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号过程”的意思是……一种行动或影响，它是（或涉及）三个主体的合作，即符号、其对象和其解释项……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1907年）
什么是语言？语言确实是直立人发明的吗？在此应当重申一下基本原则：语言来源于人类发明、历史、物质和认知发展的融合。将人类引向今天所说的语言的第一个发明是图像符号，然后是象征符号。
考古学证据实际上支持了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在符号发展理论中推测的顺序——标引符号首先出现，然后是图像符号，再然后是象征符号。我们发现，在史前时代的记录中，标引符号早于图像符号出现，图像符号早于象征符号出现。此外，可能所有生物都会使用标引符号，为数不多的生物可以识别图像符号，只有人类惯于使用象征符号。尽管皮尔士其实认为图像符号比标引符号简单，但他首先考虑的是人类对标引符号的阐释，而不是——在我看来——这些符号本身是如何在自然界被发现的。
报纸大标题、商店管理条例、电影字幕和其他非典型现代语言形式偶尔会提醒人们语言可以多么简单。有一些著名的语言例子让人想起电影中出现的早期语言：
你简。我泰山。
吃。喝。男人。女人。
还有商店的标语：
无衬衫。无鞋子。无服务。
无票。免洗。
甚至布告板上也可以找到这种例子：你喝。你开车。你进监狱。
尽管语法简单，但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些例子。事实上，在所有语言里，人们都可以造出类似的句子，所有以之为母语的人也都可以理解，就像这些来自巴西葡萄牙语的例子。
Olimpiadas Rio. Crime, sujeira.
奥林匹克运动会，里约。犯罪，肮脏。
Voce feio. Eu bonito.
你丑。我好看。
Sem leno. Sem documento.
没有手帕。没有文件。
这样的短语很有趣，因为它们证明人类可以理解并不具有语法框架的语言。直立人的语言可能和这些例子一样简单，不过可能更难以理解。然而，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跟直立人的语言一样，智人的所有语言在语义欠明的情况下也能被人准确地理解。在理解语言、人或文化时，语境至关重要，解释必须从整体角度来进行。其有机结构是怎样的？与环境的关系是怎样的？它创造的东西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是从整体角度来看待语言的发明和演变的。
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的人类学家奥古斯丁·富恩特斯（Agustin Fuentes）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扩展演化合成”（extended evolutionary synthesis）。富恩特斯的这个术语意为，研究人员不应该谈论物种个体特征的进化，如人类语言之类，相反，他们需要了解整个物种的进化，了解其行为、生理和心理，了解其生态位及其与其他物种的相互影响。富恩特斯主张，人类物种的全貌同时与生物、文化和心理有关，这都是扩展演化合成的一部分。同时，富恩特斯声称目前的文化模型（文化是什么以及它与人类心理和身体的相互作用）是很不发达的，人们至少对于文化是什么还没有达成广泛共识。但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及文化与我们互动的方式似乎确实是存在的。我们将环境的许多特征和属性视作语言进化的一部分，并由此对语言进行解释，但这些特征和属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定义，其含义也没有得到大多数专家的普遍认同。对语言演变理论而言，理解社会角色、文化及其与个体认知功能的相互作用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们对于这些概念的含义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虽然我们对身体了解得多一点，但即使关于我们的身体构造，也存在很大分歧。
为了更好地理解影响我们进化的环境因素，先对社会环境加以定义会有很大帮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难以捉摸的“文化”。文化理论是理解语言演变的基础。事实上，没有一个完备的文化理论，就没有完备的语言发展理论。（我）关于文化的一个想法如下：
文化是一个抽象的网络，塑造和连接社会角色、分层的结构化知识领域以及层级价值观。文化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并不断被重新诠释。文化的作用、知识和价值只存在于其成员的身体（大脑是身体的一部分）和行为中。
文化是抽象的，因为它摸不着、看不见、闻不到，是不能直接观察的。然而，文化的产物，如艺术、图书馆、政治角色、食物、文学、科学、宗教、风格、建筑、宽容与偏执，都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有形的。文化作为一种动力，只存在于社会个体中。社会成员在对一系列价值观和价值观的相对优先序列达成一致时，他们就共有了一种文化。文化成员反过来会共享知识和社会角色。人们通过社会个体成员的行动，观察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及其应用，还有不同社会角色的期望。这是行动中的文化。
就像直立人一样，每一个现代人，都要了解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了解作为社会成员哪些更重要哪些更不重要，以及所有成员共有的知识。他们通过言传身教将这些传授给后代。所有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会学习这些东西，其他生物也一样。
如今，关于语言起源有一种与我的理论大相径庭的说法，并且在一些人当中很流行。这种说法认为语言是跟数学公式一样的无形对象。在这种观点中，语言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语法。如果在交流系统中找不到这种类型的语法（分层递归语法），那么这种交流形式就不是一种语言。这一观点的支持者还认为，语法是在大约6.5万年前到5万年前因为突变而突然出现的。尽管这一说法被人们广泛接受，但令人吃惊的是它并没有多少证据，而且与“语言是发明出来的，但后来被人属不同物种逐渐改变，以适应不同的文化”的说法相比，该说法并不那么符合事实。
尽管人们最好将语言理解为一项发明，但突变观点却很有影响力。这个理论来自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出版的著作。有些人认为，乔姆斯基是当今世界顶尖的语言学家。但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仅仅是一种递归语法，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观点。早在1972年，美国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一篇书评中就指出，乔姆斯基的语言概念实际上有多么奇怪。
乔姆斯基的观点非同寻常，因为我们知道语言不需要复杂的语法结构。有些人可能就像本章开头的例子一样，只是将单词和简单的短语结合起来，让语境来引导他们理解。语言就是语法这个观点存在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缺乏对语言中意义的来源和作用的理解。而本书的观点是：语法对语言是有帮助的，但是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复杂程度各不相同，包括直立人已经灭绝的语言。而且，不同语言的复杂性可能相去甚远。换句话说，语言并非仅仅是语法的同义词，它是意义、形式、手势和音高的组合。语法辅助语言，但其本身并不是语言。
无论其生物基础如何，语言都是由心理、历史和文化所塑造的。这里解释一下图4-1的含义。
为了深入了解语言本身如何发展的真实细节，必须对两种发展观加以区分，即均变论与灾变论。
均变论认为事物现在的运行方式就是其过去的运行方式。也就是说，现今正在改变世界的力量，就是自古以来一直在塑造世界的力量。均变论并不否认自然巨变或灾难性事件可能在历史和进化中发挥了作用。毕竟，均变论的科学家们接受这一说法：大约在6 5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向尤卡坦半岛，导致了恐龙大灭绝的事件。但该理论提出，灾难性变化不是进化的主要驱动力，如果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就不应该用灾难来解释历史。
图4-1：语言是一条纽带
而灾变论则常常将地球的生命起源和进化归因于重大的剧变，如挪亚经历的大洪水或突变率的提高。尼尔斯·艾崔奇（Niles Eldredge）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提出，大量演变是由突然的宏观进化引起的，他们称之为“跃变”（saltation）。跃变模型可能适用于某些进化的例子，但总是需要额外的证据。
在大多数科学领域中，被视为基本真理的是均变论，而不是灾变论。在物理学领域，很少有人质疑均变论假设。物理定律显示，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后，没有证据表明宇宙的自然现象发生了变化。在地质学方面，查尔斯·赖尔（Charles Lyell）1833年的著作《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在一定程度上以提倡地球历史研究中的均变论而闻名。通过均变论的假说，我们可以提出一个自然选择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古代生命形式是以渐进的“婴儿蹒跚学步”向现代生命形式转变的。
而谈到语言演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拒绝像乔姆斯基那样的灾变论观点，原因包括这种观点对相关的遗传学理论缺乏论述，以及未能解释文化对语言产生的影响。此外，灾变论无法解释这个事实：突变对于语言是多余的，因为没有突变也可以解释语言的演变。在没有独立证据的情况下使用突变理论并没有说服力。事实上，语言是突变的产物这种说法，根本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理解语言演变的见解。也就是说，在没有突变的情况下，语言的演变也可以基于渐进、均变的假设得到解释，因此关于特定语言基因和特定语言突变的说法是多余的。
