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何情况下，两个人谈话时都会创造一种文化结构。作为人类学家，我们的任务是确定在这些情况下，这些人际关系所产生的文化的潜在内容是什么。
爱德华·萨丕尔
欧洲国家在其殖民扩张和探索过程中，发现了与欧洲截然不同的社群。这些新发现的社群震惊了具有种族优越感的欧洲人。这些社群截然不同的外貌和生活方式引出了一个问题：看起来像人类的所有生物是否真的完全是人类？他们都有灵魂吗？许多欧洲人认为那些人没有。至少欧洲人相信他们刚刚“发现”的这些人低他们一等，这成为欧洲人剥削、殖民和奴役这些人的理由。上帝啊，这些人和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吗？是不是有的人种优于其他人种？人类学和比较语言学研究就是从这些问题中产生的，这些问题是理解语言进化的文化和生物学基础，至今仍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
18世纪后期担任英属印度政府法律顾问的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爵士，充分体现了欧洲人关于文化和语言层面差异的思考。然而，琼斯不仅仅是一名普通律师。首先，他是一个激进的政治人物，大力支持他的朋友、曾经的合著者本杰明·富兰克林为美国独立所做的努力。其次，琼斯还研究了印度的社会制度。但对思想史来说最重要的是，琼斯是一个语言天才，据传他能流利地说13种语言，另外28种语言也说得相当好。然而，他并未仅仅将这种语言才华用于说不同的语言，他还想以科学的方式理解这些语言。最重要的是，琼斯还为这些语言之间的历史联系寻找了证据。
琼斯调查各种来源的数据时，经历了史上最重要的“尤里卡”
时刻之一。他重新发现了一个事实。100多年前的1686年，德意志人安德烈亚斯·耶格（Andreas Jaeger）首次注意到这个事实，1767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加斯东-洛朗·克达西耶（Gaston-Laurent Coeurdoux）再次发现这个事实。尽管耶格和克达西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但琼斯对同一事实的独立观察却回响了几个世纪，成为人类交流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他们洞见到的事实是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与德语相关的语言）和凯尔特语都可以追溯到共同的祖先，它们是姊妹语言，其母语被称为原始印欧语。原始印欧语也是其他许多有待被发现或以其他方式进入语言谱系的姊妹语言的母语。有了琼斯、耶格和克达西耶，关于语言起源的研究才真正开启。
将近100年后，在德国魏玛附近，另一个研究语言起源的重要工具被开发出来。1850年，29岁的德国语言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August Schleicher）出版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声称人类语言应该作为有机体来研究，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通过属、种和变种来相互联系——与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所有动植物之间的关系相同。施莱歇认为，用“树形图”来表示语言之间的进化关系是最好的方法。凭借这个主张，他不仅对语言的历史和进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提出了“自然由来”（natural descent）的概念——比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早了9年。
施莱歇和琼斯的工作激励着他人深入思考语言之间的关系。显而易见，使用在印度、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语言树的构建方法，我们可以回顾过去，寻找特定语言是从何时何地起源的。最终人们发现，印欧语是大多数欧洲语言的祖先。然后人们发现它也是波斯语、印地语和许多其他非欧洲语言的祖先。因此，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了：我们能否发现印欧语的祖先？我们现在知道印欧语是在大约6 000年前开始分裂成现代欧洲语言的。我们能再往前推进一点吗？1万年前？10万年前？我们真的可以用比较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来重建最初的语言吗？
大多数当代语言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坚定的“不”。琼斯的工作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其方法似乎无法用于研究大约6 000年前的语言。要想更深入，我们需要其他领域的方法，如古生物学、考古学和生物学，而且我们还需要可能永远不会拥有的东西，即保存下来的语言样本。
