它看待过去的‘线性’观点。.....‘历史’通往某个地方并由天命或神意引领，这在西方是一个古老而广为流传的假定。历史进程是不可逆的并将迈进一个终点的观念同样是古老和广为流传的。”[13]这里的“假定”暗示出这种观念的建构性。在西方普遍史的描述中，其背后总有一种既定的动因，比如“天命”“神意”或理性，推动历史从多样的特殊性走向单一的普遍性，如此则整个历史进程呈现出一种主题单一、明确的线性结构模式。
按照史学界的通识，西方史学传统中的普遍史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后才形成的，而普遍史结构范式“有一个公认的开始，一个被确定的过程，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14]亦奠基于基督教史学。这个“公认的开始”在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和《教会史》中均以《圣经》中亚伯拉军的出生为元年；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第一卷直接用“以基督之名，历史自此开始”来展开他的叙述。“一个被确定的过程”通常表现为“上帝的目的”的实现过程。“一个无可争议的结果”，正如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所展现的世界历史是“始终朝着上帝所预定的目标不断前进”的历史，是正义最终战胜邪恶的人类救赎史。18世纪出现的理性普遍史将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因由“上帝的目的”转为“自然的法则”，并在历史时间界域上由过去一直延续到未来，但将人类社会按照进化程度从“蒙昧状态”到“文明状态’加以排列的思路，仍然是线性进步观的历史书写模式。
线性结构模式在西方历史演化叙述中影响深远。这里着重辨析影响研究中关于希罗多德《历史》的解读与阐释的问题。在西方史学传统中，普遍史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基督教产生之后才形成的，这可以说是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如果说普遍史是一种典型的目的论史观，那么希罗多德使用的“探究”、修昔底德使用的“发现”，都说明了早在古典希腊时期，西方史学家就专注于理性地甚至是逻辑地描述历史的规律性或模式，这种专注通常导致了一种目的论的探究。学界据此判定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同样可以置放于普遍史阐释模式中。据吴晓群的研究，20世纪后半叶西方希罗多德研究主要有两种思想路径：承认或者质疑希罗多德作为历史学家的身份，其中认同希罗多德历史写作合法性的思想路径者多将其置放于西方普遍史的语境下予以解读，并由此证明古典史学与现代西方史学之间的实质性联系。[15]结合希罗多德《历史》中述史目的的自述，《历史》的文本实际并不符合一种视角、一个主题、一个终极目的的普遍史线性结构模式，“希罗多德的《历史》，通常被认为是一部具有‘世界史’意义的著作，但却不是一部普遍史。因为它强调了希腊人与非希腊人之间不同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突出的是差异性。而在时间结构上，希罗多德也没有在希腊人、吕底亚人、埃及人和波斯人的历史之间建立一种统一的年代顺序，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有着自己的编年结构。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史必须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和单一的线索，以便将不同地区、民族或国家的历史纳入到一个有意义的整体中来”。[16]但“史学的任务是通过批判的研究和艺术的综合，从而发现统一性和经验的事实”，[17]在这种学术研究视野下，学者们致力于寻找《历史》文本的统一性，其中汤普森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说：“希罗多德著作最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它的统一性”，因为“下列想法都是希罗多德构思出来的：历史不只是一些突出的、并不相互连贯的事实的排列：在它们表面上的混乱下边，必然有一种统一性和连贯性存在：历史家的职责就是区别比较重大的事实和比较细小的事实并以适当的顺序把它们联系起来”。[18]汤普森还对《历史》文本的结构安排有一番具体解读：“希罗多德著作的核心是希腊和波斯的冲突；克里萨斯是进攻希腊的第一位亚洲君主，所以希罗多德记载了他的世系，叙述了他的伟大业绩和覆亡。然后，由于吕底亚曾受居鲁士统治，他又描述了米堤帝国的兴起和居鲁士的历史。居鲁士死后，波斯政权传至冈比西。他征服了亚洲和埃及；这件事又诱使他描述埃及。后来由于大流士，特别是泽尔士征服希腊的野心，才使他回过头来叙述希腊的情况。”[19]
