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阐明了多样性的逻辑，并且搞清楚了多样性在什么时候有用以及如何应用它，在上一章还讨论了导致多样性的若干原因。所以现在来看看，多样性能够带来红利这个逻辑主张是否经受得起经验证据和实验研究结果的检验。如果多样性确实如模型所显示的那么强大，那么它的影响应该能像重力的影响一样得到证明。接下来，就来看看多样性的逻辑在“真实”的现实世界中是否仍然有效。
先简要讨论一下反映在人类历史进程上多样性带来的红利，然后考虑多样性带给群体和团队的影响，最后再讨论多样性对城市和国家的贡献。之所以关注这么多的层面，是因为上述逻辑在之前设定的条件下应该适用于所有规模的组织，而且也应该适用于所有人类的努力。我们并不关心这些组织是包括了10个人、1万人、1 000万人，还是包括了10亿人；也不关心解决问题需要整整一个下午还是需要1 000年。
在接下来的大部分内容中，将会把侧重于训练和职业多样性的研究，与身份多样性的研究分开来讨论。总的来说，证据与逻辑是一致的：认知多样性改善了人们在解决问题任务和预测任务中的表现。不过，身份多样性的证据却不太明确。某些身份多样性群体的表现相当好，但是有些却不然。身份多样性的城市和国家也是一样。出现这种情况是有道理的，因为多样性的逻辑本身就是有条件的。首先，身份多样性与认知多样性之间的联系不一定在所有情况下都很强。其次，许多身份多样性的群体在基本偏好上存在着差异，正如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会导致很大问题。最后，不同的人经常会遇到沟通和相处方面的困难。然而尽管如此，如果仔细观察各个层面即群体、城市和国家的证据，将会发现“有管理”的身份多样性确实会带来红利。
如何解读数据
在仔细查看这些数据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那些专门研究多样性红利的人，却没能很好地建立和利用真正好的模型。不能假设只有两个组，说一个小组是同质性的，另一个小组是多样性的，然后寄望于多样性的那个小组的表现更好。该小组必须参与一个任务，例如解决问题任务或预测任务，因为多样性对完成这些任务是有益的。然而有些任务，例如销售商品或完成电话调查，涉及的主要是个人的工作。这些任务不是需要人们共同努力去寻找好的解决方案或做出准确预测的任务。因此，不应该期望多样性与更好的群体表现呈正相关，无论是功能性还是基于身份的。如果真的有所期待，也应该期待相反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期待的是多样性是否会损害群体表现。
而且，即便是在多样性应该会产生效益的那些情况下，也只有在管理得当时才会如此。很多奇怪的事情可能只会发生在一个多样性的群体中，而在同质性群体中却可能不会发生，包括身体和言语暴力。因此，不仅应该期待多样性的群体可能是最好的，也应该期待多样性的群体可能是最糟的。总而言之，不应该期待各种研究结果都能证明多样性有非常明确的益处。因此，就目前而言，只要能找到证据表明多样性群体的表现可以比同质性群体更好，那就很不错了。如果证据表明，多样性群体从来没有或只是在极小的情况下比同质性群体做得更好，那才是值得担忧的。
要说明为什么可以采取一种看似有偏见的立场，考虑一下“自行车测试”（bicycle test）。这个测试是这样进行的：一群经验丰富的社会科学家想要确定，骑自行车和跑步作为交通方式，哪一种更加快捷。这些勇敢的社会科学家进入各种各样贫民窟的最深处，召集了100名年龄都是5岁的孩子。他们把这些孩子分成两个人数相同的小组。然后，他们要求第一个小组中的每个孩子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跑10秒钟。最快的孩子也许可以跑55米，甚至65米，而最慢的孩子可能只能跑18米。作为优秀的社会科学家，他们记下了这些孩子跑的距离，并计算出平均值为37米左右。他们让另外50个孩子跨上自行车，要求他们在10秒钟内尽可能快地向前骑行。再一次，社会科学家记下了数据，并同样发现平均距离为大约37米。然而这一次，距离的方差要大得多。懂得怎样骑自行车的孩子们骑行的距离可能远远超过了90米，而那些不会骑自行车的孩子则会摔倒在地，甚至有可能弄伤手肘和膝盖。假设这些社会科学家们早就准备好了绷带。
如果只是简单地看一下数据，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觉得骑自行车并不比跑步快多少，他们或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骑自行车并不比跑步快。但是，如果更仔细地查看数据，就会发现骑自行车需要更多的训练和经验。而且有理由预测，当人们普遍获得了这些技能之后，骑自行车的人将比跑步的人要快。这个自行车测试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比喻。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广泛的、多样性的互动。
全球化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跨学科研究也是一个很新的现象，多种族攻关小组也是如此。学习如何利用多样性的益处可能需要一些时间。40年，按照某些社会科学家的衡量标准来看，似乎已经够漫长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因此，就目前而言，主要关注点应该是，各种研究是否表明多样性可以带来红利，而且并不要求每一次都会产生效益。
戴蒙德的新观点