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我们能够回到6 000年前，我们最终会在哪里结束？琼斯、施莱歇和其他人的探索会不会把我们带回一种单一的语言，这种语言处在一棵巨大的人类语言树的根部？有人是这样认为的。已故的斯坦福大学教授约瑟夫·格林伯格（Joseph Greenberg）声称，我们可以将所有的人类语言都追溯到单一来源，他和其追随者称其为原始人类语。但另一些学者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存在很多语言树，而且它们可以追溯到不同的人科社群。格林伯格和其学生相信单源论，认为所有人类语言只有一个开端，一种母语。另一些人则主张多源论，认为现代人类语言有多种进化开端。这些人认为离开非洲的现代人类祖先会说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群体创造了不同的语言，而这些语言又是所有现代语言的来源。选择最好的假说，无论是单源论还是多源论，只是我们在试图重建人类语言进化过程时面临的众多问题之一。
我们知道，有一些方法，有一些语言学以外的科学，可以让我们回到更早的时代。但是它们能让我们了解人类语言的开端吗？我们能知道第一个讲故事的是谁吗？或者最先说“我爱你”的是谁？在寻找人类语言起源的故事中，浪漫和科学携起了手。这是一个充满科学争议的故事，它在实现最终目标方面进展缓慢，令人沮丧，因为其最终目标是要了解人类（而不是其他物种）是如何从单纯的交流走向语言的。尽管历史语言学家认为，一旦时间上溯至6 000年以前，他们领域的方法论就无能为力了，但是其主要观点，即由于文化和语言因素的结合，语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对于理解语言进化至关重要。
历史（或“历时”）语言学是琼斯的工作真正开启的领域，这是专门研究语言如何随时间变化的领域。例如，英语和德语曾经是同一种语言（“原始日耳曼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语和法语也曾是同一种语言（拉丁语）。我们也知道，大约6 000年前，拉丁语和原始日耳曼语本身就是同一种语言，即印欧语。研究不同语言如何像上述语言一样逐渐分离的科学是语言研究中最古老的分支之一，它与语言进化领域相关。毕竟，如果直立人经过进化成为智人，也许直立人的语言也变成了智人目前所说的语言。然而，直立人语言的任何变化都超出了历史语言学的科学范围。那是因为直立人所处的年代比6 000年以前早得多。语言年代学（一些人称之为“词汇统计学”）是历史语言学家使用的主要工具之一，用来确定一种语言大概于何时分裂成另一种语言。这种工具也帮不上什么忙。发明语言年代学的语言学家莫里斯·斯沃德什（Morris Swadesh）认为，有些词汇项目（如身体的各个部分，代表太阳、月亮等的词语）不太可能被借用。因此，他提出了一份包含200个词语或者叫“词汇项目”的列表，他认为这些词语最不可能改变。但这些词实际上是可能变化的，于是他根据列表中词语的变化率，给出了一个数学公式，用来推测这些最抵制变化的词语随时间变化的速度。在一些已知案例的测试中，比如印欧语，该公式的准确率为87%。尽管许多语言学家仍然对这种方法持高度怀疑态度，但它似乎确实有用。但是语言年代学无法带我们到达6 000年以前，所以它无法成为研究语言进化的工具。
然而，语言年代学和整个历史语言学领域确实表明，语言在继续变化。事实上，语言学家发现，现代语言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语言自然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在有史以来的第一种语言中肯定是有效的。所有的语言都在变化。语言之所以变化，是因为地理上的分离（想想“基因漂变”），或者是因为年龄、经济、种族和许多其他因素的不同偏好。这些形式各异的力量意味着直立人的语言开始随着新社群的形成而改变。历史语言学的很多观点可归结为：“你说起话来就像与你说话的人。”一旦你不再与一群人交谈，你最终就不会再像他们那样说话，至少你的种群不会再像他们一样说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到达欧洲的主要河流或山脉时，都很可能在两侧找到曾经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语言。比如英语就是撒克逊人穿越英吉利海峡后，从德语演变而来的。
由于语言是文化的产物，所以要理解语言，我们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那么，什么是文化呢？文化是像足球队，还是像管弦乐队一样？还是说文化仅仅是生活在一起并一起交谈的个人在价值观、角色和知识上的重叠？更大的问题是文化如何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美国人的座右铭“E pluribus unam”（合众为一）是在何种意义上描述美国文化的？因为我声称文化是抽象的，所以它只能在个人身上找到。这是“格式塔”的结果。从不同个体成员当中，一种大于其各部分总和的文化出现了。理解文化对理解语言进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在自己的作品中开创了一种文化理论，其中个人而非整个社会是文化的承载者和知识的储存者。我想通过一些例子，比如教师在课堂上的角色、企业组织和社会组织，来看看文化对国家和地方社会、个人及其语言性质的影响。在我的作品中，语言进化最重要的三个要素是价值观、知识和社会角色。
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语言的重要性，请思考一下两位语言学家之间的以下互动：
A：Colorless green ideas sleep furiously.（无色的绿色想法疯狂地沉睡。）
B：They surely do.（它们确实如此。）
