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在说谎。
人们谎称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喝了多少酒，谎称自己多久去一次健身房，谎称买那双新鞋花了多少钱，就连看没看过那本书也会说谎。他们请病假，但并未生病。他们说常联系，其实只是套话。他们说跟你没关系，可实际上说的就是你。他们说爱你，却并未付出真心。他们心情沮丧，却强颜欢笑。他们说喜欢女人，但真正爱的是男人。
人们对朋友说谎，对上司说谎，对孩子说谎，对父母说谎，对医生说谎，对丈夫说谎，对妻子说谎。人们，对自己也说谎。
他们百分之百对调查说谎。
我给各位来个简单的小调查：
你在考场上作过弊吗？＿＿＿＿＿＿
你幻想过杀人吗？＿＿＿＿＿＿
你试图说过谎吗？即使大多数调查是匿名的，许多人在调查中也会隐瞒不堪的行为和想法。他们希望自己看起来好一点。这一现象被称为社会期许误差。
1950年的一篇重要论文曾经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调查是如何使受害者陷入这种误差的。[1]研究人员从官方来源搜集了丹佛居民的数据：投票的比例、捐款的比例、借书证的持有比例等。之后他们再去调查居民，看这些比例是否和官方数据相匹配。当时的结果令人震惊。居民反馈的内容与研究人员搜集的数据大不相同。尽管不是实名调查，但是多数人夸大了自己的选民登记状况、投票参与度和慈善捐款情况（见表4–1）。
表4–1 调查报告与官方统计的不同
那么从1950年到现在情况有什么变化吗？在这个互联网时代，没有借书证已经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了。尽管令人为难或者期待的事已经不同了，但人们欺骗民意调查人员的想法依旧很强烈。
最近的一项调查向马里兰大学的毕业生提出了各种与其大学经历相关的问题。[2]调查人员事后将学生的回答与官方记录做了对比。人们不约而同地给出了错误信息，好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差劲。仅有不到2%的人表示他们毕业时的GPA（平均学分绩点）低于2.5。（事实上该比例约有11%。）44%的人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里曾给大学捐过款。（事实上该比例仅约有28%。）
相关机构未能凭借民意调查预测特朗普会获得2016年大选的胜利，其中必然也有谎言在作祟，民意调查平均低估了特朗普大约两个百分点的支持率。[3]有些人可能不好意思说想要支持他，有些人可能说他们还没下决定，但一直都站在特朗普一方。
为什么人们会向匿名调查提供错误信息呢？我曾就这一问题请教过密歇根大学名誉研究教授、世界一流的社会期许误差专家罗杰·图朗若（Roger Tourangeau）。他解释说，人们总是喜欢“善意的谎言”这一弱点是导致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大约有1/3的时间人们都会说谎，”他说道，“这些习惯延续到了调查中。”
因此，我们有时候会有对自己说谎的奇怪习惯。“如果你是个学生，那你肯定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差生。”图朗若说。[4]
对自己说谎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说自己优于平均水平。[5]那么，这个问题有多严重呢？一家公司超过40%的工程师表示他们的水准位列全公司前5%。90%以上的大学教授表示他们的科研能力高于平均水平。1/4的高中生认为自己与为人处世的能力处于前1%。如果你在自欺欺人，在调查中就不会很诚实。
我们对调查说谎的另一个原因是，如果有人进行采访，我们强烈希望给做采访的陌生人留下好印象。正如图朗若所说：“一个人走了进来，她看起来像你最喜欢的阿姨……你愿意告诉她你上个月吸食过大麻吗？”（说谎的另一个原因是单纯地想搞乱调查。[6]对任何有关青少年的研究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从根本上提高了我们理解这个年龄组的难度。研究人员最初发现了被领养青少年与各种消极行为（如吸毒、喝酒和逃学）之间的相关性。在随后的研究中，他们发现自称被领养的青少年中有19%的人其实并非被领养的。后续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告诉调查人员，他们身高超过7英尺，体重超过400磅（约181.4公斤），或家里有三个孩子。一项调查发现许多学生对学术研究人员报告称自己装有义肢，但其中99%的人是在开玩笑。——作者注）你愿意承认你没有捐钱给自己的母校吗？
因此，情况越是与自己无关，人们越诚实。想要得到真实的答案，电话调查比现场调查好，互联网调查比电话调查好。人们独自一人时比和他人在一起时会坦诚许多。
在敏感话题上，每一种调查方法都会有大量的误报。图朗若在这里使用了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个词——“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人们没有动机告诉调查人员真相。