现在从一些好玩儿的事情开始讨论。例如，可以先聊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若干趣闻轶事。1万年前，人类社会还主要由狩猎采集者组成。后来，人类驯化了几种动物。现在，我们派出了“漫游者”去探测邻近的行星、吃现成的烤面包片、在电灯下读书，拍一拍手就可以打开和关闭各种电器。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这种转变之所以发生，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过，要对每一种原因“论功行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猜测。比如说，这个星球上过去1万年的“好天气”（相对来说）就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到底有多大，就只能靠猜了。不过幸运的是，还是可以排除一些解释的。例如，可以排除“现代文明的出现是因为大脑容量扩大了”这种理论。大多数专家都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在5万年以前就出现了，但是文明的兴起却是1万年前的事情。1事实上，对于现代文明的兴起，大多数解释都依赖于一种累积的逻辑。新的想法和创新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涌现出来的。多样性的技能与思想相结合，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从而使现代文明得以出现。借用罗伯特·赖特在《非零和时代》（Nonzero）一书中的观点：现代文明的故事就是非零交互作用的故事。2
要想搞清楚这个逻辑是如何展开的，先回过头去思考一下崎岖景观。试想一下，在1万年以前，有多个人类社会被分别困在一系列局部高峰上。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这些山峰的高度过低，不符合成为“冰激凌之峰”的要求。当时，人们缺乏必要的启发式和视角来解决农业耕种和动物驯化等方面的基本问题。现在，人类社会已经解决了其中一些问题，但是还远远没能解决所有问题。正如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描述的，即便拥有了所有现代技术，我们还是没能驯化斑马等动物、没有将橡子等植物转变成作物。
但是，在戴蒙德看来，无力驯化斑马这个事实，对回答现代文明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戴蒙德认为（他给出了大量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人类文明的摇篮是肥沃新月地带，在那里，人们面对的是一些更容易解决的问题：植物有更大的种子，动物也更容易驯化。还是用崎岖景观来说吧，肥沃新月地带的居民面对的景观与其他地方的人们相比是不那么崎岖的。当然，现在已经知道，不那么崎岖的景观是更容易攀登的。一旦人们开发出了解决他们面对的问题的启发式，复杂的人类社会就开始形成了。由于类似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肥沃新月地带的居民更容易沿同一纬度横向分享这些启发式。可以这样想象：你可以把一棵橘子树带到芬兰，但是却不能让它长大。因此，复杂的现代社会首先是沿着东西方向扩展开来的，直到最后，才沿着南北方向扩展。
戴蒙德解释了人类社会是怎样从狩猎和采集过渡到种植谷物、饲养家畜的，但是我们又是怎么从农业社会过渡到有蒸汽机、青霉素和iPod的现代社会的？美国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认为，正是随着认知工具箱的不断扩散，第二次飞跃才得以发生。3莫克尔证明，是技术和知识的可转换性导致了从工匠社会向大规模生产的工业社会的转变。也正是如此，我们获得了过去300年来前所未有的惊人的生产力增长。一旦人们可以分享技术、视角、启发式和预测模型，经济的快速增长就会随之而来。知识的扩散使各种各样的认知技能可以被面对类似问题的任何人运用，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
根据戴蒙德和莫克尔的解释，新的启发式（技能和技术的形式）和视角（如何表示面对的问题）推动了经济增长。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工具和技术是可以组合起来的。回想一下“多样性视角”一章中提到过的“按规律填入缺少的数字”的例子，我们是在将两个视角组合起来之后才推导出答案是42的。要养活千百万人，无疑是一个更加困难的挑战。学会种植谷物对解决这个问题会有一些帮助，驯化动物也会有一些帮助。如果同时拥有了这两种工具，人类社会就可以利用驯养的动物去耕种田地、收获谷物了，这样也有了大量剩余收益可以投入市场。1+1=12！
还可以将同样的思路进一步扩展到预测模型中。一种方法是运用模因理论（Meme theory），并将思想视为与遗传物质类似的东西。美国经济学家马丁·威茨曼（Martin Weitzman）就构建了一个这样的模型。在他的模型中，技术和思想被视为可以组合和重组的基本构件，它们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石。4威茨曼在推理时所用的数学模型非常精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这里，并不需要亦步亦趋地重新推导一遍。环顾四周，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巧克力加花生酱，就有了锐兹公司（Reese）生产的著名的巧克力花生酱杯。有了汽车挺好的，有了收音机也不错。但是当把收音机装进汽车里之后，就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一边在高速公路上疾行，一边以最大音量收听恐怖海峡乐队（Dire Straits）的现场直播“摇摆之王”演唱会。我们创造了这种机会。
莫克尔有力地阐明了，要将多样性工具和解决方案组合起来，需要可转移的技术和认知工具。一旦有人掌握如何炼制钢铁，那么其他人也一样能够学会。经济学家将认知工具描述为非竞争性的，也就是某个人在使用的某种工具，其他人也会同时使用它。如果我正在用微积分来解决某个问题，你也可以用微积分去解决另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正在使用卫生间，那么其他人要想用，就必须等待。