讲英语的普通大众可能不知道A的话语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A和B是语言学家文化圈里的成员，那么他们就会知道这是乔姆斯基早期著作中的一个著名例句，旨在表明一个句子可能合乎语法却没有意义。对这两位语言学家来说，A的句子是一个内行的笑话，B的回应是一个幽默的回答。这一交流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应酬性的，表达的无非是：“嘿，我们都是语言学家。”然而，经常被忽视的是，B的回答表明，“无色的绿色想法疯狂地沉睡”实际上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告诉我们，不管绿色的想法是什么，它们确实会疯狂地睡觉。换句话说，由于合作原则，所有人都会相信话语具有意义，并且会努力赋予它意义，不管它是由什么词组成的。
现在考虑以下内容。C和D正在观看新英格兰爱国者队对阵迈阿密海豚队的橄榄球赛。爱国者队比分领先。C和D都高呼“好极了！”，两人还“击了掌”。在这次联合行动中，他们展示了对橄榄球比赛的了解，对这场比赛得分方式的了解，对爱国者队相对于海豚队的价值排序的共同认可，对“击掌”是什么及其代表什么的了解，对他们都“支持”同一个团队的了解，以及对以上所有内容的强化。
这些文化活动产生了知识、社群归属感和共享交流。这些例子说明了在一种文化中生活、说一种语言在构建我们的身份和社会时发挥的作用。从这些行动中，个体汇集了自己的经历和理解其文化成员的行为和言语的能力。为了展示未言明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与文化有关，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回顾一下北美原住民和欧洲移民征服者之间诸多失败的和约之一。
1867年，阿拉巴霍（Arapaho）、基奥瓦（Kiowa）和科曼奇部落与美国政府在堪萨斯州的梅迪辛洛奇河（Medicine Lodge Creek）签署了著名的《梅迪辛洛奇条约》，这仅仅是欧洲和原住民社群之间众多失败沟通的一个例子。沟通失败的原因是双方误解了彼此，而这又是由于解释语言未言明的意思所需要的隐性文化信息。这份看似简单的条约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解释，由此产生了一个存在战争威胁的严重误解。印第安原住民期待的是一回事，政府期待的却是另一回事。从条约的语言来看，双方的期待都是正确的。这是个人之间、跨文化之间和国与国之间误解的共同根源。这种误解可归因于文化填补语言空白的功能，及其决定语言本身解释的作用。我想更详细地探讨《梅迪辛洛奇条约》引发的误解。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在争论文化的定义。特定家庭、社群、社会或国家的成员显然会分享一些知识、价值观和关系。他们可能说话方式一样，穿着打扮一样，厌恶类似的事情，都用杯碟喝咖啡。
这自然会引起一个问题：“什么是文化？”文化是关于社会角色、价值观和社群共享的生存方式的隐性知识和公开实践。我们每个人都扮演许多不同的角色。我是父亲、老师、行政人员、丈夫、购物者、病人和研究员。我所在社群的大多数成员都认可这些角色。在这些角色被认可的程度上，我的社群与我分享了关于这些文化组成部分的知识。文化会区分和塑造我们，即使我们的角色看起来很普遍，比如“父亲”，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与文化无关。然而，尽管有意大利父亲和美国父亲，“父亲”的概念在每种文化中并不相同。似乎在任何两种文化中，父亲都会有重叠但不相同的角色。即使是表面相同的文化中的父亲，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角色性质。
有些社会可能认为父亲应该养家。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可能会认为父亲有责任为孩子提供食物、衣服和住所。而且，至少在西方，社会和许多父亲自己都认为父亲应该帮助孩子完成学业、拎很重的东西和处理孩子通常很难独自完成的任务。其他世代的父亲可能完全认同这些信仰和价值观。但是这些价值观在不同文化中并不相同。皮拉罕人的父亲不会经常抱起受伤的孩子给予安慰。他们希望孩子卖力干活，在穿越丛林的漫漫长路上不要抱怨。他们也不会像美国父亲那样在许多情况下给孩子提供帮助。其个人价值观部分来自社会其他成员的价值观。
当然，在不同的世代，父亲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我父亲这一代人的共有价值观包括体罚、期望妇女承担大部分或全部家务、相信自己的愿望和命令会毫不质疑地得到执行，以及认为孩子不值得尊重或在家庭事务中没有发言权。在争执中，这些父亲可能会经常站在老师一边指责自己的孩子。他们认为孩子及其所有资源只是他们自己或其财产的延伸。而我孩子这代的父亲通常会避免体罚，认为家庭成员人人平等，知道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愿望当作大家唯一甚至主要遵从的愿望，会经常帮忙打扫房子，在学校纠纷中几乎总是站在其孩子一边，等等。在20世纪50年代与在21世纪做父亲有很大的不同。这是因为“父亲”的文化角色是由不断变化的文化价值观来定义的。
如果我对父亲这一角色在过去几十年的简要总结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变化影响到一整代人的事实同样体现了共有的价值观，即文化。说一个群体拥有一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意思。所有文化角色都表现出类似的跨越时间、空间或人口的历时、地理、经济和其他转变。如果我们从角色转向信仰，或者从信仰转向共同的概念，转向共同的表型（表型是个体的可见外表和行为）、共同的食物和共同的音乐，我们会发现许多共有知识产生不同文化的例子。