中国传统历史演化叙述采用空间化结构模式，与传统历史叙事意在通过呈现王朝史的全景以探究其中的变中之常与常中之变，以“纲纪天人，推明大道”（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四）[20]的宗旨有关。根据三统说、质文代变说、天命说等循环史观，以“仁义”为实质内涵的“道”的革故鼎新，构成了历史的兴亡更迭，因此欲探究天人、古今的规律，关键在于探究政权的转移规律，这是落实历史演化规律的根本所在。为了推本而记，司马迁特立“本纪”。“本纪”的意义，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科条之矣”，“科条”通常被阐释为提纲挈领，似乎没有完全抉发出“本纪”的深意。张守节《史记正义》：“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日世家’。本者，系其本系，故日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日纪。”[21]刘知幾《史通》追溯“纪”体之源：“昔汲冢竹书是日‘纪年’，《吕氏春秋》肇立纪号。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过于此乎？及司马迁之著《史记》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纪名篇。后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时之正朔，服孔门之教义者，虽地迁陵谷，时变质文，而此道常行，终莫之能易也。”[22]“本纪”虽是记帝王，但同时又“纲纪庶品，网罗万物”，不得仅视为人物传记；“本纪”编年，记正朔，象征天命攸归。刘知幾《史通?二体》谓：“纪以包举大端”，[23]“盖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24]章学诚云：“《吕氏》十二月令但名为纪，而司马迁、班固之徒则称本纪。原其称‘本’之义，司马迁意在绍法《春秋》。顾《左氏》《公》《穀》专家各为之传，而迁则一人之书，更著书、表、列传以为之纬，故加纪以‘本’而明其纪之为经耳。”[25]这些说法均阐明了“本纪”包举大端的纲纪性作用。再看《史记》立“本纪”为“十二”的含意。《吕氏春秋》分四时十二纪以记事，《集释》卷十二《序意篇》云：“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天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26]《史记》十二本纪本此意而立，所以《太史公自序》云：“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27]这就解释了“本纪”非尽录帝王的原因，是因为司马迁意在以“本纪”考察历史盛衰成败，而不仅仅是帝王传记。以“本纪”所提领的政权的改易，配合“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28]也即通过探究文化制度的改易以“略协古今之变”，加上“年表”的纵向贯穿、“志”的横向充填，再以“世家”“列传”的人事居其间，贯经纬、会纵横以活动，全部历史的兴亡盛衰遂由此而显现。这一以“本纪”为主干，其他诸体以此为中心、与之相配合的史书体例，在历史的动态描述中自然凸显其政治得失，从而彰明变中所含蕴的盛衰兴坏之常理。《文心雕龙?史传》：“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29]“寻繁领杂”而得事序，司马迁所创以“本纪”为核心的纪传体结构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总会”的难题。从班固开始的《汉书》，历代正史多采用这一结构，而且从《汉书》开始，纪传体的叙事体例更趋格式化，“本纪”中以帝王世系为纲纪的叙事从“内容”或叙述的“对象”层面完全转到了“形式”或“结构”层面，“本纪”由此更多地发挥了叙事的结构性功能，当然也更突出了传统政体以“天子”为中心、众臣民辅弼而成的等级性结构。
从具体史学文本来看，藤田胜久分析《史记》的叙事结构时就指出，只有结合司马迁的编纂意图才能理解《史记》的结构深意，他具体分析说，《史记?秦本纪》和战国各世家在叙事结构上相似：“各篇开头都叙述先祖功绩，说明这个国家为何会走向兴旺，而后面选用的记事资料多为这个国家走向衰退、衰亡之转变时期的故事。其内容有些故事是预言、占卜、梦，有些故事记述一些君主面对紧张的国际关系，却不听从正确的谏言或听信谗言，以表示君主之失德。这些部分有时包含着历史矛盾。所以我们要注意，司马迁选用的记事资料大多与他对历史兴亡之评价有关，未必能作为实事加以信赖。”[30]藤田的研究表明“历史兴亡”这一编纂“主题”左右了《史记》的史料选择和结构安排，司马迁通过选择、编纂甚至是“虚构”和组接这些类同性的“君主失德”事件系列，使得这些本纪叙事在整体上成为一个向心式的政治性隐喻。《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31]“整齐”即意味着赋予杂乱的原始材料或文献以结构性秩序。黄庭坚评《史记》的结构云：“《史记》长篇之妙，千百言如一句，由其线索在乎，举重若轻也。”[32]所谓“千百言如一句”，就是对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主题”向心式结构的形象概括。这其实是整部《史记》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基本结构模式：有选择地罗列类同性或对反性的事件系列，使其排列成为一个“主题”向心式结构，从而赋予历史以“意义”。
（二）“典例”与“榜样”：中西历史案例意义生成编码
