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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认知多样性的起源

2020年7月21日  来源:多样性红利 作者:【美】斯科特·佩奇 提供人:chenpo21......

终于到了拿出扎实证据的时候了。现在要用证据证明,工具箱的多样性是不是真的能改善解决问题能力,提高预测水平;还要用证据说明,基本偏好多样性是否真的导致了冲突和挫折。读者的阅读时间有限,本书的篇幅也有限,这里不能给出更多证据,事实上,也不需要太多证据。现有证据已经清楚地表明:多样性能够产生效益,认知多样性的社会、城市和团队的绩效,要比同质性的社会、城市和团队的绩效更好;基本偏好多样性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公共产品提供不足、人们在社会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具有多样性认知工具箱和多样性基本偏好的人的表现具有更大的分歧,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冲突。由于身份多样性的群体往往同时包含上述两种类型的多样性,所以他们的表现也优于同质性群体。换句话说,身份不同的团队、城市和社会的表现本来可以更好,但是它们往往不能实现这一点。这些发现全都与本书的模型一致。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肯定是好的,但是想要不同的东西却不是这样,或者至少不一定是好的。

需要强调的是,拿出证据的目的不是为了检验模型的逻辑是否正确。无论证据是否支持,模型在数学上都肯定是成立的,就像5+4=9那样永远不会错。真正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些严格模型中产生的假说和结论,是否揭示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因此,在正式开始之前,要提出两个警告。首先,前面给出的模型并不是在这里讨论的经验现象唯一的备选解释,其他模型也许能更好地解释某些或全部经验规律。其次,即使证据与模型一致,这种经验规律也并不是永远保持不变的。因为社会科学事实的规律是有时间性的。在语言能力测试中,男孩的分数在某个年龄段可能会比女孩高,而在另一些年龄段则会比女孩低。退税可能会对某个时间点上的消费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对另一个时间点上的消费则可能完全不起作用。可以将这种特点与物理世界事实的特点比较一下。水龙头流出的水分子总是含有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今天是这样,明天也是这样,永远都是这样。

在着手解释经验证据之前,必须更好地理解认知多样性的成因,这正是本章中要完成的任务。没有这种理解,就无法区分认知同质性和认知多样性的群体。本章将讨论认知多样性的两个直接原因,也就是训练(培训)和经验(经历),以及一个间接原因——身份。对于直接原因,不需要给出任何理由,间接原因则需要一点点理由。这里将忽视遗传上的因素,并不是因为基因无关紧要,基因当然很重要。1事实上,基因不但不是毫不相关的,它还与种族和性别等身份因素密切相关。2

之所以不重点讨论基因,第一个原因是与训练、经验和身份相比,基因只起着次要的作用。因此,对于基因,只在这里简单地提及一下,之后就不再讨论。不讨论基因的理由可以从电影《毕业生》(The Graduate)一片中由达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饰演的年轻男主角收到的一个建议开始说起,那就是“可塑性”。大脑拥有惊人的可塑性,无论是结构还是功能。对于大脑结构上的可塑性,虽然神经科学家才刚刚开始有所了解,但是他们确实已经知道,在学习的时候,大脑的结构会发生生理性的改变。思考就是头脑的“举重练习”,就像托举哑铃能够增强肱二头肌一样,思考也能使大脑中的海马体扩张。3有技巧地应对各种问题,能够同时促进肱二头肌和海马体的发展。4

当然,这种可塑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弱化,这也意味着种族和文化的影响会增大。无论怎么尝试,都不能完全摆脱父母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基因,还有来自他们的其他影响。这种功能上的可塑性为忽略基因提供了第一个原因:现代人的基因与几百年前的祖先差异不大,但是所拥有的认知工具却已经明显不同了。祖先们并不了解DNA、细菌或病毒,不懂得元素、分子或原子,更不用说夸克或μ介子了。他们也不知道物理学的守恒定律,不了解电力、演化、板块构造和碳循环,也不会微积分,不知道帕斯卡,无论是这个人,还是那种计算机语言。虽然与祖先有相似的基因,但是拥有不同的工具箱。