这些共有精神项目出现的部分原因是，每个人都在一生中积累了经验、教训和关系。它们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融入我们的身体和思想。在同一个社群长大的人有着相似的经验——气候、电视、食物、法律和价值观（比如肥胖不好，诚实是对的，努力工作是高尚的）。随着文化经验嵌入我们的内心，情景记忆和肌肉记忆将我们的各种经验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我们的“自我”，至少是我们的“自我意识”，只不过是记忆和感知的积累。
一个人如何将另一个人视为同一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文化的成员都可以看懂标引符号（事实上大多数物种都可以看懂）。它们是许多生命形式生存所必需的环境线索。因此，我们知道，将一种表征与一种形式联系起来是人属的一种古老能力。人类从未失去这一能力。而图像符号则要求人类付出更多的努力。无论是制作图像符号还是仅仅收集图像符号，读者都必须明白图像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东西在外形上很相似。理解标引符号、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都是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有意行为。（这是因为要理解这些符号，至少需要默认符号与其所指事物之间的联系。）然而，标引符号本身并不是有意的。人们并未计划将足迹与人联系起来。它们只是自然地联系在一起。
人类解读文化信息的能力是逐渐出现的。每个人出生时都与文化和语言毫无联系。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时，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好比外星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新文化和语言的了解始于子宫）。出生时，我们置身于母亲的文化之外，靠感官提供信息。但是要解释我们所看到的、感觉到的、品尝到的、触摸到的和听到的东西需要时间。
在19世纪的美洲原住民和“昭昭天命论”的历史上，文化造成误解的例子比比皆是。由于对彼此文化理解不足，原住民与白人之间的交流失败了很多次，就像21世纪政府之间的交流一样。早先提到的一个例子是1867年的《梅迪辛洛奇条约》。
该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美国政府与印第安人的官方条约失效，至少有一次并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诚实，而是因为签署方没有意识到，语言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仅仅是一个看不见的理解的世界之可见部分，这个理解的世界来自各个社群的价值观、知识和经验，即文化。尽管人们可能会在条约中读到相同的词，但正如在所有其他交流中一样，我们的解释受制于我们的假设，这些解释是以词语的字面意思很少传达的背景信仰和知识为基础的。
在我们举的例子中，条约要求政府向印第安人提供食物，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养活家人。印第安人的机构负责提供食物。国会负责批准已签署的条约。双方都依赖对方的文化机构，都有自己的截止日期和优先事项。印第安人没有考虑批准条约。但是他们应该批准的，因为他们在批准条约之前便来收集食物，结果食品柜空无一物。美国政府没有提供任何东西，因为该条约尚未获得批准。不管原因如何，印第安人觉得被背叛了。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印第安人同意住在保留地以后，就该永远待在那里，永远遵守“法律”。对于印第安人的价值观和其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理解来说，对自己家庭以外的人承担永久义务这样的事情是陌生的。他们永远不可能合法地遵守美国政府期望他们做出的承诺。这没有意义。印第安人的理解植根于其与美国迥异的文化，美国政府对此关注太少了。但政府本应多加关注的。出席这次不幸聚会的科曼奇酋长夸纳·帕克（Quanah Parker）至少从这次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后来与白人交往时学会了尊重没有明说出来的暗物质的重要性。他还询问了他认为白人在签署未来的条约之前可能做出的每一种假设（尽管不属于一种文化的人不可能问出所有正确的问题）。
条约经常因文化误解而破裂。但是日常生活中也有很多文化导致语言崩溃的例子。如果你跟某人说，“我们应该找个时间吃午饭”，你是什么意思？在你的社群，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两个现在应该找家餐馆共进午餐。这也有可能意味着，“我现在必须离开了。我没有时间交谈了”。对话者的解释所依据的是他们的关系，他们对彼此文化和个人期望的了解，对周围其他人的脸色以及彼此的表情和手势所做的观察。话里的意思从来不只是或主要是其字面意思。
关键之处在于，人类语言不是计算机代码。人类不是先获得语法，然后明白语法在特定文化中的意义。文化、语法和意义在人类语言中是相互暗示的。语言和心理学都深深扎根于文化之中。要理解人类语言或人类社会中的任何人工制品，人们必须借助赖以解释它的文化。理解文化在人类行为、语言和思维中的性质和作用，对于理解人类语言的进化至关重要。
现代研究人员偶尔会用各种论点来否认文化的存在，并在关于人类思维、行为和语言理论的构建中忽略文化。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或他们对文化的定义不明确造成的。一些语言理论和语言进化的理论家无视一个多世纪的人类学研究，这些研究认为文化是解读人类的必要条件。