这涉及了在考察城市时将会更详尽地探究的一个问题：人口密度对于不同思想的传播至关重要。如果某个想法落在了森林里或沙漠中，那么不会有人注意到它。只有物理距离足够接近，不同想法才能相互碰撞。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规律，它有助于解释现代文明的兴起和科学知识的爆发性增长。5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人越多，想法越多；想法越多，经济增长越快。一项开创性的比较历史研究表明，人口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仅在过去的10年、50年、100年是成立的，在100万年以来的时间里都是成立的！6一般来说，更多就意味着更好，但是仅有更多还不够，还要有更多的多样性，特别是，还要让更多的多样性相互碰撞。
多样性的收益
多样性的价值假说（the value in diversity hypothesis）
身份多样性群体的表现胜于同质性群体。
现在，再来讨论一些关于多样性群体表现的实证研究。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时刻牢记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一个风险。与人有关的数据很少是“干净”的、整齐的，而且经常无法得到想要的那么多的数据。这里将重点讨论两个截然不同但彼此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探析证据是否符合我们的模型；第二个问题是讨论身份多样性是否会提高群体绩效。之所以要考虑第二个问题，不仅是因为这是很多人都在研究的问题，而且是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个问题非常突出。正如我们只能分析现有的数据一样，所能讨论的也只有这个问题的研究，因为只有这个问题被频繁研究，它甚至有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多样性的价值假说。7
如前所述，如果只考虑那些完成例行任务的人，例如负责给牛肉饼翻面的人，不会期望看到认知多样性与群体表现相关。这是对的，给牛肉饼翻面并不需要群体解决问题或预测。但是，如果看看那些制定营销策略的人，我们就会期望看到多样性带来的红利。多样性视角、启发式、解释和预测模型的价值，只有在将它们投入使用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要完成的任务不涉及解决问题或预测，那么多样性能够改善结果这种说法就可能是不准确的。
第二个问题则与如何衡量多样性的影响有关：数据是有噪音的，这意味着许多研究可能无法发现多样性的显著效应。这与统计学家所说的“信噪比”（noiseto-signal ratio）有关。相对于正在寻找的效应而言，随机因素可能非常大，以至于很难识别效应。用尺子测量某个人的身高，信噪比很低；但是用一个人头发的多少去测量他的年龄，信噪比就可能会很高了。毕竟演员詹姆斯·卡维尔（James Carville）和政治家卡尔·罗夫（Karl Rove）都不像看上去那么老！
在这些研究中，信噪比都相当高，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从绝对值来看，多样性的效益应该只能说是适度的。不应该期望认知多样性和身份多样性会马上转化为20%的业绩增长。那当然很好，但是很难发生。即便是计算机，也做不到这一点，汽车也不能。我们不能脱离现实。在一个组织或一个经济体中，生产力能提高2%～5%就已经非常值得庆祝了。在这个意义上，多样性的效益是很小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误以为多样性的效益只是一次性的。如果今年多样性有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明年也将一样。因此，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生产力水平的一次性改变，而是生产力水平潜在的永久性增长。各公司花费数10亿美元用于多样性训练，怎么可能只希望获得一次性的效益呢？这些永久性的小幅增长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千万不要忘记复利和72法则所能创造的奇迹。如果多样性每年都能提高4%的绩效，那么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生产力就会翻上一番。这也就是说，花费同样的工作时间，就可以得到多一倍的普拉达鞋子、明氏薄荷糖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
但是，我们还要面对第三个问题：多样性可能会导致沟通障碍、基本偏好冲突以及群体动力学等方面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在预测市场中，这些成本其实全都不存在，多样性带给我们的全是红利。接下来，就让先来探究一下预测市场的更多细节。
预测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多样性提高了群体在预测任务中的表现。在艾奥瓦电子市场中，人们买卖与政治事件相关的各种“股票”。例如，某只股票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某个特定的候选人赢得了选举，比如乔治·W.布什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这只股就要支付股息。如果这只股票的售价是50美分，那么就意味着市场认为布什有50%的获胜机会。但是，除非修改宪法，否则这只股票”在2008年将会一文不值，或者将干脆退市停止交易，而“杰布·布什股”的股份则不会为零。事实上，在过去美国的5次总统选举中，艾奥瓦电子市场对总得票率预测的误差只有1.37%。对于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大选，平均误差则仅有2%。8此外，在50多次选举中，艾奥瓦电子市场唯一一次预测误差超过10%是在1992年3月17日，参议员保罗·聪格斯（Paul Tsongas）在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出人意料地胜出，而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以极大优势获得提名。总体而言，在预测选举结果方面，艾奥瓦电子市场比民意调查准确得多。9