忽视基因的第二个原因来自经济学、偏好理论和组合数学。回想一下芭比、卡尔以及他们的认知工具箱的例子。假设基因能够在帮助芭比和卡尔获得不同类型和数量的工具方面发挥最强大的作用。这就是说,芭比天生比卡尔更容易获得一些工具、更不容易获得另一些工具。也可以认为,这种差异决定了他们获得不同工具的成本。因此,基因也可能影响总预算,也就是他们到底可以获得多少工具。因此,卡尔和芭比面临着不同价格和预算的约束。

运用最基本的经济学逻辑,可以对他们能够“购买”的工具做出相当准确的预测。假设芭比有20美元,且可以购买价格为每件一美元的科学工具和价格为每件两美元的艺术工具。同时假设卡尔有18美元,且可以购买价格为每件两美元的科学工具和价格为每件一美元的艺术工具。那么可以预测芭比会获得比卡尔更多的科学工具吗?不,不可以。如果卡尔喜欢的是科学,而芭比喜欢的是艺术,那么卡尔会去购买更多的科学工具。他们有无数个可能的选择。工具“超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其他因素都会使价格效应,也就是天生潜在能力的影响大大减弱。因此,只能采取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做法,并假设人类的天生潜力在人与人之间或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差异不大。5

训练与经验

训练和经验都与认知多样性有很强的联系。受过不同训练的人会获得不同的认知工具。有人立志成为一名精算师,他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使他获得的认知工具,也就是视角、解释和启发式与受过医生或律师训练的人非常不同。两个有不同经历的人也会拥有不同的工具箱。一个住在城市的银行家可以获得使用交通导航系统、维持股票投资组合平衡所需的工具。而一个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所掌握的工具则大不相同,他能够掌握维持交通工具(马)平衡、开渠引水所需的工具,而这是城市银行家没有任何动力去获得的工具。

先讨论训练与认知工具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大部分学校教育都是围绕视角的积累而展开的:极坐标、笛卡尔坐标都是不同的视角,三角函数有理式也是如此。此外,孩子们也要学习各种各样的启发式,学习分析句子,学会解构论点和情节。学习如何拿起画笔,通过线条来捕捉运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们可以学到更多的启发式,以适应不同的情况。他们可以像奥德修斯那样把自己绑在桅杆上以杜绝诱惑,这往往是一个好主意。还可以像西班牙征服者科尔特斯一样在上岸后就把自己的船烧掉,这是一个向前挺进的坚定承诺。不过对于我来说,卖掉我那辆1985年产的丰田陆地巡洋舰却是一件伤心事。我的建议是,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能追随科尔特斯的做法。

训练会影响解释,也就是用来对观察到的、学习到的东西进行分类的框架。当明白什么是磁性时,就获得了一个解释框架,它把物体分别装进两个盒子,一个标记为有磁性,另一个标记为无磁性。训练也有助于在头脑中形成一系列预测模型。既可以是相当简单的预测模型,也可以是基于进化论或能量守恒定律的更精巧的预测模型。上面提到的例子只限于教育这种训练,但是训练并不会止步于学校。训练贯穿了人的一生。与许多畅销书宣称的相反,我们并没有在幼儿园里学到所有需要知道的东西(视角、启发式、解释和预测模型),甚至在大学毕业后都不可能全部学会。

训练与偏好多样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体现在两个方向上。多样性偏好可以导致多样性的训练,多样性的训练也可以导致多样性偏好。第一个因果关系适用于基本偏好,基本需要影响了人们选择怎样接受训练。第二个因果关系适用于工具偏好,训练可以改变工具偏好,提供更多的工具,也就是更多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和对因果关系更加深入的理解。认知深度的加深和广度的拓展,使人们能够以不同的、更加有效的方式去看待各种情况、事件和问题。接受训练后,能够选择更多的手段去实现目的。

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训练都是同等重要的。记住一长串互不相关的事实,要比积累有效工具和深刻理解的价值低得多。核心技能的训练、在融会贯通基础上的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人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无中生有地积累起一个复杂且多样性的工具箱。对基础数学知识的掌握、对物理和化学基本规律的理解、对经典文学作品各种解释的把握,以及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理解,是最根本的基础。所有人都应该学习,而且必须学得深,且学出各自的不同;否则将无法完成解决问题和预测的任务。