当然，人们可以自由地提出突变或其他任何观点来构建一个理论，突变也确实是进化的驱动因素之一。但根据经验法则，对进化记录提出突变说必须遵循“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不要假设发生了奇迹”的原则。提出突变是人类语言演变的一个关键环节时，必须完整解释是什么样的进化力量导致突变传播的，否则不过是在呼唤奇迹。即使语言能力是一种突变，讽刺的是，它也只能在没有语言的时代产生学习语言的能力。除了需求和突变之间缺乏同步，提出突变说的人还必须解释，在突变发生时，某一特征（如语言）的生存优势是什么。这样的解释必须超越推测而诉诸证据，不能仅仅是“语言或语法使思维更清晰”这样的解释。这一解释很有可能是正确的，但它没有证明语言或语法是何时形成的、如何形成的，也没有提供任何关于语言如何传播的细节，无论是从基因角度还是从文化角度。轻率地使用“突变”这个词是毫无根据的，只是臆测而已。这是跃变论或人们所谓的语言起源的“X战警”理论的主要弱点。而且，这种猜想是不必要的。过去的优秀的达尔文式自然选择说已经提供了一个更有科学依据的解释。
古生物学家伊恩·塔特索尔（Ian Tattersall）在其多部著作中响应的“语言是突然出现的”这一语言起源理论，还十分依赖缺乏证据的论点。举个例子，想象一下这样一张照片：天空中有一只鹰，旁边附有图注“这里有鹰”。除非是用照片软件修改过，否则这张照片很好地证明了图注的真实性。但假如一张晴朗的天空照片旁边上写着“我住的地方附近没有鹰”，这就很成问题了。第二张照片缺乏证据，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那里没有鹰。这可能只是巧合：这片天空经常出现鹰，但照片没有捕捉到鹰的身影。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的是更多的数据，比如缺少鹰喜欢的动植物以及适宜鹰生存的气候。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那些毫无根据的说法，比如语言起源于突变，或者直立人缺乏象征符号表征。当然，如果直立人没有象征符号的说法是对的，那么直立人没有语言的说法就有道理。但事实上，人们最多只能说，迄今为止没有人发现任何此类陈述的证据。但这种证据确实存在于直立人认知爆炸（以迁离非洲为标志）的记录当中。
此外，当今世界上有一些语言的语法会让人想到直立人的语言的可能形式，也就是按照文化惯例排列的象征符号。在这种语言中，象征符号遵循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顺序。例如，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提到国旗时喜欢说“红、白、蓝”，而不是“白、红、蓝”。象征符号和顺序有时可能是含混、有歧义的，因此直立人需要利用语境和文化来充分理解其他人所说的话。
为了详细探讨那些缺乏证据的论断之本质，我们再来看看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亚马孙语言，这些语言毫无疑问是全语言。但是，如果讲这些语言的人都死光了，考古学家在50万年后才发现他们的骨头，那么这些语言会留下什么记录？假设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不曾出版任何关于亚马孙人交流和文化的语法书、字典和其他研究，这些文化和语言会不会留下一些物质证据，在几千年后证明他们有能力使用语言或进行象征符号推理？很可能不会。如前所述，除了少数制陶的文化，例如发现于亚马孙河口三角洲（面积相当于瑞士）的著名的马拉约拉（Marajoara）文化，其文化印记甚至少于尼安德特人的文化。就像许多远古采猎者的情况一样，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他们有语言的直接证据。
我们也无法证明最初离开非洲的智人、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直立人拥有语言，虽然基于文化证据，它们不太可能没有语言。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要仅仅由于没有艺术品或史前记录中的象征符号，就得出早期人族没有语言的结论。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关于语言进化最简单的观点是，语言是在象征符号发明之后，通过自然渐进的过程逐渐出现的，而人类大脑和文化的逐渐进化使象征符号的发明成为可能。这意味着，需要证明自己观点的是那些提出语言突变论的人，而不是将语言演变视为渐进、均变过程（而且与其他已知的人类进化相关知识吻合）的人。
近年来，一些古人类学家已经推断出工具制造与语言演化之间的联系。这些研究者并未接纳“缺乏证据”的论点。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似乎是基于一个不寻常的概念，即语言就是语法和词汇，没有从抽象文化的层面来思考象征符号的整体作用及象征符号的起源。他们认为现代语言的语法总是包含复杂的句法装置，比如层级和递归，用于组合象征符号，基于这样的假设，他们研究了日益复杂的工具使用情况，并将其与据说日益增加的语言复杂性联系在一起。此外，这些研究者还讨论了早期人属物种缺乏象征符号的问题，并将其与智人普遍使用象征符号的情况进行了对比。
基于考古记录解释语言的努力令人钦佩。不幸的是，他们经常从语言学中借鉴糟糕的思想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最糟糕的思想是，日常物品本身不具有象征意义，工具只有在作为文化产品时才是象征符号。如果人们发现了体现社会共同价值观和知识的工具，那么就没有必要到工具之外寻找象征符号了。工具可能不是黑猩猩的象征符号，但它们可能是直立人的象征符号。其次，语法不需要复杂的句法，因此，语言也不需要。今天有许多群体拥有效果良好、完全够用的语言，但缺乏复杂句法。古人类学家有时认为是这样的复杂句法将复杂工具与复杂语言联系起来的。但这种文化也会使用复杂的工具，这对于语言和工具复杂性稳步并行增长这样的理论来说，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
对自然语言进化的理解还必须考虑到语言是社群建设的文化工具这一事实。在许多现代语言中发现的较为复杂的句法结构，例如从句、复合名词短语、复合词等，对于语言来说并不重要，而且是后来因文化原因而添加的。有一些人认为语言存在的理由是“表达思想”，但这只是语言的一个次要特征。当代语言的现成证据和进化记录反对这一观点，而且表明交流是语言的主要功能。同时，语言的思维和交流用途无疑是相互依赖的，两者相辅相成。
然而，一些语言学家、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提出，如果交流是语言的基本功能，那么人类语言与其他生物的交流就没有太大不同了。毕竟，交流在动物界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只不过是最好的交流者，而不是唯一的交流者。但人类语言的独特性恰恰就在于这种特质。
当然，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其他假设，只有在证据最终不利于它们的情况下才可否定。以下引用比较典型：
交流，外化语言的一种特殊用途，不能作为语言的主要功能以及定义语言能力的属性，这表明传统的语言观念——语言是一种思维工具——可能更准确。那么，每种语言都至少是通过满足这一基本性质的句法计算过程建构起来的……我们把语法规则的结构依赖性视为核心。
为什么许多研究者，比如这段引文的作者，认为交流不是语言的主要功能？这个想法与大多数人的直觉背道而驰。当然，科学的观点可能与常识不符这一事实并不能自动将这个论断归于错误的一方，因为科学判断与普通人的观点不同的情况时常出现。然而，这一推断似乎表示人类并不善于交流。举两个众所周知的例子：“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和“Visiting relatives can be a nuisance”。这两句话都有歧义。第一句话的意思可能是“飞行中的飞机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会掉落在你身上”，也可能是“驾驶飞机有时是有风险的”。第二句话与之相似，可能意味着“前来拜访的亲戚并不总是受人欢迎”，或者“拜访我祖父母可能会令人厌倦”。有些人认为，虽然交流中会出现歧义，但思考时却不会出现歧义。因此，语言在交流想法和信息方面表现不是那么好。如果这些人的看法是对的，那就表明语言的主要目的是辅助思考，而不是交流。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首先，麻省理工学院大脑和认知科学系的研究解释了为什么在交流系统中出现歧义是正常的。歧义的产生是因为在保持有效交流的同时，需要保持较低的记忆量。因此，如果有人说“I want two”，通过语境，你知道其意思是“two”，而不是“too”或者“to”。（这显然是一个纯英文的例子，但所有语言中似乎都有同音异义词。）其次，歧义和含混的问题很少会遇到，因为语境通常使听话者能够辨别出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有人说“He came into the room”，那么句子中的代词“he”的含义是不明的。人们只能在与对话者共享足够信息的情况下，才能理解“he”具体指代的是谁。最后，书面和口语的歧义不是语言固有的问题。歧义往往是计划不周的结果。如果有人在穿过教室走向门口的路上撞到了学生课桌，人们并不会认为这证明走路不是好的移动方式。相反，人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行人应该注意路上的情况。语言也是如此——大多数歧义、含混和其他言语的缺点都可以通过说话或写作前的计划和思考来避免。对交流做出计划，就像计划大多数事情一样，是有益的。