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质疑，在艾奥瓦电子市场购买和出售股票的人也可以获得投票数据和民意调查数据，因此这些“投资者”也许只是在对多个民意调查的预测进行平均化处理而已，因此，我们本应期待艾奥瓦电子市场会预测得相当准确。这没问题，它并不违背模型。这些高能力的预测者也是多样性的模型集合。因此，他们的预测也相当准确。即便民意调查真的提供了某种基准，但是艾奥瓦电子市场也还是比这个基准做得更好。
再来看体育赛事博彩。这里不存在上述基准问题。如果在拉斯维加斯所有的投注站预测某支职业橄榄球队将以平均得7.5分击败另一支球队，那么平均胜率就是7.5分。换句话说，博彩业的预测没有任何偏差。10
现在，再来看一看关于体育博彩的一项最新研究，目的是告诉你群体预测可以准确到什么程度。这项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是，搞清楚用真金白银下注是不是会导致群体预测的准确性出现很大的差异。为了检验这个假说，研究者对一个位于爱尔兰的、用真实货币“下注”的网上市场TradeSports与一个不涉及真实金钱交易的预测市场NewsFuture的准确性进行了比较，要求它们分别预测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2003赛季208场比赛的结果。11研究表明，这两个市场的预测准确性都相当惊人。
要衡量这些市场的预测准确性，一个方法是问：如果某市场预测一支球队会以概率p获胜，那么该球队赢得比赛的实际概率是多少？换一种说法，如果某支球队要参加20场比赛，它的“市场价格”是80%，那就意味着可以预测这支球队能赢得16场比赛。可以将这个预测与实际结果进行比较。研究表明，实际结果与预测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分别是，使用真实货币的市场为96%，不使用真实货币的市场为94%。这些数据表明，就像艾奥瓦电子市场一样，这两个市场的预测准确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但是，这些数据真的支持了我们的结论吗？我们知道，这些市场包含着许多拥有多样性预测模型的人。也知道，在这些市场中下注的人平均来说并没有那么准确。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许多人都在以其他价格买进卖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都认为他们自己做成了好交易。所以，可以认定，这些结果直接证明了多样性预测定理，支持了多样性带来红利的结论。
解决问题
刚才已经看到，认知多样性的群体擅长预测，但是它们在解决问题时的表现又如何呢？在这里，也可能会遇到由群体动力学和交流障碍导致的问题，还可能会或者不会遇到与基本偏好多样性相关的一些问题。如果试图解决的是社会问题，那么我们可能会对什么才是好结果产生分歧；但是，如果试图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根治男性秃顶，则可能会直接认定更多就是更好。关于认知多样性在解决问题中的益处，无论是在现实世界还是在学术研究中都可以找到很多例子。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给出有力的证明：当遇到困难的社会问题时，例如如何把人送上月球、如何治疗疾病、如何设计新产品、如何提出修订税法的法案，等等，都会组建多样性的团队。是的，我们经常创建各种各样的迷你版的布莱切利庄园。如果这种多样性策略没有作用，也就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这样做。
大量细致、翔实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认知多样性确实大有益处：拥有多样性训练和经验的团队，其表现通常优于同质性团队。12有些研究将不同技能上的多样性分离出来考虑，例如不同类型的工程师，结果表明，多样性提高了团队绩效。13针对创造力和创新活动的研究则表明，认知多样性是一个关键的解释变量。14一些研究还表明，更具训练和经验多样性的管理团队通常会引入更多的创新。15根据这些证据，组织行为学家普遍认为，认知多样性确实能够提高创新率，尽管他们也许不同意多样性能够改进所有任务的绩效。16
来自商界和各种组织的这些证据意味着，我们也期待认知多样性会给科学研究带来效益。跨学科研究的倡导者当然相信这是真的。而且，也确实拥有无数趣闻轶事的证据，它们都说某个来自其他领域的人提出的一个想法导致本领域出现了重大突破。也越来越难以见到，某位科学家通过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在黑暗中摸索、做出了突破性贡献这类故事了。这不是因为聪明人变少了，恰恰相反，正如科普作家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指出的，我们现在缺少的只是爱因斯坦式的天才，至于聪明人，已经太多了。17
确实，在当今时代，个人天才似乎变少了，团队贡献似乎更重要了，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变得更加困难了，同时研究项目也变得更加庞大了，毕竟让一个线性加速器正常运转与让一盏灯亮着相比，需要的人无疑要多得多。因此，合作也变得更加容易了。18现在，“团队工作”已经主导了现代企业；同样地，“团队工作”也主导着大型科学项目。
在这方面有许多有力的证据。从1901年到1910年，有14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实验室中“孤独的天才”。从1995年到2004年，共有28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这10年的获奖人数恰恰是第一个10年的两倍。每年平均2.8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因为诺贝尔奖的惯例是，一个奖项同一年最多只能颁发给三位获奖者。诺贝尔化学奖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在第一个10年中，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了10个人，而从1995年到2004年，却有27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当问题变得越来越困难之后，即使是最聪明的人、最有天分的人，也不得不或多或少地依靠别人。