接下来讨论经验。一些认知工具的掌握,可以帮助理解自己的经验。如果拥有不同的经验,可能会获得、开发出不同的工具箱,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例如,许多居住在河边的人都掌握了钓鱼所需的工具,但沙漠地带的居民却几乎从来不需要这种工具。经验还决定了我们在解释和预测模型中使用的属性。例如,如果你的笔记本电脑曾经掉在地上并摔坏了,那么下次购买时你就会特别注意笔记本电脑的耐摔性。

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需要先对经验分类,使之结构化。对于某个给定的预测任务,例如,创建足球妈妈这个类别,选择最佳属性这个问题在规范的意义上已经被证明是困难的。6因此,不应该期望人们总能找到最好的预测模型。即使人们可以找到最好的预测模型,也可能不是唯一的。正如在“筛选成功”模型中已经观察到的,与经验证据一致的预测模型可能不止一个。7

预测模型需要不断改进、精炼。历史提供了很多精炼预测模型的例子。很久以前,有相当比例的医生对轻度复发性喉咙痛患儿施行扁桃体切除术。到了今天,这样做的医生已经很少见了。但是不应该对从经验中学到的东西持完全乐观的态度。当不再有老师来教你之后,经验就变成你最严厉的老师了。人们会接受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一些经验教训,比如,徒步旅行时必须随身携带大量的饮用水、要留下足够的时间去机场、下雨时要穿雨衣,等等。但是,这些都是付出了很大代价后才学会的。

在此不妨举一个可口可乐公司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可口可乐公司试图用所谓的“新可乐”来代替原来的可口可乐。在双盲口味测试中,“新可乐”的表现优于原来的可口可乐,但是公众对“新可乐”的反应却既苛刻又迅速:人们都非常讨厌它。问题没有出在味道上,消费者喜欢这种“新可乐”的味道,他们讨厌的是这种“篡改美国大众偶像”的想法。可口可乐公司使用了错误的预测模型,把可口可乐错误地归类为人们因为觉得味道不错而去消费的普通饮料。可口可乐公司很快就受到了教训:消费者举行集会,要求把原来的可口可乐还给他们。原来的可口可乐在美国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千万不要把这一点与这种商品的秘密配方混为一谈。

经验对基本偏好多样性和工具偏好多样性都有影响。一方面,经验影响预测模型的创建,所以对工具偏好有直接影响。另一方面,经验也可以改变基本偏好。通常,对某样东西的体验越多,就会越喜欢它。例如,孩子们会学会享受经常食用的食物。通过反复的交流和互动,人们甚至可能会逐渐喜欢上第一印象非常不好的人。8不过还有另一面,因为熟悉也可能导致忽视。无论如何,经验会影响偏好。

创造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类比的。9这就意味着,经验多样性在创造认知多样性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理查德·费曼在他的物理学入门课程中指出,许多人之所以很难理解现代物理学原理,就是因为日常经验并没有给他们提供多少好的类比。人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牛顿物理学,可以观察到力到底是怎样等于质量乘以加速度的。“眼见为实”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解释。这就是为什么牛顿定律很容易理解但量子力学非常晦涩难懂的原因所在。我们几乎没有经历过量子效应,或者至少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如果有人能够直接体验到量子效应,能够“看到”以概率波形式存在的东西,那么这些人很可能会成为优秀的物理学家。当然前提是,他们也获得了所有必要的数学启发式。

身份

类比在创造性思维中的重要性,也为讨论身份多样性在生成认知多样性时发挥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入口。文化是身份的一部分。文化包含着故事,这些故事可以作为理解和类比的基础。文化还包含了语言和视角。只要与同属一个文化的人保持联系,就能保持我们的文化特征。尽管有时这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作为代价。10