语言不是用来交流的观点还有其他问题。进化从不设计完美的系统，而是利用已有的设备，一块一块地构建应急设备。就像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一样，语言是不完美的。交流会出问题，思考也是一样！有人断言思想对思考者来说没有歧义，但这仅仅是断言而已。它需要被检验。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们无法证明所有人总是或大部分时间都用语言来思考。许多人，例如生物学家弗兰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和作家坦普尔·葛兰汀（Temple Grandlin），都声称自己用图像而不是用语言思考。我们需要用实验来检验这些所谓的思维模式。
在之前关于语言和交流的引文中，作者声称交流是“外化语言”的“特殊用途”。这一说法很罕见。他们认为唯一可以真正研究的语言是所谓的内部语言，或简称I语言。I语言就是说话者为了产生他们所说的外部语言（简称E语言）需要知道的东西。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是E语言，而使用者关于语言背后的知识是他们的I语言。
有些人声称我们只能研究I语言，但这是一种误导。E语言也可以研究。事实上，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可以发现，对说话者的内部语言进行推断的唯一方法就是检查他们E语言的话语。E语言是通往I语言的门户。
此外，我们对任何句子或句组分析的推论总是基于一个特定的理论。无论我们使用哪种测试方法，从说话者身上观察到的互动都是说话者知识储备的重要证据来源。当然，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一个给定的E语言标签，比如“英语”，是一个抽象概念。“英语”究竟是什么？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牙买加人和加利福尼亚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说英语，但是哪种语言是“真正”的英语或与之最接近？“真正”的英语如何发音？它的语法规则是什么？世界上英语的变体太多了，谁都无法断定英语到底是什么。此外，构成探讨英语的数据库的句子、故事和对话本身并不能完全穷尽一种语言。世界某个角落总有正在使用的英语变体的数据尚未被收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英语是一个抽象概念。而与此同时，人们所听到的话语或读出的句子都不是抽象的。它们是说话者所知道的、文化所产生的以及人们实际所做的非常具体的经验性的来源。有人声称，忽略人们实际所说的——有人称之为“语言运用”（performance）——是为了理解他们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意指人们对语言的了解，而非对语言的运用），这就像声称大学考试显示不出什么，因为考试只是衡量表现（学生给出的答案），而不是衡量能力（学生真正知道的）一样。然而，之所以会有考试，正是因为成绩是衡量能力的唯一途径。无论人们想要了解的语言能力是如何参与对话，是如何讲故事还有如何说出单独的句子，人们都只能通过他们如何说话来弄清楚他们知道些什么。
从来没有人直接研究人们知道些什么。否认这一点是常见的思维错误。人们其实是通过行为推断知识的。还应该记住，第79页上的引文忽略了化石记录，这些化石记录清楚地表明文化、交流和语言属于人类认知的社会演变特征的同一群集，而且还表明符号的缓慢发展是由自然选择推动的。
此外，将交流视为语言的主要目的有助于理解语言最有趣的地方，即语言的社会应用。因此，对于许多研究者来说，在语言研究中，比如对会话交互模式、语篇主题跟踪、隐喻、基于使用的语法形式的解释、对词语的文化影响以及它们如何组合在一起等问题的研究中，语法被置于次要地位。沿着这些想法，同时基于此前关于人属物种进化的所有讨论，关于人类语言的起源出现了三个假设。对于语法在人类语言进化中的相对重要性，这些观点有不同的看法。
第一个假设被称为“语法最后出现”。根据这种观点，语言进化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初的步骤是象征符号的发展。语法只不过是一个附加物。语言在语法出现之前就存在了。这种观点认为，语言的其他元素先于语法而存在，语法才能生效。换句话说，语言首先需要象征符号、话语和对话，然后才创造出语法结构，从而加强我们的交流。
第二种观点非常受欢迎，那就是“语法最先出现”。根据这一假设，语言的进化主要是由于语言的计算属性的起源，比如句法。没有这些属性就没有语言。象征符号、手势和其他组成元素以前可能已经以某种形式存在了，但是模式的出现使它们第一次作为一种语言结合在一起。这种观点认为，所有语言都具有特定计算法则。但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观点，那就是把单词或符号“打包”成更大的单位（短语、句子、故事和对话）的能力是所有语言计算的基础。这种“组合性”为我们解释词语提供了依据——如果没有它，我们实际上就无法很好地理解句子的各个组成部分。想想这串词语，“if the girl is pretty then he will run up to her”（如果那个女孩很漂亮，他会向她跑过去），再拿它和这个词串比较“run the up pretty her if then girl is will he to”（跑向很漂亮的她，如果那个女孩会他过去）。结构决定了对词语的解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还使词语的含义更加细致，产生了名词、动词、介词和修饰语。有些人认为这种例子意味着形式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递归的层次化实体。这个观点表明，语言不仅仅是下面的图4-2这种示意图所表示的东西。
这种树形图通常被语言学家用来表示句子的组成结构。虽然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并非如此），但是为了理解现代英语使用者如何构建他们的句子，树形结构确实很有必要。在这个例子中，树形图所展示的这句话里，“Bill saw Irving”（比尔看到了欧文）是以“John said that”（约翰说）为开头的较长的句子的组成部分。同样，动词短语“saw Irving”（看到了欧文）是较长句块“Bill saw Irving”的组成部分。此外，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研究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这样的结构不仅仅是人造的产物。它们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对其语言的了解。每个母语使用者掌握的语法结构都比他们在写作课程中学到的任何语法要复杂得多。
图4-2：约翰说比尔看到了欧文
第三个重要假设介于前两者之间，那就是“语法稍后出现”。虽然象征符号是最先出现的，但语言的发展需要语法、象征符号和文化的协同作用，这三个要素会相互影响。在这种观点看来，结构、象征符号和文化是相互依存的，它们共同产生意义、手势、词语结构和语调，形成语言的每一种表达。
“句子形式产生于象征符号之后”的论断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引入其他两个假设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
这三种假设都与语言发展过程中结构发挥的一种作用相一致。这是因为语言形式对于人类的交流和思考极其重要。同时，如果认为句子的设计对于语言至关重要，那便会引发问题。也许最重要的问题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图4-2中的树形图对于人类语言来说是必要的还是充分的。
对于“语法最先出现”的支持者来说，层级结构是人类语言最重要的方面。而且，这种假设的许多支持者认为，语言是突然出现的，就在5万年前。他们认为，不仅智人之前不存在语言，而且不是所有智人都有语言（因为这个物种已有20多万年的历史）。一个突如其来的突变（比方说发生在5万年前），不会影响所有智人，只会影响有幸获得语言基因突变的“普罗米修斯”的后代。有种观点认为，突变最终会让物种中的大多数个体处于不利地位，或者用达尔文的术语说，“不适应环境”。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一些昆虫发生了滴滴涕（DDT）抗体突变，使它们和其后代能够在富含滴滴涕的环境中大量繁殖，而其同类却相继死去。但是任何提出这样假设的人都有义务解释这在进化层面有何意义。语法突变若要与语言进化扯上关系，必须使语法的拥有者和其家庭比其他智人更“适应”环境，也就是说，更容易生存下去，或者使其在性选择上更受青睐，由于更健谈而对异性更有吸引力，从而发生更多性行为，生育更多后代。第三种可能是，一个拥有语言基因的家庭离开了原有地区，通过种群瓶颈，成为后来智人的始祖，从而确保所有智人都拥有神秘的“语言基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观点是，语言是在过去的至少300万年中以极其缓慢的方式出现的，而今天所有的人，可能还有过去所有的人属物种，都拥有语言。
十分重要的是，层级语法，那些需要树形图来显示结构的语法，那些在语言分析和语言进化的许多方法中被吹捧为对语言至关重要的语法，仅仅是信息处理任务的副产品，与语法本身无关。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一篇著名论文《复杂性的架构》（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中写道：
贯穿我评论的中心主题是，复杂性经常以层级结构的形式出现，并且层级系统具有一些共同属性，这些属性与它们的特定内容无关。我认为，层级结构是复杂性架构师使用的核心结构方案之一。
此外：
我前面已经举了一个在社会科学中经常遇到的层级制度的例子：一个正式的组织。商业公司、政府、大学都有被清晰明确的大单位套小单位的内部结构。但正式组织不是唯一的社会等级体系，甚至连最普遍的也谈不上。几乎所有社会都有被称为家庭的基本单位，这些单位可以组成社群或部落，进而组成更大的群体，等等。如果我们做一个关于交谈双方身份的社会互动图表，图表中密集互动的集群将显示出一个相当明确的层级结构。这个结构中的集群可以通过衡量这个社会度量矩阵中的某一交互频率来有效地定义。