对团队与个人的绩效进行比较的一系列研究的结果，也为我们的模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证据。经济学家和美国央行官员讨论一个关于货币政策何时应该由个人做出决定、何时应该由团队做出决定的问题。在一个以本科生为被试的实验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和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约翰·摩根（John Morgan）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远远超出了货币政策领域。应该由谁来做出决定：董事长还是董事会？一个人还是一个委员会？我们的模型表明，应该由董事会来做出决定，因为董事会拥有多样性视角和启发式。
布林德和摩根在实验中得到的结果与我们的模型是一致的。20在这里，不能深入、细致地讨论他们的实验细节，而只能报告其主要结果。他们共进行了两个不同的实验，在每一个实验中，团队的表现都要比个人胜出了大约3.6%。只要回想一下在前面提出的72法则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现实世界中，这种幅度的改进是值得庆祝的。布林德和摩根的研究结果吸引了很多后续研究者，例如英格兰银行的一些学者也组织了类似的实验，并发现了类似的结果。21大西洋两岸的这两项研究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结果，实验组织者对曾经参加团队的个人绩效也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即便是在拥有了“团队经验”，分享了团队的视角和启发式之后，个人的表现仍然不如团队。
身份多样性群体的绩效
现在讨论一个许多人尤其是那些对全球化和平权运动很感兴趣的人都可能会关注的一个关键的经验问题：身份多样性群体的表现如何？正如在本书引言中已经提到过的，要想让身份多样性给带来效益，就必须将它与认知多样性联系起来。身份多样性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认知多样性，取决于具体的情境，所以看到，这方面的经验证据将会是比较模糊的。事实也确实如此。而且，身份多样性的效益，主要体现在解决问题和预测任务上，而不会体现在日常的常规任务上，至于原因，在前面已经多次论及了。
确实，从这些考虑身份多样性群体的研究结果来看，我们看到了当初所期望的。一些研究证明了身份多样性大有益处，因为在这些研究所针对的情境下，身份多样性与工具多样性存在联系，而且所要解决的都是可以让认知多样性有用武之地的任务。另一些研究则发现人口结构的多样性与成功之间没有什么关系。22
身份多样性的群体和团队有时会碰到某些群体动力学问题，这会影响它们的表现。这些问题部分来自行为上的差异，例如，有些人先举手后发言，有些人却直接打断别人的话。如果受困于沟通障碍，或者因基本偏好多样性而歧议丛生，又或者出现议程操纵和虚假陈述偏好，那么就可能会出现一个没有效率和不快乐的群体。23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各种不同的多样性群体的绩效，可以写出一个等式，如下所示：
多样性净效益＝多样性工具的总效益－多样性成本
检验多样性价值假说的方法就是衡量多样性的净效益。但是前面给出的许多模型都只考虑了总效益。除了偏好多样性可能导致的问题之外，还忽略了多样性的成本。如果人们学会和谐相处，那么这些成本是可以克服的。因此，我们期望看到，在一些情况下，多样性群体的表现得更好，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表现得更糟。大量证据表明确实如此。
凯瑟琳·威廉姆斯（Katherine Williams）和查尔斯·奥莱利（Charles O'Reilly）对大约18项研究进行了全面综述，结果发现，对净效益的粗步检验表明，我们的假设是有经验支持的，而且多样性群体的绩效方差更大。24在一个试图在大公司中找到身份多样性带来效益的证据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净效益不存在或者很少。25还有一项研究，分析了一家美国跨国公司，结果发现，性别多样性与更高的销售收入呈正相关。26他们的研究也发现，性别多样性与合作程度弱化及员工满意度降低存在相关，从而间接降低了收入。但是，我们一般可以合乎情理地预测，合作程度和满意度与收入呈正相关。他们的研究以严格的计算经济学分析揭示了多样性的利和弊。结论是，平均而言多样性的效益超过了成本，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一定会发生。无论如何，证据指向的不确定并不是放弃多样性的理由，而是必须学会降低多样性成本的理由，这一点，前面在以自行车测试做比喻时就已经讨论过了。
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果与结论并不矛盾。大多数研究都证明了两件事情：第一，多样性可以带来一定净效益；第二，相应的成本也是存在的。如果把这些有规律的事实带入等式，那么所得到的总效益必定是正的，因为0=1–1。这样做，并不是只盯着等式的一部分看，那相当于搞了一个骗局，我们不会那么做。我们的目的是探索多样性什么时候以及怎样产生效益，并且接受它会带来一定成本的事实。
为了证明结论的内在逻辑是成立的，必须对这些研究提出一些更加精准的问题。如果身份多样性群体确实有更多的视角，那么它们应该能够生成更多的解决方案。许多研究的结果表明，事实正是如此。27如果将结论是身份多样性群体的表现更好的那些研究，与结论相反的另一些研究分开来看，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模型得到了支持。
