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在地中海东部，四名巴勒斯坦匪徒劫持了意大利游轮“阿基莱·劳伦”号，当时船上还坐着数百名乘客以及船组成员。这四名匪徒要求以色列释放50名在押的巴勒斯坦囚犯，否则他们就要把船和人都炸得粉碎。这个结局并没有出现，通过谈判，这次劫持事件被和平解决了。乘客与劫匪基本都活下去了，只有一位叫里昂·克林霍弗（Leon Klinghoffer）的人质被枪杀，他是一位残疾的、乘坐轮椅的犹太籍美国公民，当时正与妻子一起度假。被枪杀后，他的尸体和轮椅都被扔进了大海。
1991年3月，著名美国作曲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创作的歌剧《克林霍弗之死》（The Death of Klinghoffer）首演。这部歌剧受到了克林霍弗的家人，以及一些以色列人和犹太人的强烈抗议。他们抗议的主要原因是该歌剧人性化了劫持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即便亚当斯修改了一些具有争议性的段落，原定的公演还是都被取消了。这部歌剧很少上演，直到2012年才首次登上了伦敦歌剧院的舞台。
艺术创作是否应该受到某些限制
艺术家，包括演员、作家、设计师、画家、舞者、作曲家等，都试图吸引他们的观众，那么，是否应该禁止他们涉及某些主题呢？是否应不顾克林霍弗家人的反对而执意上演《克林霍弗之死》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充分考虑政治和道德因素，即考虑上演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考虑是否侵害了自由表达，同时也要考虑相关人员的感受。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艺术，比如音乐，究竟如何产生政治上的影响？例如，节奏感强且激进的说唱音乐，歌词通常都比较暴力，因而人们认为这可能会损害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回到前面提的问题。要注意，这里的“艺术”包括一切的艺术形式。哲学讨论通常区分“高级艺术”和“低级艺术”：前者包括比如绘画、诗歌、艺术歌曲、歌剧等；后者才是人们看到“艺术”后的第一反应中出现的内容，比如漫画、笑话、流行音乐、音乐剧等。而这里所说的“艺术”则是包括上述两者的。
是什么让一件作品成为艺术品？什么才叫好的艺术品？艺术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难道仅仅因为亚当斯的歌剧替几个巴勒斯坦人发了声，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表达了战争的恐怖，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的画作描绘了苏格拉底的死亡，它们就是好的作品？衡量一个艺术作品，就像衡量竞选演讲一样，既要考虑到它的内容，也要考虑到它造成的影响与后果。比如说，人们之所以批评《克林霍弗之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人们认为剧中有一段优美的咏叹调是对恐怖分子的同情与尊重。这种批评提醒我们，除了作品造成的影响，一个艺术作品自身也有善恶之分。
面对一件艺术作品，我们或许会先评价其形式，就歌剧而言，就是节奏、旋律和剧本的配合，形式和内容如何结合起来表达情绪、阐释世界，或者是否让人看到了某些真理等，但我们难免要进而关注它涉及哪些道德问题。对艺术作品最初的评价是美学意义上的评价，但这种评价经常不那么明确。此后，评价的内容必然会转向其内涵，和现实事件缠绕在一起，就如上面提到的恐怖主义、西班牙内战、苏格拉底之死一样。
艺术哲学经常被贴上“美学”的标签，但它最终会指向政治。在希腊语中，“美”的原意为感官知觉，过去主要被用于描述人们从艺术中获得的独特体验、理解和价值。康德的老师，18世纪法国著名画家鲍姆加登（A. G. Baumgarten）把这个术语引入现代语境，他强调审美欣赏不仅属于智性层面，比如欣赏诗歌，就需要对节奏和声音的感知。审美欣赏不能被第二个人或第三个人转述，阅读学生关于《哈姆雷特》的学习笔记就不是在欣赏《哈姆雷特》。舒伯特（Schubert）的《冬之旅》（Winterreis）的美感，爵士即兴创作中的情绪，甚至艾米·怀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歌声，都不是能用描述传达出来的。
欣赏艺术作品时，并不是所有的体验都能被称为审美体验：欣赏歌剧时，服装的价格不是重点；欣赏绘画时，画布的材质不是重点；欣赏音乐时，指挥家飞舞的指挥棒也不是重点。进一步说，审美体验还可以直接从外部世界获得。比如，优美的风景、马的鬃毛落下的阴影，甚至错落的书本，都能提供美。带给人审美体验并非艺术作品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想要一件作品获得人们的称赞，审美体验就是必要条件了。显然，在我们讨论审美体验及其价值之前，我们要先来看看什么是艺术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