对于人属物种来说，层级结构可以作为理解和构建社会关系、组织任务甚至构造语言的一种方式。我们在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直立人定居点的组织中看到了这样的等级。但是，随着信息流越来越快，越来越复杂，人们只需要与交流内容（正在讨论的事情）的复杂性的增长成正比的层级结构。正如西蒙推测的那样，富含信息的交流，尤其是以人类语言这种典型的高速率方式出现时，将以特定的方式组织起来，来辅助双方交流。
例如，对于一般听众而言，前三句话很可能比后三句更难理解：
月亮是绿奶酪做的。彼得说。
月亮是绿奶酪做的。彼得说。约翰说。
月亮是绿奶酪做的。彼得说。约翰说。玛丽说。欧文说。拉尔夫说。
彼得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
约翰说彼得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
拉尔夫说欧文说玛丽说约翰说彼得说月亮是绿奶酪做的。
原因是第一组话语缺乏递归（句子都是独立的，并列的），而第二组有递归（一个句子嵌套另一个）。事实是，由于多重引用的复杂性，递归有助于我们更有效地处理句子。虽然这样的句子听起来有点人为地脱离语境，但在英语中是可以观察到的。然而，某些没有递归的语言只能产生类似于第一组那样的句子。尽管每个社会——语言对都必须被单独研究，但随着社会复杂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人们越来越多地与陌生人互动，对语法的要求也在增加。简单的社会可能有复杂的语法，反之亦然。
语言突变说的提倡者必须解释，为什么除了大脑用于执行各种任务的反复使用的部分之外，并没有完善的专用于语言或言语的特定皮质，就像许多人提到的那样。不断生长的前额皮质与工具制作和顺序行动有关，它提供了必要的认知力，使人可以按照程序或临时的顺序行动，帮助大脑做好了应对语言的准备。这是一种扩展适应形式：原本因某种任务而进化出来的东西在进化过程中得到重复利用，执行了另一项任务。比如舌头进化出来是为了摄取食物，但后来也执行了发出言语的任务。
没有象征符号就没有语法。这意味着语法即使细化了象征符号的含义，它也必须在语言历史演进过程中遵循象征符号的变化。
非人类生物似乎也会使用句法。因此语法不是人类专有的。以鹦鹉亚历克斯（Alex）为例，根据艾琳·佩伯格（Irene Pepperberg）多年的研究，亚历克斯会说（一些）英语，甚至还能通过递归和树形结构理解语法。
人类已经从僵化认知（本能的副产品）发展到灵活认知，可基于当地文化甚至环境约束来学习。根据这些假设，世界各地的语言在语法上存在相似之处并不是因为语法是与生俱来的。它们表明的其实是超乎文化层面之上的有效沟通的功能性压力，或者只是信息传递的效率。功能性压力的一个例子是，在大多数语言中，语义内容较少的介词短于内容较多的介词，比如“to”“at”与“about”“beyond”。信息传递效率的一个例子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即不频繁使用的单词词形比那些更频繁使用的单词更容易预测。所以“bequeath”作为一个不太常用的动词，词形很简单：“I bequeath”“you bequeath”“she bequeaths”“we bequeath”“everyone bequeaths”［这一普遍原则被称为齐普夫定律（Zipf’s Law）］。但常见动词“be”是不规则的，比如“I am”“you are”“he is”“we are”“they are”。功能性压力和信息传递的要求优化了语言，从而提高了交流的质量。
因此，语法在人类语言的进化过程中既不是最先出现的也不是最后出现的，但其出现必然要晚于象征符号。这一结论是基于这样的证据：在人类互动中，意义第一，形式第二。语法的确有助于意义传递，但语法既非语言意义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
不过，如果语法是稍后出现的，那么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基本上，人属在走上语言道路之前需要两个先于语法的基础性发展。我们是通过化石记录了解到这一点的。在古生物学记录中，图像符号、标引符号和象征符号先于语法出现，就像符号发展理论所推测的那样。第二，文化出现的前提部分表现在象征符号出现时必定是意向性的和约定俗成的。最后，世界上也存在不具备结构依赖性语法的语言。语言的进化遵循图4-3所示的“符号发展”的路径，在此处重复一下。
让我们看看图表中呈现的皮尔士符号学的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对语言的发展至关重要。首先产生的是标引符号。标引符号非常古老，远远先于人类而存在。每种动物都会使用标引符号，这些标引符号与其所代表的事物有实际联系，如气味、脚印、断枝和粪便。标引符号是非任意的，很大程度上是形式和意义之间非意向性的联系。如果动物不能理解标引符号，那么狮子永远不会找到猎物，鬣狗寻找腐肉会徒劳无功，猴子会很难避开蛇和猛禽。人们甚至可以培养发现和识别标引符号的能力。美洲原住民、训练有素的追踪者，以及猎人和其他人都是很好的例子。
图4-3：符号的发展
发展这种能力是明智的。我在亚马孙和墨西哥的丛林中与不同的原住民一起行动时看到，很明显他们会用标引符号来确定方位，判断他们周围视线无法触及的地方有什么动植物，哪里有水以及什么方向最适合狩猎。人们一路嗅着、听着、看着、摸着、尝着穿越森林。不熟悉丛林中常见标引符号的人往往会忽略一路遇到的标引符号，他们感知到杂乱的气味、景象等等，却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
对当地标引符号含义的深入了解可以被称为“位知识”或“内部知识”。标引符号是人类交际进化阶梯上的重要一级。随着文化使标引符号不断丰富，标引符号在交流中的意义变得更大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标引符号是一种与自然进行的转喻式交流，即利用某物的某些部分来感知整个事物（例如，鹿的粪便代表鹿，马的脚印代表马）。尽管识别和解释标引符号的能力可以通过文化获得，但标引符号还不足以构建一种语言。这些标引符号与单个物体或生物有着不可分离的实际联系，因此它们缺乏任意性和意向性，而这两个组成部分对符号语言来说十分关键。这种原始标引符号在人类语言中的作用有限，因为对人类语言至关重要的是文化联系，而非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必然联系。
文化联系无须意义和形式存在直接的实际联系，也无须意义与形式之间存在相似性，因而大大增加了可与意义相关联的形式。在英语中，我们将狗称为dog，西班牙语称为perro，葡萄牙语称为co。这些只是特定的语言为狗选择的任意象征符号。“dog”这个词的发音与拼写和狗没有深层次的联系。这只是狗在英文中的叫法。因此，其形式是由文化约定俗成得来的，而不是必然的。标引符号缺乏任意性，因此标引符号不能作为语言的基础。任意性是符号发展的下一阶段。意向性先于任意性。（语言确实有添加了意向性和任意性的标引符号，超过了大多数物种都会使用的最原始的标引符号，比如“I”“here”“this”等等。）
意向性是指精神上指向某物的特性，需要精神上的操作或将注意力指向某物的“姿态”。意向性是所有动物心智的特性。图像标志、绘画、酷似脸孔的鹅卵石、类似阴茎的骨头等等，包含着呈现意义的意向性，因为它们会经过诠释（并且通常会经过设计），以看起来、听起来、尝起来、摸起来像是或体现它们所代表的事物。这些图像符号，如马卡潘斯盖卵石（Makapansgat pebble），或伊尔富德人工搬运物（Erfoud manuport），或拉姆湖的维纳斯（Venus of Berekhat Ram），显示了一些从由非意向性标引符号过渡到有意创造符号的早期尝试。这些物体是通过实体相似性被选中的。这些图像符号是“关于”某些东西的，即使它并非是被有意创建出来的。即使是非图像性艺术品，也表现了对于所有人类语言都至关重要的意向性和表现性的融合。当意向与图像符号表征相结合时，人类原则上至少能够展开更有效的交流。毕竟，现代的表情符号（emoji）能够充当一种基于图像符号的语言。然而，表情符号依赖于现代语法，而且出自现代语法，是为了应对解释和组织的复杂性而产生的。
下一个阶段是所有语言符号中最重要的——象征符号。象征符号同时具有意向性和任意性，与标引符号和图像符号（尽管这两种符号在所有语言中仍然存在）相比，代表着向现代语言迈进的更大的一步。虽然象征符号通常被认为是词语的代名词，但它们也可以是完整的句子。
由于这种进化过程是在人属物种中逐渐传播的，没有人会在某一天醒来时就会说一种复杂的现代语言，就像没有猿类会在某一天醒来时变成男人或女人一样。我相信，也没有人是突然获得在脑海中建立递归语法并寻找所需词汇的能力的。
但是，图像符号可以超出单纯的图像或拟声词来塑造语言。有些地区的象似性（iconic）声音表征是非任意性的，也是文化层面上人类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图像符号在过渡到对发明语言至关重要的象征符号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仅生活于巴西亚马孙地区的皮拉罕人（Pirah）的语言中有一个例子，涉及男人和女人的言语差异，可以说明这一点。
首先，皮拉罕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印象性的“喉音”。这是由于皮拉罕人发音器官的使用由两种文化驱动。其中之一是，相对于男性的语言，大多数皮拉罕女性的语言都是在口腔后部发音。男人将舌头顶在上牙的后面发出一个/ n /音，然而在女性的发音中，发出/ n /音会将舌头放在更加靠后的位置，上颌的牙槽嵴之前（将舌头放在上牙的后面可以感觉到）。
另外，皮拉罕女人比男人少一个音。皮拉罕男人有辅音/ p /，/ t /，/ h /，/ s /，/ b /，/ g /和/ /（喉塞音），女性会用/ h /来代替/ s /。对于男人来说，代表木薯粉的词语是ágaísi，而对女人来说则是ágaíhi。人们使用不同的发音以及不同数量的音素，从而通过声音象似性地表明说话者的社会地位和性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迈克尔·西尔弗斯坦（Michael Silverstein）广泛研究了这类语言现象，并将它们称为社会关系的“指示”标记。
当涉及发声时，指示词是更大的语言现象——语音象征——的一部分，语音象征也被研究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奈梅亨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已经为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研究中心。