当身份多样性群体的表现更好时，身份多样性必定是与认知多样性相关的。在一篇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综述文章中，大卫·托马斯（David Thomas）和罗宾·伊利（Robin Ely）对一些讨论多样性团队绩效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认为不应该把多样性视为外在的生理差异：“多样性应该被理解为成员的不同视角和方法，它们是由群体中不同身份的成员带来的。”28用我们的术语重新表达他们的结论，同时这也是我们模型的逻辑所要求的，那就是，对于身份多样性与认知多样性之间只存在微弱联系的那种任务，没有理由认为身份多样性群体的表现会比同质性强的群体更好，除非我们相信，某种神秘的群体认知能力会从具有多样性身份个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涌现出来。
但是，本书的理论要点，早就超越了隐喻和神秘主义。是的，本书一直致力于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解释多样性的效益，所奠定的基石，本身都是有条件的。只有与认知多样性相关，或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认知多样性的情况下，身份多样性时才会产生净效益。
继续推进分析，这些模型在解决问题和预测方面表现出了优势。大量证据表明，功能多样性和身份多样性的群体更有创新性，这也与模型所显示的一致。29研究还表明，如果成员拥有多样性偏好，那么群体则更有创造性。30这与多样性偏好可能导致多样性视角、进而导致更多解决方案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最近一项关于预测的研究表明，极具种族多样性群体的预测比全是白人的群体更加准确。在这个研究中，涉及的任务是预测黑人被告的罪名是否成立，在这种任务中，种族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该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在种族多样性的群体中，白人会根据更精致细密的解释构建出更精致细密的预测模型。31
这种更深入的剖析使我们能够以新的视角审视以往关于公司整体绩效的各种研究。其中一些研究考虑的是员工通常执行重复性任务的公司（那不是已经几乎包括了所有公司了吗？），例如填写贷款表格和拧紧螺丝钉。这些任务不涉及真正意义上的解决问题或预测。所以，不应该期待多样性会带来多少效益。是的，汉堡王公司的研发团队可能会开发出一种新的切洋葱片或传递番茄酱的技术，但是这些仍然是重复性的任务。对于这些任务，早就接近最优了，也就是说，留给多样性的改进空间已经很有限了。如果把眼光转移到那些创新企业，也就是试图解决新问题的企业，我们就会看到，身份多样性的企业表现更好，不会好很多，但是确实更好了。32
我们的模型从来没有完全忽略上述等式的成本。偏好多样性模型表明，当群体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时，身份多样性群体的表现相对来说应该会更好一些。而且，证据表明也确实是这样。33同时，也期待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样性群体将会有更好的表现，因为群体成员会通过学习化解他们的偏好差异导致的一些问题。证据同样为这个结论提供了支持。有的时候，多样性的团队在一开始时虽然会比同质性的团队表现得更差一些，但是它们最终会优于同质性的团队。34
然而，多样性的群体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那就是如何更好地与其他人相处的问题。当人们置身于与自己同一身份的群体中间时，会觉得更加自在、更加舒服，态度也会变得更加开放。因此，要想让多样性群体有良好的表现，就必须让群体的成员感觉到，自己的身份已经得到了认可、自己的贡献已经得到了承认。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参与到一个群体中去，同时又不需要放弃自己的观点，那么结果是这个人的贡献将会更大，群体表现也将会更好。35托马斯和伊利还发现，预测本身就在身份多样性群体提高绩效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如果身份多样性群体的成员预测多样性会带来效益，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实现这些效益。36对此，下面还要回过头来继续讨论。
虽然上面这个简略的综述只是对研究身份多样性与绩效的大量文献做了浮光掠影式的讨论，但是已经足以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了。在许多情况下，身份多样性群体的表现比同质性群体要好。而且，那些表现更好的情形并不是随机出现的。当群体要解决的任务类型是解决问题时，当群体成员的身份多样性转化为相关的工具多样性时，当偏好多样性较小或者不存在根本偏好多样性时，以及群体的成员彼此和谐相处时，身份多样性群体的表现还会更好一些。这些特征会转化成多样性的高效益和低成本。
一言以蔽之，虽然现有证据还说不上是完全一面倒的，但总体看来这确实支持了我们的模型。当上面所说的这些条件不成立时，不应该指望身份多样性群体的表现会比同质性群体更好。我们必须尊重现实。雇用不同身份的人来酒店房间做保洁，这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表象，但是应该不会导致业绩显著增长。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在许多研究中，身份多样性群体和同质性群体的平均表现大致相同，但是身份多样性群体具有更高的方差。这个事实表明，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怎样才能更好地和睦相处。同时也表明，当学会和睦相处时，多样性会提高绩效。我们要做的就是跨上自行车，开始学习如何骑车。
城市生产力与多样性
