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是不断重复欣赏一些画作、音乐和诗歌，甚至是一些建筑，并从这种重复的体验中获得愉悦。很难说每次欣赏都能发现新东西，但毫无疑问的是，我们认为它们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有一种看法认为，要说艺术作品具有价值，就必须用语言文字描述出价值的具体内容，我们要摒弃这种看法。以画作和四重奏为例，用“深沉的”来形容它们，其实远远不如它们自身的价值。如果音乐能转化为语言文字，那还要音乐做什么呢？毕竟，如果朋友两个都很重视彼此的友谊，认为这段友谊对其人生意义重大，那他们也就不需要用语言来说明这段友谊到底有什么意义。
审美鉴赏的无利害性原则或许能告诉我们艺术的价值所在，即它的价值在于自身，而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还提醒我们，娱乐或快乐在我们的生活与艺术中的重要性。艺术家的娱乐是创造一个想象的全新的世界，或者提供一个理解世界的全新视角。而作为观赏者的我们，也随之释放自己的想象力：和着音乐的旋律、绘画的呈现而翩然起舞。
娱乐或审美鉴赏在本性上是要带来愉悦感的，而有些艺术作品则想要故意带来不安，它们也成功了。从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亚当斯的《克林霍弗之死》、大卫的《苏格拉底之死》的题材来看，要想从这些作品中体会愉悦似乎不合常理。我们或许会说自己很享受布里顿（Britten）的歌剧《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中的血腥死亡，享受莎士比亚的悲剧，或者享受席勒作品中痛苦挣扎的灵魂，但这里的“享受”只是表达我们意识到了道德困境与人性之乏力。
强调审美鉴赏是无利害关系的，并不是否认艺术能够为我们提供体察世界的新角度，艺术确实能做到这一点，就像宗教做的那样。一些作品能启发人们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也有可能影响人们追求的道德目标。这就解释了为何有人在艺术中得到平静；为何有人观影后即便回到温馨的家，仍觉得紧张、不安，仿佛自己命悬一线；甚至能够解释为何有人迷失在了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真理坚固》（Satyagraha）和其他简约主义的艺术形式之中。
除此之外，艺术还是一个能够产生美的地方。美能激励人们，而人们甚至能在种种苍凉的无力中看到美的影子，比如体会到蒙可、席勒的画作中萦绕不去的绝望，倾听费舍尔·迪斯考（Fishcer-Dieskau）演唱的舒伯特《冬之旅》，或者是观看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
我们再深入讨论一下美。1903年，乔治·爱德华·摩尔在他的《伦理学原理》（Principia Ethica）中，列举了一些内在的善和内在价值，尤其是我们所爱之人和美的对象。美，蕴藏在自然风光、绘画和音乐中，能帮助人们从俗世的欲望、人间的苦闷和生存的争斗中脱离出来。与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论不同，柏拉图让人们关注美的形式或美的理念，这是美的抽象化，仿佛所有美的事物都分有了这一理念。但是，我们对美本身的关注是无关利害的，我们想要得到的利益，美都无法提供。
摩尔高度赞扬了美和友谊的价值，并认为两者具有相同之处，这或许让人感到奇怪。我们先设想任何一个可以替代的物品，比如一杯葡萄酒或者一个水管工，只要它的性质能够满足你的需求就行：葡萄酒要由梅洛葡萄酿造，水管工要可靠、知道如何疏通管道。如此只要确定了某种性质，比如大小、价格、品质，任何符合条件的个体就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但与这种物品不同，我们的朋友、爱人，以及艺术作品都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说，你或许有爱欲，你的欲求也可能会很快平息，但你的爱欲、你的爱情只指向特定的个人，其他人都无法代替。康德把爱欲与食欲进行类比，认为当爱欲被满足之后，“另一个人就被抛在一边，就像抛弃了一个被吸干的柠檬”，不过，这其实是对爱欲的一种误解。
在一段真正的友谊或爱情中，朋友、爱人都是不可替代的。在这些关系中，那个特定的人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他或她令人着迷。我们享受和朋友、爱人相处的时间，会猜测他们的想法和态度；当情欲来临时，我们探索爱的本真。我们爱他们只因为他们本身，就像对待艺术作品那样。诚然，我们或许会觉得作为物理对象一只手很美，但我们在人身上发现的美绝对不是这种形体美，而是他的神秘内在的具象化。