我们至少在语言演变的两个潜在阶段发现了语音象征、指示词、皮拉罕男人与女人的言语差异等因素与语言进化的相关性。第一个阶段是模仿声音。这种模仿可以创造词语。在第二个阶段，声音符号的使用可以建立文化关系和对自然的理解。研究巴纳瓦人时，我用磁带录下了几个男人模仿（使用语音象征）其猎物的声音。几个星期后，我为皮拉罕人——一个与巴纳瓦人无关的采猎群体——播放了这盘磁带。他们的回应是“巴纳瓦人了解丛林。他们模仿得很像”。这种语音象征可以被培养出来（如同识别动物的标引符号以及发现一个群体的生态位的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将巴纳瓦人的语音象征播放给皮拉罕人足以让皮拉罕人知道，巴纳瓦人比美国人更像他们（皮拉罕人从来没有听过美国人准确地模仿出周围动物的声音）。
但根据皮尔士的理论，标引符号、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仍然不足以产生语言。语言还需要一种皮尔士称之为“解释项”的东西。正是解释项使得通过符号来理解其对象成为可能。“解释项”是依赖符号的特定方面生效的。举个例子，我们来看看象征符号“eye”（眼睛）。这个书面文字符号有两个组成部分——字母“e”和“y”——它们是分开使用的，但是在这里结合成一个英语单词来表示我们的视觉器官。这个词的拼写受到构成文字的字母e、y和e的形状和顺序的文化习俗的限制。出于这个原因，如果一个人将/ e /倒转为/ ? /，那么这个字母的解释项就丢了，整个单词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写一个很小的/ e /或者一个很大的/ e /，解释项将毫发无伤。因此，大小不是“eye”解释项的一部分，字母的方向才是。由此可以看出，象征符号本身被分析成有意义的部分，从而产生解释项。皮尔士又对了。
当然，语言进化不仅与符号学和文化有关，也与构成人类语言能力的生物学基础有关。认识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后，有些人可能会为人类身体上没有任何专门的语言器官感到惊讶，认为这是违反直觉的。一个独立的语言器官都没有，大脑中没有，嘴巴里也没有（除了舌头所在的位置），但这不应该让人感到震惊。相比于创造全新的东西，进化总是更喜欢修补或者利用已经存在的东西。发出我们美妙人声的器官不过是我们执行其他任务所需的身体部位的临时集合。这告诉我们，语言不是生物性实体，而是符号性实体。它不是来自基因，而是来自文化。
发音器官的每个部分都具有和言语无关的功能，这些功能具有更基础的进化作用，其他灵长类物种也具备这些基础功能。进化产生的人体和大脑，随着时间推移，为随后产生的语言和言语所利用。因此，与人类语言有关的构造，如我们的舌头、牙齿和其他器官，不仅是现代人生理的一部分，而且在其他动物身上也能找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只是由均变论的自然选择导致的进化连续性的结果。人类发音器官的唯一独特之处（似乎也是专门为人类言语而演变的）在于，它的形状是由舌头的位置和发音（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塑造的。
手语也能让我们对大脑神经认知平台有更多了解。手语的使用者可以像使用发音器官的说话者一样快速有效地交流。这就意味着我们大脑的进化不是完全与语音联系在一起的，否则，所有其他的表达形式或渠道都无法用于语言，或者无益于语言。每个人都在进化过程中拥有独立的神经网络，一个专用于手语，另一个专用于口语，这似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假设人类的大脑能够处理不同模式的信号，而手和嘴提供了最有效的肢体语言表达方式，那就显得简单多了。手语，就像口语/口头——听觉语言一样，也显示出类似音节的手势组合。这意味着人类预置了这样的组合，因为我们的思想很快就锁定在音节组合上，使其成为更有效的处理方式。这对于理解语言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种运作模式是如何发明的非常重要。然而，抛开其他模式不谈，口头语言仍然是绝大多数人的唯一交流途径。这很有趣，因为我们确实可从中看到进化为了语言而改变人类生理系统的证据。虽然人类可以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但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这样做。仅仅通过使用一小部分辅音（甚至只有一个）与一个或多个元音混合，就可以传达人类社会所有的意义（实际上仅用一个元音就可以传达）。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确实存在对发音器官的声音区分程度很轻微的现代语言。
在人类历史上，图像符号有很长的历史。除了脚印化石等标引符号外，像马卡潘斯盖卵石这样的图像符号是我们有据可考的最古老的符号——正如皮尔士推测的那样。它们在象征符号之前就存在，吻合我们对符号发展的推测。300多万年来，从南方古猿到智人，人类一直在收集视觉图像符号。这些图像符号表明，图像符号拥有者很可能掌握了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而图像符号正是意义的视觉表达。人们在南非马卡潘斯盖洞穴发现的5厘米宽、8厘米长的石头就是一例（图4-4）。
然而，这颗石头比人属古老得多。它只可能是由非洲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收集的。在一起被发现的工具中，“人工搬运物”十分显眼，因为它显然不是一种工具，而是被从其他地方带到山洞中的。而它之所以会被带回山洞，几乎可以肯定是因为它形似人脸。它也不同于洞穴中的其他石头。这个“人工搬运物”表明，早在300万年前，早期人族就认识到了周围物体的图像符号特性。就像人们察觉到亚马孙地区的树木根部的蛇形图像符号特征一样，马卡潘斯盖的南方古猿在岩石上看到了图像符号性的图案，即两块圆形凹痕位于与其垂直的凹槽上方。
图4-4：马卡潘斯盖的人工搬运物/卵石
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个人工搬运物类似人形的面孔并没有被起初收集它的南方古猿所注意到，只是现代人用我们尺寸更大的大脑和语言去观察它，才发现它是人脸的象征物。然而，这个观点会引出更复杂的问题。在一个被非洲南方古猿占领的山洞中，石器之间有一块卵石，虽然其他所有石头都被制成了工具，但这块卵石却没有。所以，它到底是不是被有意带进洞穴的呢？如果是，原因是什么？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个解释——因为它看起来像一张脸。另一种解释是，它有其他用途。但它的外观看起来是最简单的解释。另外有种说法认为，它是被无意中带到那里的，也许是被夹在脚趾之间的泥浆中带了回来，但这似乎不大可能。所以，虽然无法证明那块卵石是因为看起来像人脸而被带回来的，但这似乎是现在最好的解释。
图4-5：伊尔富德人工搬运物
30万年前，另一个人工搬运物出现在现代摩洛哥。它是直立人拾取的，是一种形状像阴茎的乌贼骨（图4-5）。
图像符号虽然不是被有意创造的，却是被有意占用、识别和收集的。“所以呢？”有人可能会问。这样的图像符号性物品对于语言的发展有什么意义？这个嘛，答案取决于你问谁。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递归操作“合并”的输出，也仅仅是一种语法。这排除了这些偶然的图像符号和语言本身发展之间的所有重要联系。如果语言只不过是一个计算系统，是一套由当地文字修饰的结构，那么显然一根阴茎形状的乌贼骨并不能使人类更接近这样一个系统。而如果语言是关于意义和象征符号的，计算不过是对交流的辅助，那么图像符号对于语言进化的重建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因此，艺术、工具和象征符号中的任何一项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他两项，并有助于构建催生每一项出现的文化和心理“暗物质”。艺术是一种共享意义的视觉形式，通过共享的隐性文化知识来进行情感、文化和观念的交流等等。要欣赏艺术，就有必要学习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去观看。如果是绘画这样的艺术形式，人们需要学会识别三维物体的二维图像。如果是雕塑这样的艺术形式，人们需要学会在具有象似性或者不具有象似性的物体中，看到艺术家想要呈现的真实世界或想象的物体。
工具，比如早期人类的“工具套件”，表明了共享目标、问题和解决方案的存在，特别是当它们已经普及并在不同的地方被发现时。例如，具有三四十万年历史的舍宁根矛（图4-6）是海德堡人的文化证据（海德堡人也许是直立人的一种），它表明这些人是靠蛮力而不是靠抛掷石器捕猎的，并且狩猎有计划。因此矛代表了文化目标、文化知识和文化技巧。对于使用舍宁根矛的文化成员来说，舍宁根矛是这些事物的象征符号，如果考虑到直立人文化的大量证据，就更能确认这一点。
图4-6：舍宁根矛
由于工具是象征符号，它们也表现出大多数理论家所认同的一项对语言至关重要的属性——移位性（displacement）。这一术语指的是不在场的对象或指称所引起的意义感，比如当你的母亲不在身边时，你母亲所喜欢的歌会让你想起她。工具也具有意向性——它们是创作者精神聚焦的产物。作为象征符号，工具也具有文化意义，代表着从工具的形式和意义上移位出来的一种活动。矛意味着“狩猎”，即使这矛实际上并没有用于狩猎。最后，由于只有工具的某些部分与其任务具有意义关联，所以工具还可以展示皮尔士符号理论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产生解释项。从意义层面上讲，刀的刀刃比刀柄的颜色和材质更重要。斧头可以是空心的，也可以是各种材质的。重要的是切割的特性。因此，仔细回顾一下，我们会发现工具会显示与意义相关联的认知阈值，这些意义并非完全是任意的（为了执行其旨在执行的任务，工具的设计方案很有限，从这个层面上讲，工具是非任意的），但其任意性仍然足够使其被算作象征符号。
在西方的老电影中，骑兵侦察兵可分辨从受害者身上找到的箭属于哪个原住民群体。“这是一支科曼奇人（Comanche）的箭，朋友。”这种文化身份是象征符号性的、任意的、约定俗成的、有意向性的。换句话说，它是象征性的。任意性存在于工具的风格、任务的文化特性或工具使用的文化规则中。