中西史学的差异，一属于认知史学，一属于规范史学。在西方，历史从一开始就有探询、查考之意。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虽多取材于具体的事件，但总是试图从事物的特殊性中得出一般规律。近代以来，历史学家更关注历史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合理性与严谨性。法国思想家福柯提出“整体历史”的概念：“整体历史的设计是，寻求重建一个文明的总体形态、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的原则、一个时代的一切现象所共有的意义、它们凝聚的法则，即可以隐喻地称为一个时代‘面貌’的东西”，“一项整体的叙述，围绕着一个单一的中心一个原则、一种意义、一个精神、一种世界观，一个笼罩一切的形式，来描画一切现象。”[33]福柯所谓“整体历史”实际上就是把一个时代的“多”整合为“一”的普遍史。这个整合过程通常会包含抽象概括，固然所有的历史叙述都包含有概括的成分，但是西方普遍史的抽象概括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就是：“在这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历史资料的整理。进行工作的人用了他自己的精神来从事这种整理工作；他这一种精神和材料内容的精神不同。”[34]“一部历史如果要想涉历久长的时期，或者包罗整个的世界，那么，著史的人必须真正地放弃对于事实的个别描写，他必须用抽象的观念来缩短他的叙述；这不但要删除多数事变和行为，而且还要由‘思想’来概括一切，以收言简意赅的效果。”[35]在运用“自己的思想”整合史料以得出普遍性规律的过程中，史家如何处理具体案例呢？按照黄俊杰的观点，认知性史学思维重视抽象规律，“在西方，范例是用作抽象论题的说明或可有可无的装饰物”。[36]李凯尔特在《历史上的个体》一文中论述学科研究中三种不同的典型性。第一种是“代表性”的或“类别标本”的典型性，它以求取普遍性为目的，即从个别提取普遍或一般结论的典型性研究。这种研究中的“个别”仅为“普遍”、“一般”的“例证”，就例证意义而言，某一个别并无特殊价值，所以个别之间可以彼此替代。[37]像李维写《罗马史》，就是用李维自己的“精神”“思想”来整理和概括史料，所以《罗马史》中对战场的叙述适用于任何时期的战役，没有勾勒出历史的特性，也就是这种类型的“战役’不是历史情境中的“这一个”，选择“哪一个”战场或战役作为案例关系不大，其功能是求证性的。
与西方史学的认知功能不同，中国传统史学主要行使教化和规范功能。孔子作《春秋》，《公羊传》认为孔子是以“尧舜之道”为准绳对历史作拨乱反正的审判。司马迁在《自序》中概括《春秋》之旨云：“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日：‘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38]徐复观据此发挥云：“孔子把他对人类的要求，不诉之于‘概念性’的‘空言’，而诉之于历史实践的事实，在人类历史实践事实中去启发人类的理性及人类所应遵循的最根源的‘义法’”。[39]《史记?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40]可见司马迁是以孔子作《春秋》的精神自期。
《史记》之后的史家虽因时、识诸多因素的限制很难达致《春秋》、《史记》“为天下立法”的元叙述精神，但终归以镜鉴、教化精神自期，具体到历史演化叙述，传统史学在探讨历史改易循环过程中的变中之常、常中之变时，始终表现出对“人事”的深切介人。彼得?伯克指出，“集体力量或某些集体力量在西方史学中得到非同寻常的强调”，也就是西方史学倾向于从“社会性的思想行动所造成的历史趋势”去理解历史变迁大势。[41]而中国传统史学的重大关切，在于人在给定的历史处境中，如何抉择、如何行动才是符合“道’的。按照传统史学观念，典范性人物被视为永恒原则与价值的直观体现者，王朝的兴衰和历史的复杂演变直接渗透在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命之中。王德威指出，在中国历史书写中，“时间的流逝通常并不是最显要的因素。最令史家关心的反而是‘空间化’的作用一将道德或政治卓著的事件或人物空间化以引为纪念”。[42]这种“道德或政治卓著的事件或人物”式的“模范或典范”不能予以一般化而进行抽象性概括，而只能在具体的个体基础上才能发挥其情感作用，从而达到鉴戒、教化和规范的述史目的。按照黄俊杰的观点，规范史学将历史事件视为“模范或典范”，因此“案例”不能与结论分离，因为“当特定的范例被抽出以后，观念就难以成立”。[43]这大概相当于李凯尔特在《历史上的个体》中所论述的第二种典型性，即“完美模型或榜样”的典型性。这种典型性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普遍性，而是为了凸现“一个价值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有某种价值寓于其中的好物的概念”，[44]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个体怡怡是因其与众不同之处才对众人是重要的。谁要是认为只有一般事物而永远不会是个别事物才具有一般意义，谁就忽视了这样的事实：那些最具一般意义的价值恰怡能够寓于绝对个别的和绝对独特的事物之中”。[45]这种“完美模型或榜样”的典型性不仅仅印证了“个别的就是普遍的”观点，而且作为“案例”的历史人物还因其“人格的特出”而成就了传统史学的道德美学，它所唤起的不只是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而且伴随着情感的震撼和价值的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