直立人、智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每个社群成员都会彼此熟悉，形成一种“团结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社会角色和结构化知识（“结构化知识”意味着不仅知道有哪些知识，还知道这些知识如何相互关联）。共有这些东西会使他们达到一定程度的文化同质性。他们也许有一个在困难时期使用的通用象征符号，比如紧急警告，或者是口头的，或者是某种信号（烟雾信号有助于识别一些美洲原住民社群）。也可能没有。但是每一群旅行者都必须共有一种支持其交流的精神和文化。
现代组织努力设计给全体民众准备的标语、口号（如2016年共和党针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口号“把她关起来！”）、歌曲和短语。当群体宣言成为个人价值时，社会和个人就会联系在一起。这形成了文化并改变了语言。词语获得新的含义，或者新词新义诞生。文化变化导致语言变化。
文化，也就是吃饭、睡觉、思考和态度等生活方式，是培养出来的。荷兰人不同于比利时人、英国人、日本人和纳瓦霍人，因为其心智接受塑造的方式不同——因为他们在特定价值观中扮演的角色不同，还因为他们对其价值观、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他们所获得的知识的定义不同、优先级不同、生活方式不同。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为什么将语言和文化放在一起来理解有助于我们对二者本身产生更好的理解。这种理解也有助于我们厘清新语言、新方言或任何其他言语变体是如何产生的。我认为“你说起话来就像与你说话的人”这一原则代表了所有人类行为。我们吃的跟和我们吃饭的人一样，想的也跟和我们一起思考的人一样，等等。我们拥有广泛的共同属性——我们的交往塑造了我们的生活、行为和外表，即我们的表型。文化会影响我们的手势和谈话，甚至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美国早期人类学家弗朗茨·博厄斯详细研究了环境、文化和身体形态之间的关系。博厄斯有力地证明了人体是高度可塑的，会随着当地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文化呈现了生物学与文化的联系。皮拉罕人的面部特征差异很大，从有点像黑人到类似于东亚人和美洲原住民。村庄或家庭之间的差异可能有其生物学基础，起源于过去200年间不同部落的融合。一大群皮拉罕人（大约三四十人）通常居住在一个村庄，他们是托拉（Torá）人的后代，托拉人是一个说查帕库兰语（Chapakuran）的群体，早在两个世纪前就移民到了迈西-马梅卢斯（Maici-Marmelos）的河流沿岸。即使在今天，巴西人也将这个群体称为托拉，但是皮拉罕人认为他们是皮拉罕人。这群人在文化和语言上完全融入了皮拉罕人，但其面部特征有些不同——鼻子更宽，一些人是单眼皮、大额头——给人一种与东亚人相似的总体印象。但所有皮拉罕人的身材几乎是一样的。我在与他们一起工作时发现，皮拉罕男性的平均腰围是68厘米，平均身高157.5厘米，平均体重55公斤。皮拉罕人的表型相似，并不是因为所有的皮拉罕人都共享一个基因型，而是因为他们共享一种文化，包括其价值观、关于吃什么的知识以及关于吃多少、什么时候吃等等的价值观。
这些例子表明，就连人类身体也符合我们早先的观察，即文化和人类社会行为的研究可以归结为“你说起话来就像与你说话的人”或“你的成长轨迹与和你共同成长的人相似”。对于我们所有的祖先，甚至对于直立人来说，这也同样适用。
人们会无意识地采用与他们交谈最多的人的发音、语法模式、词汇和会话风格。如果一个人住在南加州，他们可能会说，“My car needs washing”或是“My car needs to be washed”（我的车需要清洗），而住在匹兹堡的人更可能会这样说，“My car needs washed”或是“My car needs to be washed”（我的车需要清洗）。这两种方言之间存在语法上的差异。南加州方言采用动词的现在分词形式，而匹兹堡方言偏爱分词的过去式。而在“to be”构句形式上两地文化是一致的。再举个例子，如果你跟我这一代人说话，你可能会说，“He bought it for you and me”（他为你和我买了它），而如果你主要与年轻一代的成员谈话，你可能会（不合语法地）说，“He bought it for you and I”（他为你和我买了它）。
虽然模仿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力量，总是迫使社会走向同质化，但它不是唯一的力量。创新也会迫使社会改变。然而，模仿是文化的种子。构成文化的结构和价值观需要时间来发展。这些结构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对话交流而形成的，其中不仅包括言语内容，还包括对正确和错误的行为或想法的看法，对信息新颖性或呈现形式的可接受程度，以及（规则）遵守的程度和标志。人们像与其谈话的人一样说话，就会发生上述情况。
换句话说，互动的人变得更加相似。一起长大的两个孩子，会比分开长大更相似。他们会分享分开长大的孩子无法分享的价值观，至少在早期，他们会分享比分开长大的孩子更相似的知识结构。人们在一起交谈的时间越长，其谈话就越相似。人们一起吃饭的时间越长，他们以相同的方式吃相同食物的情况就越多，吃的也越一样。他们一起思考的时间越长，其想法就越相似。
人们的价值观、角色和知识结构重叠越多，他们分享的联系就越多，因此，他们在文化网络中的联系就越强。因此，只要他们分享价值观、知识或角色，他们就可以形成代际网络、CEO（首席执行官）网络、说唱爱好者网络、“西方文化”网络、石器薄片网络和工业化社会网络，甚至智人网络。