现在，将考虑的群体规模提高几个数量级，也就是，考虑身份多样性在城市和国家层面成功中的作用。如果多样性确实能够产生效益，各种认知工具的集合确实能够产生效益，那么城市层面和国家层面的数据应该能够让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些。从城市开始分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那么越是大城市，多样性应该越显著。城市还会使各种各样的想法和技术彼此紧密相连，因为城市中的人们更频繁地相互“碰撞”。正如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这应该可以保证城市工人的平均生产力相对来说更高一些。事实就是如此。而且，技术更加多样性的城市应该比那些技术相对同质性的城市更有生产力，而且他们确实是这样。支持这种规模效应的证据可以说是压倒性的。
经济学家估计，城市规模每增加一倍，人均生产力就可以提高6%～20%。37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以及其他许多知名学者都认为，这足以解释城市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解释要比“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城市有歌剧好看、有夜宵可吃”这样的解释好上无数倍。38当然，城市生产力的这种提高也可以用其他因素来解释。由于规模经济或交易成本较低，城市工人的生产效率可能更高。城市之所以更有生产力，还可能是因为城市中的企业更容易分享投入。或者，也可能是由于“经济平均化效应”的存在，使城市更有生产力：更大的市场能够提供小市场无法提供的保险和转售机会，根据大数定律，市场越大，平均值就越可预测。39
要想证明多样性确实能够解释这些城市层面的数据，就必须在多样性与生产力之间建立起紧密联系。我们需要证据证明，经济学家所说的知识溢出和技术外部性与更高的生产力相关。知识溢出就是这里所说的工具共享。当一个人与其他人分享同一些视角、启发式、解释或预测模型时，就出现了知识溢出。至于技术外部性，当一种技术可以应用到某种新的环境时，就出现了技术外部性，例如，将激光器放进了打印机时。知识溢出是有地理偏向的并且城市较为密集，基于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师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研究的大量描述性证据都支持了这个结论。40
即使承认这种溢出效应的存在，对于它们的具体形式，仍然可能会有很多争议。肯尼斯·阿罗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等人提出的一个模型强调了行业内部的溢出效应。在他们的模型中，硅谷的一名程序员开发出了一个新的视角或启发式，并迅速传播开来。这与简·雅各布斯的跨行业知识溢出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简·雅各布斯看来，启发式和模型能够跨情境、跨领域传播。乍一看，雅各布斯的模型似乎不太合理。制造汽车的企业真的可以从销售牛奶的企业身上学到什么吗？事实上，他们确实可以学到不少东西。很多汽车制造商在几十年前才采用了创新即时库存系统，而超市在更早的几十年前就在使用类似的库存管理系统。如果你卖的是香蕉和活鱼，你的库存系统必须及时更新，因为没有人想买不新鲜的鱼。
但是，这里要强调的是阿罗-罗默模型和雅各布斯模型都符合本书的逻辑。知识溢出，无论是在一个行业内部还是跨行业，都必须利用多样性。有人发现了一种新的看待问题的方式，也就是新的视角，或一种寻找解决方案的新方法，也就是新的启发式，而另一些人则将它们应用于相同的情况下，或将它们应用于另一种看似无关的情境中。不过相比较而言，雅各布斯的模型更符合逻辑：思想创意跨越了行业边界。可以用来检验这两个模型的证据还在初步阶段，且相当有限，但是总体来看这些证据有利于雅各布斯的模型。在一项研究中，玛丽安娜·费尔德曼（Maryanne Feldman）和大卫·奥德瑞奇（David Audretsch）对阿罗-罗默的模型和雅各布斯的模型进行了直接比较；约翰·瓦格纳（John Wagner）和史蒂芬·德勒（Steven Deller）则发现美国50个州的工业多样性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41这些发现表明，认知工具经常会在它们最初出现的领域之外传播开来。42
在经济领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测生产力与多样性之间存在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多样性视角、启发式、解释和预测模型应该能够改善解决问题和预测的能力，并对经济增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一个经济体中，人们解决问题的能力越高，创新的速度就越快。的设计越精确，对突发事件的反应就越灵敏。同样地，在一个经济体中，人们对未来结果的预测质量越高，能够选中的技术就越好；他们对需求波动的预测越精准，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高。工具箱多样性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基础。
对于具有身份多样性的城市，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它们的生产力更高吗？但是，我们再一次发现，身份多样性也可能与其他损害经济增长的特征呈正相关。稍后还会更详细地讨论这些问题。在这里，先来看一看好消息。许多历史案例和近来的大量证据都表明，更具身份多样性的城市可能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对此，雅各布斯这样描述道，“那些城市地区，多样性层出不穷，孕育了各种不可预知的用途和千奇百怪的景象。但是，这些并不是多样性的缺点……恰恰相反，多样性的优点就在这里……”。43