美令人动容，无论源自何处，无论源自爱人、起伏的波涛还是弦乐四重奏。就像柏拉图说的，它带领我们去往理念世界，那里是居住着美的理念、真理理念和正义理念的世界。但是，柏拉图的理论带有神秘色彩，如果按照他的指引步入抽象世界，我们将会太远离现实，而只有在现实世界，我们才有感受，才能遇到美的物体，认识到我们的朋友和爱人。柏拉图却认为，具体的物体、朋友和爱人只不过是手段，是我们找到美的理念的手段，仿佛其他东西也能代替它们。
毋庸置疑，我们只能从具体事物中发现美。但如何发现美、美由什么组成都仍然是一个谜。爱人、朋友、钟爱的音乐，我们喜欢它们出现在生活里。我们或许还会因发现艺术作品之间的关联而喜悦，比如大卫的画作《苏格拉底之死》、萨蒂（Satie）的交响乐作品《苏格拉底》，以及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描绘的苏格拉底，这三者有一定的联系；电影《不道德的审判》（Death and the Maiden）的主题在诗歌、戏剧、舒伯特的民谣以及席勒的画中都得以体现。
我们通常会与他人分享自己的审美体验，通过一起讨论、争论或表演，我们也会感到快乐。并且，我们讨论、争论、表演都不是为了追求最终的观点一致。这里似乎能与福斯特所说的“唯有联结”（Only Connect）产生共鸣。与他人的联结越紧密，我们越有机会扩大视野，越有可能与他人感同身受，也越可能受到启迪。朋友、爱人，以及艺术，都出于无关利害关系的好奇。
这本书始于好奇，或许在这里结束再合适不过了。但是，在后记中我们还会讨论一些对其他人生课题的哲学思考。
邂逅哲学大师
摩尔与罗素的论争
哲学家和艺术家之间关系复杂。哲学大师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家中剔除了艺术家一职，他认为艺术家会使人们偏离各种理念，比如美、正义与美德的理念。相反，悲观主义者叔本华则认为美能让人们抛弃肉身，从而触及柏拉图意义上的理念现实。
乔治·爱德华·摩尔（1873—1958）：在剑桥读书时，罗素建议摩尔研究哲学，摩尔建议罗素学点常识。摩尔追求一种“极致的纯粹”，他是当时英国一个知识分子小团体布鲁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的一员，这个团体里还有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罗杰·弗莱（Roger Fry）、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成员。
摩尔宣扬私人生活、爱、关系、审美鉴赏的内在价值。和凯恩斯的经济理论相反，摩尔对社会理想、公民权利和福利改革不屑一顾，他认为这些理想都只是自由以后的人们实现内在善的手段。就像凯恩斯后来写的，这个团体的成员就像是同一条溪流中的水蜘蛛，极少接触到旋涡和水流。
摩尔提出了两个可能世界的观点。任何一个世界中都没有有意识的存在者：其中一个由美丽的风光组成，另一个由垃圾和丑陋组成。按照摩尔的说法，前一个比后一个有价值是自明的，客观上也是如此。当然，这其中存在矛盾，至少我们可以轻易地质疑审美价值的客观性，比如生活中有“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情况。但在审美判断中，我们也承认有一定的标准。所以，我们都知道，花园中的小矮人、作者的歌声，以及某些观念艺术，绝对和美完全不同。
伯特兰·罗素（1872—1970）：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以其《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政治激进主义、无神论、幽默风趣、崇尚自由恋爱、善用逻辑诡辩而闻名。他曾经问摩尔：“你是否总能说出事实？”“不。”摩尔回答道。现在想想，罗素是在引诱这个正直的人说谎吗？
要点总结
1．对艺术作品的三种评判标准：
① “真正”的艺术作品在本质上是一种“再现”。
② 艺术作品能够传达一定的感情。
③ 艺术作品是人工制品，或被看作人工制品的自然物品，但它们在艺术界中拥有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或者得到了社会机构的认可。
2．宽容原则：在对艺术作品的评判上，当与专家观点相左时，我们要先相信专家的观点，看看自己是否忽视了艺术品的某些价值。
3．审美无关利害：审美鉴赏不是达成外在目的的手段，而是直接指向艺术本身。纯粹的审美鉴赏并不需要任何现实中的寄托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