许多人声称“人都一样”，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就相当于认可了上面这种说法。这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人们认为文化只是表层的。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同样，以文化相对主义者为代表的另一个极端也是正确的，它声称没有两种文化是相似的。没有哪两种文化或哪两个人分享完全相同的价值观、社会角色或知识结构。
是什么因素促使早期的人类从一群个体转变为凝聚在一起的文化？首先是价值观。价值观将道德意义赋予具体的行动、实体、思想、工具、人等等（在更多情况下，价值观是直接的解释），还对事物应该或不应该成为的样子做出论断。比方说，“他是一个好人”就表达了一种价值观。这可以分解为更精细的价值观，例如“他对他的孩子很好”“他对流浪动物很好”“他载我回家”“他很有礼貌”等等。我们选择的工具也可体现价值观，例如用短棍而不是用枪来保护家庭，又或是选择一把砍刀而不是用锄头在花园里挖蔬菜。我们对时间的利用也能体现价值观。价值观的集合是巨大而多样的。
我对文化的定义还包括“层级知识结构”，其意思是人类知识至少不是一套无序的想法或技能，这或许也适用于其他动物。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会根据上下文以各种方式被分解。所有的一切都有结构并且息息相关。这个层级结构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格式塔输出，这意味着我们所知道的东西的总和形成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大于我们知道的所有东西之和，正如交响乐大于所有音符的总和一样。
以我对文化的理解，“社会角色”的概念所体现的是，行为符合一个人在文化中所处的特定位置。任何人群都能以其价值观、其所依赖和发展的知识结构以及每个成员依其分类而担负的义务来定义。
以北美、中国或英国的业务经理为例，这些人在价值观、管理知识等方面会有许多不同，但在社会角色（与其职位称呼无关）方面，他们必然会有一些共享的管理知识和价值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管理文化是存在的，它被细分为国家和公司特有的地方亚文化。同样，在高等教育中，人们对于期望的文化价值观非常关注，这些价值观以不同认证机构的形式来实现。认证机构允许学校在分享和执行机构价值观的情况下开展活动。
当人属物种遍历地球时，他们也与同一物种的人共享价值观。事实上，考虑到直立人生活中的相对同质性——所有人都是采猎者——不同直立人社群的文化至少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相似。当然，其间也有重要的区别。其中一些差异可能是由分散的直立人种群所处的不同生态环境造成的。有些人生活在寒冷的气候中，另一些人则生活在热带地区，还有一些人冒险穿过大洋生活在海岛上。这些因素导致来自非洲的原始移民形成了许多独特的文化。
大多数关于价值观的研究都没有提供探讨价值观之间关系的理论，因为它们经常假定所有价值观都是普遍的，尽管除了生物层面的价值观，没有证据支持这一点。
价值观的排序或优先次序很容易说明。假设我们正在比较巴黎和休斯敦这两个城市居民的价值观，同时假设巴黎人和休斯敦人都重视“美味的食物”，不管他们在当地如何定义“美味”和“食物”。再假设两地人都重视身体健康。现在，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以下排位（象征符号“>>”表示左边的价值观“高于”右边的价值观）：
巴黎人认为：匀称的身材>>美味的食物
休斯敦人认为：美味的食物>>匀称的身材
在这个假设的场景中，对巴黎人来说，健康比享受美食更重要。虽然他们确实喜欢美食，但是如果这导致他们不再健康，他们不会吃得过多。美食在健康和腰围面前显得不那么重要。然而，对于休斯敦人来说，身材不如享受美食重要。比如，腹肌和臀肌不如油炸秋葵和鸡肉重要。这样说应该是可以的：这些价值取向会产生不同的体形。如果我们在考察价值排序时再细致地分析一下这两个群体认为哪些是“美味的食物”，这种说法就更准确了。休斯敦人可能更喜欢炸鸡和土豆泥。法国人可能会喜欢红酒焖鸡等等。但是说这两个城市有相同价值观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决定差异的不是这些价值观，而是其相对次序。因此，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一个群体的价值观，还需要了解价值观的优先顺序。但是，如果不仔细研究一个群体的价值观，我们就无法得知其价值次序。所以我们没法对直立人社群的文化做出太多推断。但是它们会有价值观，其价值观会影响其日常生活，其中一些价值观会比另一些价值观更重要。
20世纪50年代，肯尼思·派克开始研究“社会语法”。他认为人类语法的原则也是“文化语法”的组织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类似语法。像任何语法一样，只有基于坚实的方法论和对假设的严格检验才能提出文化的语法。
当然，社会和文化并非只是语法，而是以类似语法的方式联系和构建的，尤其是在它们当地的环境、群体和行动中。波士顿投资银行家、亚马孙猎手和直立人水手都是在社会中找到自身位置及角色的。这些角色通常不是由个人发明的。其出现与否会受特定文化的影响。人们知道直立人中不存在全职音乐家，因为完整的技术、社会角色和支付结构没有随时间的推移在社会中出现，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角色。我们一出生就属于一种文化语法系统，其结构和作用来自一种文化的价值观和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果我们将文化视为信仰、知识和价值观，将社会视为角色和角色之间的结构关系，社会成员在其中处于文化创造的特定位置，那么人们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至少是更容易想象人们作为文化成员所做的事情。