现在我们来看看著名的舍宁根矛。对于其最初的使用者而言，它们引发了关于狩猎、勇气、照顾家人和死亡的思考，从而具有了象征意义。一些舍宁根长矛是用于刺杀的，而不是用于抛掷的。男性直立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是海德堡人）必须让睾酮飙升，才能做到用矛刺向猛犸象。跑到那里，刺进去！一个刺象者诞生了。这种矛就像画在法国岩壁上的肖像一样，充满了意义和象征性。
另一个工具是象征符号的例子来自爪哇岛的直立人贝壳雕刻（图4-7）。这些贝雕不仅因年代古老而引人注目，还因为其位置和制作它们的直立人艺术家吸引了人们的注意。与弗洛雷斯岛的情况不同，直立人的贝雕者可以穿越当时没有被海水淹没的巽他大陆架徒步到达爪哇岛。
图4-7：爪哇岛的直立人贝雕
爪哇岛贝壳上的几何设计可能只是一种令人愉快的装饰，一定程度上由大脑可能偏爱几何设计的感知约束塑造而成。这些标记也可能是再也无法得知其原初意义的象征符号。它们甚至可能代表图像符号和象征符号之间的中间物，是意义表达的前体。我认为第一个猜测是正确的。无论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知道其设计师——一个直立人男性或女性——拿起鲨鱼的牙齿，非常用力地刻下了这些形状。注意这些线条是连续的，没有中断。为了做出这样的标记，我们的这位人类祖先不得不足够用力，使刻痕穿过褐色外层（现在已分解并消失了），切入坚硬的白色壳体。雕刻时不能停下来，否则线条会有明显的中断。这些标记具有意向性。
无论这些图案表明了什么，它们至少是意向性活动的表现，可能是图像符号性的，也可能是象征符号性的——也许它们代表了海上航行的波浪。有趣的是，它们是在大约54万年前制造的。贝壳本身被用作刮削和切割的工具，甚至可能被用作武器，17世纪和18世纪时，一些美洲原住民就曾这样使用贝壳。
托马斯·摩尔根和他的同事们在2015年的一篇论文中断言工具发展与语言的出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我们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假设：人族对制造石器的依赖产生了对教学和语言的选择，这意味着：（1）低保真社会传播如模仿/仿真等可能导致了奥杜威技术复合体停滞到约70万年前；（2）教学或原语言的出现可能是阿舍利技术出现的先决条件。我们的研究支持语言渐变说，简单的符号交流出现的时间比行为现代化早了数十万年。
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通过大脑发展将工具制造与语言发展联系起来。因为工具本身可以被解释为象征符号，所以社会中工具的存在证明：工具制造者已经实现了一种象征符号表征，尽管它有时夸大了工具复杂性与语言复杂性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
在讨论与语言相关的工具时，人们还会注意到语言和工具所展示的文化特性、共有意向和将形式和功能匹配的能力。这是象征符号的概念基础。图4-8中的奥杜威工具是已知最早的象征符号。其使用时间大约始于260万年前。这些工具的用途包括斩、刮、捣，它们很可能是能人（如果你愿意将这个名字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属物种，而非直立人的话）发明的，也可能是南方古猿发明的，但是奥杜威峡谷中的工具显然是由直立人搬运和制造的。奥杜威工具中包含一些经过粗糙打磨后用作武器和工具的石器，如锤子和手斧。它们可能无法与后来的精密工具相媲美，但代表了人族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是文化的前体。
图4-8：奥杜威工具
制造奥杜威工具时，人们会用一个圆形的“石锤”敲击“岩芯”的边缘。这种打击会产生锐利的薄片，在岩芯上留下贝壳状的裂痕。薄片通常还有其他的用途。
图4-9：阿舍利工具（https://en.wikipedia.org/wiki/Acheulean#/media/File:Biface_Cintegabelle_MHNT_PRE_2009.0.201.1_V2.jpg）
工具的制造需要计划和想象力（对工具最终的样子有所设想），并且需要某种交流来指导他人制造工具，至少最终是如此。有序的操作会调用前额皮质，产生文化选择压力，获得更多的皮质马力和更多的智慧。这种压力在当时可能已经产生了效果。与南方古猿相比，早期人属工具制造者具有较大的前额皮质，这可能就是对这种压力的反应。因此，大约176万年前，即直立人崛起的大约30万年后，直立人制造出了奥杜威工具以外的其他工具，其中当属阿舍利工具最为典型（图4-9）。许多人认为，这个漫长而神秘的无创新时期远远长于（但仍令人想起）欧洲的黑暗时代，是由于“低保真社会传播”。换句话说，因为直立人缺乏语言。但这不是必然的推论。文化守旧是一股强大而普遍的力量，模仿比创新更容易，尤其是在文化阻碍创新的情况下，这在全世界仍然普遍存在。
如果直立人确实拥有语言，那么我关于直立人语言成就的理论就面临一个问题：直立人花了数十万年的时间才发展出代表技术进步的阿舍利工具吗？很可能是这样，尽管直立人在大约190万年前的第一次认知和语言革命中发明了工具和象征符号，但它又花了大约60万年不断进化，然后才发明出语言。著名古生物学家伊恩·塔特索尔在几部著作中也提出了相同的主张。尽管如此，结果并不见得是这种悲观的结论。
众所周知，即使在21世纪，人类文化也抵制变革。正如一些人类学家所宣称的那样，当被模仿的东西仍然有效时，模仿比创新更受青睐。这种滞后可能是由于缺乏认知发展或语言发展。但它也可能源于“追求最低程度的满意”这一几乎普遍的原则，换句话说，自然倾向于满足于“刚刚好”，而不是追求最好。它还可能源于宗教保守主义。这段时间确实久到令人惊讶。但关于这一“创新鸿沟”的解释并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并且从所有其他证据来看，它也不会动摇直立人发明语言的假设。
尽管拖延了很长时间，直立人最终还是改进了奥杜威工具套件。虽然早期人族曾经使用奥杜威工具和阿舍利工具执行相同的任务，但阿舍利工具更加先进。大约90万年前，它们被直立人从非洲带到欧洲，首个目的地是西班牙。阿舍利工具在创造之初并不是像奥杜威工具一样仅仅是敲击石头的石器。在用骨头、鹿角、木头和其他工具切削对象之后，它们被用来为其塑形，这个程序为工具制造者提供了更多的控制空间。此外，与薄石片相比，阿舍利工具制造者更喜欢将石芯作为主要工具。因此，它们是对奥杜威工具的改进和补充。
在阿舍利技术的基础上，直立人加入了其他创新改进，发展出了更先进的勒瓦娄哇技术（大约50万年前）。然而，在所有这些工具的传播过程中，我们都能看到交流（如果不是明确的指导或语言的交流，那便是其他人族通过这些工具本身得到的启发），因为这些工具的传播、使用和设计得到了广泛的了解和模仿。
勒瓦娄哇技术需要沿着岩芯边缘进行精细的工作，先通过敲击制出锋利的边缘，最后把整个薄片敲下来。这些工具通常由燧石制成，这种材料更适合敲击，因此可以使边缘更加锋利，如图4-10所示。
勒瓦娄哇工具的复杂性和一致性使得有人认为语言与这些工具的制造有关联，以便纠正制造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但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非得说话不可。学习往往是先观察，然后怀着谨慎的态度反复试验，需要很少的言语交流，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是如此。然而，即使在很少使用语言的情况中，也必须有某种形式的高级交流来进行反馈。此外，毫无疑问，人们一起制造工具和纠正学习者有缺陷的技术，有利于语言的发展，因其对教学有益。这发生在最早的人族身上，它们有意地创造了图像符号和几何艺术。直立人能够进行某种复杂的交流，例如使用G1语言，这一点不仅得到了直立人的艺术和工具的证明，也通过其旅行得到了印证。有人认为它们是在没有象征符号交流的情况下在陆地和海洋上旅行，并形成定居模式的，这一说法不足为信。
图4-10：勒瓦娄哇工具（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vallois_technique#/media/File:Pointe_levallois_Beuzeville_MHNT_PRE.2009.0.203.2.fond.jpg）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像马卡潘斯盖卵石和伊尔富德人工搬运物这样的图像符号可能已经塑造了新的神经通路，使人可以识别可能代表另一种东西的物体。虽然相关证据太少，似乎不足以证明这一说法，但我同意新的思维方式可能会给大脑带来新的进化压力。图像符号可以增强理解力，使人理解比单纯的标引符号更复杂的表征。更重要的是，可能在大脑改变之前很久，象似性的人工搬运物就已造成了文化变革。
图4-11：拉姆湖的维纳斯
象征符号进化过程中的另一个有趣证据来自早期的艺术，比如25万年前的拉姆湖的维纳斯（图4-11）。有些人否认这是艺术，声称这不过是一块状似人类的岩石，就像马卡潘斯盖卵石一样。然而，一些专家认为，经过仔细检查，有证据表明这块石头被人处理过，因此它更有可能是“维纳斯肖像”。有迹象表明，石头上还添加了一些红色赭石作为装饰。尽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能并不属于完全由人工创造出的艺术品，但证据有力地表明，这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艺术作品，因为它是从零开始雕刻的，并且它是人类对自然形态的改造。
从标引符号或图像符号发展到象征符号是概念发展过程中相对较小的一步，但在语言演变过程中是巨大的飞跃。我第一次到雨林时，一直留心附近的蛇。每次在路上看到被树叶盖住一部分的“扭动”的树根，我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它们是蠕动的、威胁我的蛇，后来才发觉它们是不会动的植物。也许在讲述类似的经历时，两个直立人会把树根重新诠释为蛇的图像符号，甚至最终会把它当成蛇的象征符号。（在对最早和最近的古埃及象形文字或中国文字系统进行比较时，也可以看到类似的演变——图像符号变成了象征符号，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流逝，符号的任意性更强了。）
象征符号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心智中的，这种心智根植于文化，能够学习、保留和整合知识，形成个人和群体的认同感。刚才举的例子就是心智利用错误的例子，可能是从知觉错误到图像符号再到象征符号，用一个图像“代表”另一个图像。