可以证明文化影响了我们的视角和启发式的证据非常多。11例如,东方国家的人们在观察金鱼缸时,往往注意到一群鱼一起游动的模式,而西方国家的人则更注意到作为个体的鱼的特征。当提出一个被问及是开心还是伤心的问题时,西方国家的人往往较少考虑周围人的幸福程度。12

每天的日常活动和仪式会使大脑结构产生差异。大量证据表明,各个社会都为自身的生存和成功开发出了必要的工具和表现形式。当然,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取得了成功,有些社会最终崩溃了。13看看哈钦斯(Ed Hutchins)的《荒野中的认知》(Cognition in the wild)一书。密克罗尼西亚人在导航时所依赖的视角,令大多数来自外界的人头昏脑胀。他们的视角认为,他们所乘坐的小船是固定在水中的。他们不会“看到”船驶过一个个小岛,而是“看到”一个个小岛经过了船。当岛屿经过他们的船时,密克罗尼西亚人的导航员非常清楚自己的位置。密克罗尼西亚人甚至“发明”了一些虚构的岛屿来帮助他们确定自己的位置。试想一下,你开车从俄亥俄州前往佐治亚州,后座上坐着一个密克罗尼西亚人。你可能会说,“我们现在开车经过俄亥俄河,进入肯塔基州”,但是那个密克罗尼西亚人却会说,“俄亥俄河刚刚从车底下通过,肯塔基州正在向我们走来”。能不能把我们的几何学教给密克罗尼西亚人?那肯定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是现在只能想象。

文化之间的差异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肯定会受到文化内部差异的影响。我们的身份还包括种族、性别、身体能力、性取向、宗教等方面的属性,甚至还与接受的训练有关。在这些属性中,有的是社会建构的,例如种族和性别;有的是生物建构的,例如性。社会建构的属性可能是很难确定的。例如,对于种族,也就是可以从外部来定义即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也可以从内部来定义,也就是我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还可以从自己的表达方式来定义,也就是我们如何向别人表达自己。14有的时候,所有这三者都是一致的,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它们却是不一致的。数十年来,美国影星拉奎尔·韦尔奇(Raquel Welch)一直以盎格鲁英国人(Anglo)的身份出现,而且也被公认为是一个盎格鲁英国人,但是她内心却觉得自己是拉丁人。

像种族这样的属性会对经验起到决定作用。它们限制、影响了我们的选择,甚至直接指导我们进行选择。因此,身份属性会让我们构建出多样性认知工具集合。在很多时候,这种选择并不是强加给我们的。在这个意义上,认为人们之所以拥有这样那样的特征,是因为这些特征是必不可少的、是由他们的身份所决定的,这就犯了心理学家所称的基本归因错误。不能因为某个人滑倒了,就说他是笨拙的,那可能是因为门廊结冰所导致的。同样的道理,不能仅仅因为有人经常以某种固定的方式思考问题,就说这意味着某种遗传。他的思维方式受他身处环境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受他基因的影响。除非环境完全相同,否则不能将差异归因于“本质差异”。

虽然身份非常重要,但不能将个人的工具或工具集合与特定身份等同起来。但是,可以预料,身份差异会导致经验差异,进而导致工具差异。可以在性别差异的背景下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大多数人以不同的方式对待男性和女性。一个193厘米高、118千克重的男人对他人的威吓,几乎肯定比一个155厘米高、54千克重的女人大得多。这无疑是合乎逻辑的。如果在黑暗的巷子里遇到这样一个男人,你可能会觉得害怕。然而,如果你在黑暗的巷子里遇见了那样一个女人,你可能会有去保护她的冲动。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比所有的女人更高大,许多女人比男人高,篮球明星丽莎·莱斯利(Lisa Leslie)比很多男人都要高。尽管如此,普通男人确实比普通女人更强健,而且可能更加暴力。这里的关键在于:因为对待男人和女人的方式不同,所以为他们提供的经验也不同。因此,要学会以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周围的环境。15

男人和女人可能会选择不同的工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获得的视角、启发式、解释和预测模型都是不同的。学物理的男人比女人要多,学编织的女人则比男人更多。但是,即便是在哈佛大学这样竞争激烈的地方,女人也能在物理学课程上获得A。还有些男人成为外科护士,虽然数量不是很多。另外,即便是由女性主宰的那些行业中,例如小学教师和兽医,男性也完全有能力胜任。