因此，人们可能会把一个社会中的所有个体想象成文化语法中插槽的“填充者”。大学教室就是一个例子。不同教室插槽的填充者很简单——学生和教授。
直立人社会有什么样的角色和结构？或者说另一种灵长类社会有什么样的角色和结构？如果我们以大猩猩建立的“雄性领袖”社会为例，典型的社会结构会由一个银背雄性（雄性领袖）、未成年雄性和雌性，以及处于交配年龄或年龄更大的雌性组成。在更复杂的大猩猩社会中，可能会有不止一只银背大猩猩，但是典型的大猩猩社会中是一只银背大猩猩加许多雌性和幼崽。雄性有各种各样的职责，包括为群体决策、解决冲突、为群体延续进行交配、决定群体何时睡觉以及保护群体等。直立人社会至少能达到这种组织水平。事实上，作为拥有人属头脑的采猎者，直立人的社会结构可能比一些现代采猎者简单，但与之类似。想一想像皮拉罕人这样的亚马孙社会。这个社会由个体组成，形成了较大的亚单位，包括家庭、男性、儿童、青少年、女性等。而一个不同的部落社会团体可能会被分解成更有条理的亲缘关系等级，包括家庭、部族、祖系或更专业的细化层级。
想要共同行动，一个社会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分享让我们的个人行动产生群体结果的意愿。投票就可以说是一种这样的行为。参加讲座是另一种方式。这些都是文化语法中的行动，每个人在这种行动中都要独自或共同担任某种角色。在上面举例说明的社会组织中，学生是客体，而不是主角。我们描述的是他们在这个时刻相对于特定老师的社会角色。其角色在下一堂课可能会稍微改变。当然，学生和教师会在聚会、家庭和职业生涯中改变他们的角色。角色就像服装一样，随特定场合而变。
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文化时，比如在《梅迪辛洛奇条约》那个例子中，人们经常假设每个人对其所参与的联合行动的角色、结构和意义有着相似的理解，却很少意识到每个参与者对其联合行动都有不同的解释。在我看来，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科曼奇人认为美国政府在梅迪辛洛奇事件中所做的承诺是无条件的且会立即生效。对他们来说，每个发言的人都是他们人民的全权代表。但是，美国谈判代表认为自己是国会的下属，并认为印第安人应该接受这个更大权威的要求。他们将签署条约的联合行为视为有条件的、延时的初始提议。（美国代表还认为印第安人是低等的，其观点和理解不那么重要）。
直立人的社会可能对何为社群成员、每个社群成员的职责、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儿童和成人之间的关系）、活动规划和其他需求有一定的判定标准。
感知和思维范围会受到文化网络的深刻影响。在欧洲社会中，这意味着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和艾伦·图灵将心智视为计算机的理论代表了认知的核心。但这似乎是一种误导。
自人工智能诞生以来，大脑是计算机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便提出机器当然也能思考，不过他们表达这一见解时往往很情绪化。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说：“将某些信仰、知识、自由意志、意图、意识、能力或愿望归因于一台机器或计算机程序是合理的，如果它所表达的关于机器的信息与它所表达的关于一个人的信息一样的话。”
但是这种说法建立在对信仰的错误理解以及对文化的错误理解之上。人们经常听说的以计算机的人格化来解释信念等等的说法太强大了。这种人格化解释可以用幽默但同样有效的方式扩展到没有人相信的情境中。比如我们可以说空调觉得太热了，所以自己启动了。或者脚趾卷曲起来，是因为脚趾认为这样暖和。或者植物转向太阳，因为植物认为就该这么做。事实上，在皮拉罕和瓦里等许多文化当中，信仰经常归于动物、云彩、树木等等，以便人们谈论。但是，对于我曾经合作的部落而言，它们并非字面上的意义。
信仰是当身体（包括大脑）指向某些事物（从一个想法到一种植物）时发生的状态。信仰是个人浸淫在语言和文化中形成的。
当你思考直立人的文化、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角色时，你会想到一些次要问题：工具在文化中起何作用？何时出现？我们如何从文化角度描述工具（这些工具用来帮助各个文化成员完成不同的任务）？工具在不断融入文化知识。人们甚至可以把工具视为凝固的文化，例如铲子、绘画、帽子、笔、盘子和食物等实物工具。但非实物工具也很重要。也许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工具。事实上，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工具。
在语言的故事中很容易看到语言的工具性。故事有劝诫、解释、描述等用途，每个文本都被嵌入暗物质的语境中。当然，包括书籍在内的故事不同于实物工具，因为作为语言工具，它们原则上可以揭示出暗物质的部分来源，尽管能够传达的信息往往很少。原因很明显。人们谈论的是他们认为对方不知道（但是有必要的背景知识来理解）的事情。人们通常没有意识到的隐性知识或者叫暗物质被忽略了。
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也以故事的形式出现。想一想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为解释印度农村地区排便规则而提供的一系列原则：
必须找到一个离房子不太远的地方。
这个地方必须有防护以免被人看见。
它必须能让使用者看到任何接近的人。
它应该靠近水源，便于清洁。
它应该在臭味的上风处。
它不得位于农作物种植区。