但它们也源于自然对文化惯例的适应。人类学家格雷格·厄本（Greg Urban）提出了一种处理这种符号化途径的方法。厄本在研究巴西葛（Gê）语言的仪式化哀歌时指出，自然的哭泣在文化上被转化为仪式化的哭泣。这说明自然的情绪反应声音转化成了一种“策略性的声音操纵”，这是一种悲伤情绪状态的象似性表征。此外，他声称“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中的策略性声音欺骗可能是真正的社会构建和共享的元信号的前体，而这又可能是现代人类语言的始祖”。虽然新创建的图像符号并不能完全算作象征符号语言，但它们似乎确实为表征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而自然的来源，因此也许是象征符号发明的来源。
产生象征符号的另一个领域要追踪社会关系。在众多其他生物当中，大多数灵长类动物通过亲属关系，如一雌多雄制（polyandry）、一雄多雌制（polygyny）、支配关系、表亲和堂亲，发展出了社会组织原则。这些概念是通过互动来学习的，最初是基于实际的对立，比如雄性对雌性，强壮对虚弱，可塑性对非可塑性，或者母亲对孩子。人们使用概念，并开始理解概念。因此，我们可以准确地说，即使没有语言，许多动物在处理社会关系时也会使用一些概念。就像一些人类学家所宣称的那样，留意这些关系会增加象征符号的文化和认知选择压力。
许多研究人员写过关于象征符号演变的文章。然而，正如这些讨论所体现的那样，它们有着共同的缺陷——符号演变、语法与完备的文化理论之间的联系没有说清楚。有人声称，地位象征符号（比如昂贵的运动鞋）与语言象征符号没有多大关系。如果这一说法正确，这便意味着文化对地位象征符号的使用与人们是否拥有词语等象征符号无关。对于直立人埋葬地发现的个人饰物最省事的解释是，这些只不过是地位标志。一些研究人员拒绝承认地位象征符号具有潜在语言意义，部分原因在于这些象征符号缺乏“移位性”，也就是缺乏在当前语境中所没有的东西。由于我们经常谈论非当下非此处的事物，所以移位性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特征。
换句话说，衣着和珠宝首饰除了代表一个人在当前环境下的品味和地位之外，并不能代表其他任何东西。但是，稍加思考我们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缺乏对文化的充分理解。地位既不是装饰品固有的，也不是个人固有的，装饰品也不会带来地位。如果有人发现皇冠，把它戴在头上，这不仅不能使他们成为君主，还会使他们受到冒名顶替的指控，因而降低他们的身份。地位来源于文化。地位象征符号是社会符号。其含义依赖于抽象的、移位性的文化价值。因此，虽然可以说地位象征符号不是语言象征符号，但是语言象征符号和地位象征符号都具有任意性、社会标引性和移位性。因此，二者的概念是紧密相连的。拥有一个就意味着拥有另一个。二者在同一个社会中的概念复杂度应该是相似的。
一些人声称地位象征符号中缺少移位性这个要素，但移位性本身也受文化的限制。发展象征符号的关键因素是任意性和意向性，移位性次之。但是对于地位象征符号和工具来说，移位性都是存在的。地位象征符号和工具都涉及抽象实体，包括在一个文化中的所有成员思想里存在的文化价值、社会角色和结构化知识。
象征符号发展的一般演进路径是什么？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树根的例子。我在丛林中行走的时候，遇到树枝或树根，如果没看清楚的话，我就会往回跳，担心那会是一条蛇。错误地将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联系起来，可能会导致后来有意使用让人产生错觉的物体来表示它错误关联的事物。人们可以画一个树根来表示一条蛇，或者用表示“根”的词语来表示“蛇”。正如早期世界各地的象形文字书写系统所表明的那样，基于相似性的表示法可以进一步发展，以至于所有的相似性消失，使有意向的使用发展为意向性任意象征符号。发生这种情况时，一幅画就从图像符号变成了象征符号。正如文字系统一样，这种情况也很可能发生在口语系统中，不同的声音组合成为惯例，与特定的意义相关联。
在进化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中，人们发现，亲属关系的发展会创造出需要形式的概念。也就是说，亲属关系对人类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超越图像符号，去创造象征符号。概念起身去寻找文化交流的形式。我有一个父亲。我应该如何向你表达这个意思？我应该怎么表示“父亲”？如果像许多研究人员认为的那样，非人类动物也有概念，那为什么动物没有发展出象征符号呢？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因为动物缺乏语言基因，但这并不是很有见地，只是把解释推回到基因进化的层面而已，并未在象征符号演变的层面上加以探讨。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某种特定的语言基因（经常被引用的FOXP2基因当然不是语言基因，尽管有人声称它是），但我们对人类智力的进化已经有了很多了解，而且很明显，人类比不使用象征符号的生物更聪明。因此，一系列更丰富的需要象征符号的概念以及更广泛、更有意向性的智慧都面临着压力，它们需要找到一个联合方案，解决概念交流的问题。语言象征符号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文化发展的需要，它们可能来自地位象征符号、埋葬象征符号等。
人类学家迈克尔·西尔弗斯坦分析了人类思维的递归属性，认为这种属性使人同时在多个层面上运用语言来表达文化意义。另一个探索类似主题的人，认为递归思维（对于思考的思考、思维中的思维）是人类认知的基础，他就是斯蒂芬·C. 莱文森（Stephen C.Levinson）。
然而，皮尔士比莱文森和西尔弗斯坦都更有见地，他提出象征符号是由其他象征符号构成的。在皮尔士的著作中，短语“无限指号过程”意味着人类语言可用的象征符号的数量是无限的。这又基于符号拥有多功能的观点。每个符号决定一个解释项，但解释项也是一个符号，所以每个符号都包含第二个符号。这是一种概念递归，概念内的概念，代表了人类交流的巨大进步。这意味着一串符号总是包含其他符号。根据皮尔士的说法，简单的序列也具有无限性，如下：
符号1/解释项1→符号2/解释项2... →符号n
这种表示看起来是有限的，直到我们意识到，这个序列不能在符号n处终结，因为如果它缺乏解释项，它就不是一个符号。同样，符号1也不是真正的开始，因为根据定义，它与前面符号的解释项相关联。因此，象征符号和符号没有开始或结束。创建它们的过程是无限的，因为它是递归的。任何随机符号的组成部分都包含另一个符号。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象征符号的起源和组成清楚地表明，人类语言和其他生物功能一样，并不简单。语言是从以下各项的交互作用中产生的：意义（语义学）、语言在何种条件下如何使用（语用学）、语言声音的物理属性（语音学）、语法、音系学（语言的声音结构）、形态学（语言创造词语的方式，例如加后缀或前缀或无任何添加）以及其故事和对话的组织。然而，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语言作为一个整体大于其各部分的总和。当我们听到母语时，我们听到的不是语法或特定的声音或意义，而是听到整体谈论的内容并立即理解，无论是在谈话或故事中单个人说的还是大家一起说出的内容。
语法不仅对语言实现其文化建设功能非常重要，而且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思考。尽管许多语言学家把语法作为语言的同义词，但语法本身并不比任何其他语言成分更重要。
有几个理由可以用来反驳语法是语言的中心的观点。第一，皮拉罕语和（印度尼西亚的）廖内语（Riau）等语言都是现行语言，但它们似乎没有任何层级语法。其“语法”只不过是像一串珠子一样排列的单词，而不是有固定结构的组块。第二，有很多证据表明，在人类语言学历史上，象征符号早在语法出现很早之前就逐步形成了。第三，层级语法在被发现时只不过是副产品。正如赫伯特·西蒙所说，在计算机科学领域中，层级结构的独立处理优势是众所周知的。层级化组织在处理和检索任何类型的信息方面都有极大的帮助，而不仅仅局限于检索人类语言中的信息。反对某一结构是语言核心的观点的第四个理由是，非人类的生物似乎也会使用句法。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学习句法的能力就不是人类独有的。会使用某种形式的语言结构的动物包括鹦鹉亚历克斯和大猩猩科科（Koko）。它们的句法既没有明确的层级也没有递归，但它们确实是基于某种结构进行理解的。第五，人类已经摆脱了僵化认知。动物需要本能，因为它们缺乏灵活认知。但这与人类进化的方向相反，人类进化的方向是语言和认知灵活性，而不是其他动物的本能驱动的行为。人类所了解和学习的东西是以当地的文化甚至环境约束为基础的。人们可以自由地发展出非常不同的、非基因编码的结构。世界各国语言的相似之处可以告诉我们人类的交流是如何运作的，但不能告诉我们人类进化的过程，也不能证明人类生来就有语言本能。
那么，直立人发明了什么呢？象征符号。象征符号离语言很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直立人的形式和意义单位可能会被有序地组织起来，最终产生更高级的结构，比如现代语言中的结构。但是其他生物都不能做到的事，人类是如何做到的？答案很简单。人类所有的发明和语言都是由人类大脑所支持、塑造和增强的。而语言则通过给人类施加文化和性选择的压力，实现更好的沟通，帮助大脑变得更聪明，来报答大脑。
因此，以下证据有力地支持了直立人拥有语言的说法：文化证据——价值观、知识结构和社会组织；工具的使用和改进（尽管与智人相比进展缓慢）；对陆地和海洋的探索超越了眼前的景象，达到了想象的景象；象征符号——以装饰和工具的形式存在。只有语言才能解释直立人的认知革命。
第一批象征符号出现后，语言进化得相对较快。但随着人类交流的好处越来越多，产生更清晰声音、更长话语和更复杂对话的进化压力也越来越大。如果不理解人体从生理上是如何进化以支持更复杂和更有效的交流的，那么人类语言发展的故事就无法完整讲述。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需要谈一谈我们的大脑和声音能力的演变。
1.如果皮尔士派学者不同意我的解释，那么这只能说明我在此处与皮尔士的观点略有不同。——作者注
2.最后一个短语实际上是俚语，意思是某人匆忙地离开。在1964年到1984年的巴西军事独裁时期，这也是一种大胆的说法，因为如果被抓到没有携带“文件”（国民身份证的缩写），公民可能会被逮捕，如果他们有不良的政治背景，还会受到折磨。——作者注