身份对经验和机会的影响很难衡量,但是影响确实很大,这几乎没有任何争议。因此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是,身份多样性会不会转化成有意义的认知多样性,也就是多样性视角、解释、启发式和预测模型。但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问题的具体情境。如果要解决的是贫困问题,那么就不能不承认答案是肯定的。穷人,以及自己的家族和朋友当中的穷人,可能会带给我们关于餐桌的有用的知识,好的统计学家也是一样。但是,如果试图解决的是化学问题或物理问题,答案就不那么非此即彼了。一方面,不应该期待种族、性别或其他与身份有关的因素对解决这类问题很重要。另一方面,人们确实会通过类比或依据经验来进行推理。因此,属于不同身份群体的人们都要利用自己的独特经验。

在理想情况下,社会不会基于身份特征对不同的人区别对待。但是,即便这种身份歧视不存在,鼓励或要求对不同身份的人一视同仁的政策也不能在一夜之间就彻底消除过去偏见的残余。科学界一直受男性主宰,因此科学本身充满了男性化的特征,请你试着想象一下发生在物理或化学课上的失火、崩裂和爆炸等事件。有的人认为,如果以更女性化的方式讲授物理学和化学,例如以教人们烹饪的形式(注意不是电视上那种烹饪课),那么应该能够吸引更多的女科学家。16顺便说一下,约翰·杜威在芝加哥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的时候,就曾经通过教烹饪的方式来讲授科学。17

再者,就算真的实现了对所有性别、肤色和文化一视同仁,做到了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也并不意味着来自不同身份群体的人肯定会认为自己与其他群体的人相同,而这种区别对待就会影响他们的认知工具。即使是在一个完全没有种族差异的社会中,我们仍然可以预期,身份多样性与某些认知多样性是有关联的。更何况,“完全没有种族差异”本身的定义就是不够明确的。许多人可以不关注肤色,但是却无法不关注衣着和发式。

因此,我们得确切地搞清楚,这些差异到底是什么。为了刻画工具箱中解释的多样性,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使用了他们所称的“堆分类”(pile sorting)技术。这种技术刻画的就是人们表达事物方式的不同之处。18它的工作原理很简单,就是请人们将他们熟悉的一些物品,例如各种各样的食物、植物或动物,分成若干堆。堆分类可以揭示经验或训练造成的认知多样性。假设我给了下面的名单,并要求你把他们分成若干堆。

·?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

·?乔治·H. W.布什(George H. W. Bush)

·?麦当娜

·?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

大多数人都会把这些人分成两“堆”。他们会把两位前总统放在一堆中,而把两位演艺界人士放在另一堆中。但是在两个小的亚文化中,其中一个位于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另一个位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人们有不同的分法,他们会把两个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生麦当娜和杰拉尔德·福特放在一堆中,而把两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乔治·H. W.布什和朱迪·福斯特放在另一堆中。19

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会创造出不同的“堆”,不过,在同一个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却未必一定会创造出同样的“堆”。我们不会在某个食品名单中找到某种“法式堆法”,但是会发现法国人创造的那些“堆”之间确实有很强的相似性。与美国人相比,法国人可能认为蜗牛更像虾。在许多情况下,相对来说比较相似的“堆”的集合只有很小的方差。

经验证据表明,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也会构建出不同的解释和视角。而这又可能导致不同的预测模型,并提供学习不同启发式的动机。法国人类学家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和美国心理学家道格拉斯·梅丁(Douglas Medin)的研究指出,同样生活在危地马拉低地的伊扎人(Itza')、拉迪诺人(Ladino)和库埃什人(Q“妙手偶得”源于多样性的充分准备,源于有人注意到并知道如何解释某种奇怪的现象。爱因斯坦这样写道:“神秘,是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妙的事物。它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的源泉。”为了解决这些神秘之物,我们必须使用自己的工具。我们经由训练积累起更多的工具,然后运用经验对它们进行精炼,并通过身份过滤出较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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