第一行使用不定冠词“a”，第二行使用定冠词“the”。之后，“spot”（地方）由代词“it”（它）代替。这是因为英语习惯于通过话语来跟踪某个话题。不定冠词表示它修饰的名词是新信息。定冠词表明这是共享信息。代词表明它是主题。单个词语在整个语篇中被反复引用，其不断变化的角色和与共享知识的关系被用特定语法手段来标记。这是共享却并未明说的，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基本上是难以形容的知识。
这里所提倡的对文化的理解相比于整个社会对文化的更广泛理解有何异同？人们经常听到“美国文化”“西方价值观”，甚至“泛人类价值观”等等。根据之前提到的暗物质和文化理论，这些都是非常明智的想法，只要我们把它们解释为“重叠的价值观、排名、角色和知识”，而不是特定人群中（任何概念）文化的完全同质性。从规则到发音，从建筑到音乐，到性姿势和体形，再到作为社群成员之个体的行为（“喜爱贝多芬的人”“苏格兰羊杂碎肚食客”等等），以及个体的感知和情景记忆，都是暗物质重叠的产物。
正因为如此，价值观可以在个人或社群中产生使命感——比如阿非利坎人、犹太复国主义者、认同“昭昭天命论”的美国拓荒者和定居者，或者妄想建立一个千年帝国的国家主义者。这种使命感是今天许多企业追求的目标，因为企业已经将文化一词作为“它们的一切”。直立人社群是否有任何使命感？
虽然人类行为和暗物质形成的一般原则肯定是存在的，但是由于个人感知差异以及仅仅接触到较大价值、知识和角色网络的子集这两方面的原因，没有两个人会在任何方面完全相似。当然，也没有两种文化会完全一样。
不过，有一些更好的例子可以表明未说出来的知识是存在的。还有一些例子证明非人类动物在某些方面表现更为优秀。这些动物有信仰、欲望和情感，能学会复杂的行为和与世界互动的方式。然而，它们完全没有语言，因此根据定义，它们无法谈论自己的知识。因此，几乎所有非人类动物的知识都是暗物质。大多数人对这些引人入胜的现象未加重视，将它们冠以“本能”而非知识的标签。
狗、人和其他动物会经历一段依恋期，为情感所驱使，学习技巧，学会服从一系列命令，感受到环境中某些事物的所有权/关系/归属，等等。我那头60多千克的巴西非勒犬，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就会吠叫，例如，一堆书被放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沙发垫子被堆起来清洗，新车停在车道上等等。虽然我的狗不能用英语“告诉”我这一点，但是通过其吠叫和身体的姿势，它可以相当有效地进行交流，尽管它的许多真实感觉仍然无法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其暗物质既有可以传达（通过行为和吠叫）的部分，也有不可传达的部分，就像人类的暗物质一样。直立人可能像智人一样，通过与其社群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与母亲的互动来学习语言。
文化习俗还包括排队。在美国的商店里，无论多么拥挤，大多数人都会自觉地在收银台前排队等候。而在有些国家，如果没有严格的执法，人们不会排队——每个人都会围在收银机前，希望先得到服务。因此排队是某些文化的惯例却不是另一些文化的惯例。跟所有习俗一样，体验另一种文化时，我们总是会被自身文化习俗的缺失所困扰。原因在于惯例通过减少决策，使人对陌生的事物产生熟悉的感觉，从而让生活变得更容易。
社会依靠惯例来发挥作用。直立人社群很可能发展出过一些惯例（习俗）。两个人见面时谁先说话？儿童在成年人面前如何获得食物？谁是第一个离开村庄并开始新旅程的人？哲学家露丝·米利肯（Ruth Millikan）声称，惯例有一系列共同的属性，比如能够被复制，惯例形成之前需要有先例，组织行动要有效（比如人们在影院排队，而不是相互拥挤）。她还指出，出于各种原因和影响，我们都有可能会违反惯例，正如格莱斯观察到我们会违反会话准则那样。米利肯断言，所有人都想要、期待和寻求惯例，比如用手提包放在候车室来占座。
关于惯例和个人对文化之重要性的讨论促使人们将文化理解为认知的核心。其论点在于没有文化就没有语义理解，没有背景，没有支撑新思想的隐性知识。
直立人社会有文化。从一开始，人类就有了更大的大脑和新的经历，创造了价值观、知识和社会角色，使他们能够在地球上漫游、航行和建立地球历史上最初的社群。我们来自这些创建于6万多代以前的文化。我们欠直立人的债是不可估量的。它们不是穴居人。直立人是男人、女人和儿童，是最早的开口说话和生活在由文化联系的社群里的人。
1.“尤里卡”（Eureka），意为“我发现了！”，相传是阿基米德发现检测金子纯度的方法时所说的话，后世以此指代获得重大发现时发出的惊叹。——编者注
2.美国政府认为其在美洲大陆的扩张是合理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作者注
3.显然，在我们能够对这一问题提出自信的观点之前，对其进行DNA研究从科学角度讲是有趣且必要的，但是从政治角度讲很难进行这种研究。因为在巴西，那些受命保护原住民的人对任何可能被认为是种族主义的研究，特别是由“外国佬”科学家进行的研究都持谨慎态度。——作者注
4.约翰·麦卡锡，《将精神品质归因于机器》（Ascribing Mental Qualities to Machines），手稿，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系，1979年（强调处为原文所加）。
5.马文·哈里斯，《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阿林＆培根出版社，1999年），第23—24页。
6.阿非利坎人，又称布尔人，荷裔南非白人，推行白人种族主义，奴役并剥削南非黑人和其他种族。——编者注
7.露丝·米利肯，《语言：生物模型》（Language: A Biological Model，克拉伦登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