3.选自我的《心灵的暗物质：文化表达的无意识》（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6年）。
4.1972年塞尔在《纽约书评》发表的关于乔姆斯基革命的评论：www.nybooks.com/articles/1972/06/29/a-special-supplement-chomskys-revolution-in-lingui/。
5.在《人类进化中的石器：会技术的灵长类动物的行为差异》（Stone Tools in Human Evolution: Behavioral Differences Among Technological Primate，剑桥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中，古人类学家约翰·谢伊（John Shea）讨论了工具和语言之间的联系。
6.本段引自约翰·J. 博惠斯（Johan J. Bolhuis）和马丁·埃弗里特（MartinEveraert）编的《鸟鸣、言语和语言：探索心灵与大脑的进化》（Birdsong, Speech, and Language: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Mind and Brain，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729页。
7.史蒂文·T. 皮安塔多西（Steven T. Piantadosi）、哈利·蒂伊（Harry Tily）和爱德华·吉布森（Edward Gibson），《语言歧义的交际功能》（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Ambiguity in Language），《认知》（Cognition）122（3），2012：280-291；DOI：10.1016/j.cognition.2011.10.004。
8.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并教会人用火的天神。——编者注
9.如果5万年前［贝里克和乔姆斯基的假设中提出的“合并跳跃”（Merge leap）时间，他们认为递归能力就是在此前后进入人脑和语言的］真的存在没有语言的智人的话，那么没有理由认为不存在一小批不具有语言的人，也就是没有递归思想或递归表达的人。这个预测似乎很奇怪，但应该很容易验证。如果能找到不仅缺乏而且完全不能理解或产生递归语言的人类，这将有力地支持语言起源的普遍语法/递归理论。——作者注
10.比如迈克尔·安德森（Michael Anderson）2014年的著作《后颅相学：神经再利用和交互式大脑》（After Phrenology: Neural Reuse and the Interactive Brain，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和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islas Dehaene）的《大脑中的阅读》（Reading in the Brain，维京出版社，2009年）。
11.可参见罗伯特·贝里克（Robert Berwick）和诺姆·乔姆斯基的《为什么只有我们？语言和进化》（Why Only Us? Language and Evolution，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6年）；马丁·埃弗里特等的《结构，而非字符串：语言学作为认知科学的一部分》（Structures, Not Strings: Linguistics as Part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s），《认知科学趋势》（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19（12），2015：729-743，我希望这一绪论能对其他实践工作有所补充，详见玛吉·托勒曼（Maggie Tallerman）和凯瑟琳·R. 吉布森（Kathleen R. Gibson）编的《牛津语言进化手册》（The Oxford Handbook of Language Evolu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比尔·汤普森（Bill Thompson）、西蒙·柯比（Simon Kirby）和肯尼·史密斯（Kenny Smith），《文化塑造认知演变》（Culture Shapes the Evolution of Cognition），《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13（16），2016：4530-4535；詹姆斯·R. 赫福德（James R.Hurford）的《意义的起源：进化中的语言》（The Origins of Meaning: Language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12.没有一种语言不具有规约意义。然而，规约意味着文化（参见我于2016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灵的暗物质：文化表达的无意识》），因为它们是一般的文化约定，如词义。最后，还有动物的思想——如果我们说语言依赖结构，而且是思考的必要条件（而不仅仅是促进思考），那么，我们不仅会得出其他人族不进行思考的结论，而且还会认为所有其他生物也都不进行思考，因为其他生物缺乏建造结构的能力，也就是缺乏被乔姆斯基视为语言的基础的“合并”。——作者注
13.这些术语来自美国人类学语言学家肯尼思·L. 派克（Kenneth L. Pike）的《语言与人类行为结构的统一理论》（Language in Relation to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Structure of Human Behavior，修订第二版，德古意特出版社，1967年）。
14.解释项与皮尔士的许多术语一样，具有许多不同的潜在含义，包括术语如何翻译以及人们如何解释。我在这里指出的只是皮尔士这个术语所表达的复杂含义的一个小方面。其含义比我在这里讨论的要多得多。——作者注
15.www.zmescience.com/science/archaeology/homo-erectus-shell-04122014/。
16.托马斯·亨特·摩尔根等，《人族工具制造、教学和语言共同进化的实验证据》（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the Co-Evolution of Hominin Tool-Making,Teaching and Language），《自然通讯》6, 2015:6029；DOI：10.1038/ncomms7029。
17.罗伯特·博伊德（Robert Boyd）和彼得·里彻森（Peter Richerson）是研究模仿与创新在文化进化中作用的领头人，出版了许多相关作品。可参见他们的《文化的起源和演化》（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Cultures，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或《文化与进化过程》（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
18.“追求最低程度的满意”的说法来源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1962年的著作。可参见：《复杂结构》（The Architecture of Complexity），《美国哲学学会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06（6）：467-482，以及他1947年的著作《行政行为：行政组织决策过程研究》（Administrative Behavior: A Study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麦克米伦出版社）。
19.格雷格·厄本，《元信号与语言起源》（Metasignaling and Language Origins），《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新系列，104（1），2002：233–246。
20.“由于FOXP2和CNTNAP2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而且FOXP2调控着数百个基因，包括许多具有非语言相关功能的基因，语言甚至言语的起源不可能是单一的突变导致的……”卡尔·康拉德·迪勒（Karl Conrad Diller）和丽贝卡·L. 卡恩，《语言的天赋：遗传学观点》（The Innateness of Language: A View from Genetics），见安德鲁·D.M. 史密斯（Andrew D. M. Smith）、马里埃克·肖夫斯特拉（Marieke Schouwstra）、巴特·德·布尔（Bart de Boer）和肯尼·史密斯编的《第8届国际语言进化会议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Language，世界出版社，2010年），第107—115页。
21.对皮拉罕语缺乏语法的分析感兴趣的人应该看看理查德·富特雷尔（Richard Futrell）等人合撰的文章《皮拉罕语句法嵌入的语料库研究》（A CorpusInvestigation of Syntactic Embedding in Pirah?），网址为http://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45289。
22.科科是一只雌性西部低地大猩猩，学习了大量的美国手语。科科的看护者弗朗辛·帕特森（Francine Patterson）声称它可以准确使用多达1 000个手势，可以理解多达2 000个英语单词。亚历克斯是一只非洲灰鹦鹉，由动物心理学家艾琳·佩伯格研究了30多年。据说，亚历克斯拥有与海豚和人猿一样的推理和语言能力。佩伯格声称亚历克斯确实能够理解英语这门递归的G3语言。——作者注
23.凯莱布·埃弗里特（Caleb Everett）在关于气候、海拔和湿度与人类声音系统、语音系统的相互作用的广泛研究中证明了这一观点。（见“推荐阅读”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