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为文化多样性的力量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历史例证。16世纪后期，以荷兰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推动的蓬勃发展的对外贸易产业为阿姆斯特丹爆炸性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贸易的扩大，世界各地的移民纷至沓来：犹太难民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涌入，西班牙军队接管当时领先的商业中心安特卫普后，来自比利时及其周边地区的新教徒也聚集过来。比利时商人和加尔文主义工匠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法国的胡格诺派信徒、德国人也接踵而至，他们追随上述这些群体，来荷兰寻求宗教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机会。这些多样性的民族结合在一起，使阿姆斯特丹成了一个当时整个欧洲无与伦比的高生产力、经济发达、文化先进、宗教自由的城市，独领风骚百余年。
阿姆斯特丹的故事，今天仍然在中国香港地区、巴黎、纽约、伦敦、迈阿密和新加坡等地重演。最近，经济学家试图在身份多样性与城市的发展壮大之间建立联系。在美国的城市，更大的种族多样性与工资和租金的增长呈正相关。44租金的上涨，或许可以用城市（在文化上因为多样性）变得更有趣了来解释，但是这并不能解释工资增长。
对身份多样性与生产力之间关系的任何分析，都不能回避偏好多样性的影响。先回想一下前面关于偏好多样性如何导致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的简要讨论。无论考察的是城市还是国家，我们都会发现，群体的种族多样性越强，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资源就越少。馅饼必须分成许多份，从而导致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在很多非洲国家，情况确实如此。这些国家经济绩效相对较差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就是由于种族多样性而导致对公共产品生产的投入不足。45而且，用于生产公共产品的资源投入不足这个问题并不是民主国家政府所特有的。有人也许会认为，在独裁政府体制下，这个问题将不复存在，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事实上，在种族多样性的独裁统治下，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现象将更加突出。尽管独裁者不用面对选举的压力，但为了继续执政，他们也必须安抚国内的各个种族。46
种族多样性与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发达国家也是成立的。在控制了一系列经济变量和社会变量之后，城市的生产性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水平，例如学校数量、垃圾集中运输、下水道、道路等，会随着种族多样性水平的上升而有所下降。彼此越是不同，就越难以就想要做的事情达成一致。47
来自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一位研究员理查德·弗洛里达（Richard Florida）试图通过刻画城市以及城市中居民的属性来识别城市的发展。他以四个指数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度量创造力的指标，分别是高科技指数、创新指数、同性恋指数以及创意阶层指数。指数是指有创造力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他对美国城市的分析揭示了城市发展与他构造的创造力指数之间的联系。48他的创造力指数充其量只是多样性的一个粗略的指标，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在这里可以补充一点，研究表明，城市生产力与种族多样性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考虑种族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以及公共物品供应不足等问题，对于这个结果我们不应感到意外，它也不意味着种族多样性不会带来益处，只是这些益处被其成本抵消掉了。49
总之，现有的证据表明，在城市中，文化多样性与发展呈正相关，但是种族多样性则不然。这与国家层面的证据也是一致的。一个种族多样性程度更高的国家理应拥有更丰富的工具箱多样性，而这应该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更准确的群体预测。但是，另一方面，种族多样性也与基本偏好多样性相关，而且会导致公共产品投资不足，并导致较低的政治稳定性。
因此，一个国家的种族多样性对该国的影响是好是坏，似乎取决于上述单一的正面影响是否超过了两个负面影响。来自哈佛大学的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和意大利博科尼大学（Italy多样性，而不是因为身份多样性本身没有潜在的效益。
另外还有两个重要的警告应该不会令人觉得意外：如果多样性的人们组成的群体相互争夺共同资源，那么结果就不怎么会富有成效；如果人们拒绝沟通或缺乏沟通的能力，他们也将无法获得多样性本来能够带来的红利。无论多样性是来自经验、训练还是身份，这些警告都适用，不过这些警告对身份多样性最为适用。
总之，多样性红利是确实存在的。这种效益不是很大，而且我们本来也不应该期望它们是巨大的。但是，它们却是真实的，而且如果能够利用多样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会变得更好。我们会为面临的问题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会做出更准确的预测，会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