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普遍史模式
西方历史演化元叙述可称为普遍史或普世史模式。关于普遍史，刘家和先生曾将其与通史比较后得出其重在“空间之同一”的结论。[5]何兆武译注康德“普遍的世界历史”一词时说到：“‘普遍的世界历史’一词....字面上通常可译作‘通史’；但作者使用此词并不是指通常意义的通史或世界通史，而是企图把全人类的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进行哲学的考察，故此处作‘普遍的世界历史’以与具体的或特殊的历史相区别。”[6]可知普遍史突出的特征有二：一是“空间之同一”所涵蕴的普遍性、整体性；一是非“已然”的历史而是“哲学”统摄下的历史。也就是说，普遍史是在一定的哲学理念（诸如实质主义、理性主义等）的提领下，将时间之流中无头绪、无结构的混沌历史实体规整到由一个统一的主题、一条单一的线索建构而成的有意义的整体中，从而体现出一种与混乱相对立的有序的整体性。西方先后出现了政治的、宗教的、理性的三种普遍史模式。
政治普遍史的代表作是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的《历史》。该书将所有分散的史料统摄到“罗马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征服”这一主题下，叙述世界各地所发生的围绕罗马征服活动而产生联系的整体性历史。这一主题在选择以“第140届奥林匹亚德”为叙述开始点时即已明晰，正如作者的自述：“在此之前，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完全是分散的，因为每一个事件就其所发生的那部分世界来说，自始至终都是特殊的。但是，从那以后，历史就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因为发生在意大利、利比亚、亚细亚和希腊的事件全部联系在了一起，万事万物趋向于一个唯一的结果。”[7]
宗教普遍史主要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而形成，代表作有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和《教会史》、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奥罗修斯的《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七书》等。尤西比乌斯的《编年史》和《教会史》均借一种新的纪年形式建构了一幅基督教化的普遍史图景。《编年史》以《圣经》中亚伯拉罕的出生为元年，重新将不同民族的历史加以编年，使所有纷繁复杂的历史形成了一个统一体。《教会史》叙述基督徒和基督教会从一个弱小的群体发展成为世界主宰的历程，从而提出历史是推进“上帝的目的”的实现而展开的普遍性进程的对历史的新的普遍解释，新的纪年方式成为《教会史》整合散乱史料的结构性要素。尤西比乌斯之后，基督教的普遍史成为中世纪类似普遍史的编纂范式。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奥罗修斯的《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七书》等都延续并且进一步扩大了这一历史叙述传统。
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后，出现了力图超越宗教意义而强调自然规律的理性普遍史。这种新的普遍史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由普遍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类可以凭借其理性认识和发现这些规律。正如康德所言：“历史学是从事于叙述这些表现；不管它们的原因可能是多么的隐蔽，但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8]理性普遍史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对于历史学的反思超越了基于神意目的来规划历史的宗教普遍史，而致力于从理性的角度来解读人类历史的变动和规律。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是理性普遍史的代表作，作者开宗明义说道：“依据推理并依据事实，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的进步性，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遏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9]理性普遍史以理性来洞悉历史规律，以进步观念来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从而将整个人类历史整合到以“进化”“发展”“进步”“革命”为主题的有序整体中，为后世历史编纂的宏大叙事提供了范型。
（二）中国循环史模式
中国传统史学主要是政治史，或者说是涵括政权、制度、文化的王朝史。关于历史演化的思考主要体现在有关王朝更替的三统说、质文循环说、天命说、正统论等学说中，这些学说都可归人历史循环观，但“循环”并非简单的“重复”，而是变中有常、常中有变的“通变”，也就是在承认历史变易的同时又坚信“道”的恒久性。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有云：“历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10]变易乃“势”所必然，应该“随时立制，与事变通”，因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叙述中包含着历史主义立场。但是历史的兴衰消长表现在王朝的更替及相关文化制度的更迭，也就是改朝和改制层面，而非改“道”。按照古人的认知，“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所变者仅为因“道之失”而产生的流弊。改制非任意而为，中国历史文化及制度自尧开出，有其一贯之“道”，承此“道”者始为正道、正统。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制度文化的转易循环，其实就是“道”的革故鼎新。以历史循环观中的三统说而论，制度的特性为文、质互变，更化的文化特质只有忠、敬、文“三统”，忠、敬、文循环传递，构成历史演化叙述中的“三统说”。董仲舒《天人三策》之第三策：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其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11]
忠、敬、文“三统”各得“道”之一端，“道”正是在“三统”的因革损益、承敝通变中得其大全。归根结底，这一历史循环观以“变”与“常”的辩证关系探讨王朝改易的根据，实质上追问的是“整个王朝史呈现出怎样的历史演化大势和整体图景”这个问题，这构成了传统史学关于历史演化元叙述的根本问题域。回答这个问题要追溯到历史转易循环中那个恒久不迁的“道”。孟子的王天下必以仁政说；邹衍提出五行说以解释历史演化和朝代更替的原理大则终归本于仁义之说；贾谊《过秦论》谓秦以诈力并天下、一天下后复又任刑法而弃德教，斥其始、终皆不正论；董仲舒《春秋》公羊学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上述诸种学说皆以“道”为仁政、德治。结合具体的历史叙述来看，秦、汉之际政权转易是史家费心探究之处。司马迁列秦入“十二本纪”，是在“实录”观念下对“已然”历史的客观叙述，但同时一再批评秦有一统之功而无继统之德，以致天命遽去。《史记?封禅书》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缪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日：‘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12]“无其德而用事”的说法明晰地传达了传统史学演化叙述中三统说、天命论、正统论以“仁义”为“道”为“本”的历史循环论的真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