所以，我们怎样才能了解我们的人类同胞真正在想什么、做什么呢？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参考官方数据来获得真相。例如，即便人们谎报他们的慈善捐款，我们也可以从慈善机构得到真实的数字。当我们试图了解那些没有列在官方记录中的行为时，或者当我们试图去了解人们的想法（他们的真实信仰、感受和欲望）时，除了人们可能愿意在调查中透露的信息外，再无其他的信息来源了。到现在为止就是这样。
大数据的第二大功能是：某些在线资源可以让人们承认他们在其他地方不会承认的事。这些资源就是数字吐真剂。想想谷歌搜索就明白了。还记得那些让人们更诚实的条件吧。线上？没错。独自一人？没错。没有人亲自进行调查？没错。
谷歌搜索还有另一个巨大的优势可以让人们说出真相：激励机制。如果你喜欢种族主义的笑话，那么你与某项非在线调查分享这个喜好的激励机制为零。然而，你却拥有在网上搜索最好、最新的种族主义笑话的激励机制。如果你认为自己可能有抑郁倾向，就不会有向一项调查坦承此事的激励机制，但你会向谷歌求助其症状及潜在的治疗方法。
即使你对自己说谎，谷歌也可能会知道真相。在选举前几天，你和邻居可能都以为自己会开着车去投票站投票，但是，如果你们都没有搜索任何关于投票方式或投票地点的信息，那么数据科学家（比如我）就能预测你所在地区的投票率实际上会很低。同样，也许你不会对自己承认自己有抑郁倾向，但只要你用谷歌搜索了一下“哭起来没完”和“起床困难”，你就会在前文中我分析过的与某个地区抑郁相关的搜索中出现。
想想你自己使用谷歌的经历就明白了。我猜你有时会在搜索框中输入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你在公共场合不会坦言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在告诉谷歌一些非常私人的东西，证据很充分。比如，美国人更多地搜索“色情片”，而非“天气”。[7]顺带一提，这和调查数据很难吻合，因为只有25%的男性和8%的女性承认自己看色情片。[8]
在看到搜索引擎自动尝试补全你的搜索时，你可能也注意到谷歌搜索中的某种诚实——它的搜索建议基于其他人最常见的搜索。所以，自动补全为我们了解人们到底在搜索什么提供了线索。实际上，自动补全可能会稍微带来一点误导。谷歌不会推荐某些它认为不雅的词。[9]这意味着自动补全在告诉我们，人们的真实想法比谷歌的想法更为不雅。即便如此，一些敏感的东西往往还是会出现。
如果你输入“为什么……”，目前谷歌自动补全的前两个搜索是“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和“为什么有闰日”，这表明它们是完成这个搜索最常见的两种方式。第三个是“为什么我的便便是绿色的”。谷歌的自动补全也会令人心惊。如今，如果你输入“想要……正常吗”，第一个补全建议是“杀死”。如果你输入“想要杀死……正常吗”，第一个补全建议居然是“我的家人”！
是否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证明谷歌搜索能为我们呈现一个和我们日常所见截然不同的世界？想想“决定生（不生）孩子是否会后悔”的相关搜索。在决定之前，有些人担心他们会做出错误的选择。而且，问题几乎全是他们是否会后悔没有生孩子。在谷歌上，人们询问没有生孩子是否会后悔的次数是询问生孩子是否会后悔的次数的8倍。
做出决定（要么照做或采纳，要么拒绝）之后，有时人们会向谷歌坦言他们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这可能很令人吃惊，但为时已晚，数据呈现的结果是截然相反的。有孩子的成年人告诉谷歌他们后悔的概率是没有孩子的成年人后悔概率的3.6倍。[10]
在本章中应该牢记的一点是：谷歌可能会透露对不体面想法（人们觉得不能与任何人讨论的想法）的偏见。如果我们试图搜索一些隐藏的想法，谷歌就发现它的能力可能要派上用场了。生孩子和没有生孩子这两种遗憾之间的巨大差别似乎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不体面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
咱们暂且停下来想一想搜索“我后悔生孩子”到底意味着什么。谷歌给自己的定位是：做一个可以直接搜索信息的信息源，包括天气情况、昨晚的赛况或者自由女神像何时揭幕等。有时候我们把未经思考的想法输入谷歌，并没有指望它能提供什么帮助。在这种情况下，搜索窗口的作用便无异于一间忏悔室。
每年都有数千条搜索，比如，“我讨厌冷天”，“人们可真烦”，“我很难过”。当然，那数千条“我很难过”的搜索代表的只是在某一年内感到悲伤的数亿人中的极小部分人。我的研究发现，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会通过搜索表达自己的想法，大部分人只为寻找信息。我的研究表明，美国人每年搜索“我后悔生孩子”7 000次，这个搜索频率代表的同样只是那些有这种想法的人中的一小部分人。
对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人来说，养儿育女显然是一大乐事。尽管我母亲担心“你和你那没用的数据分析”会影响到她孙辈的数量，但这项研究并没有改变我要孩子的愿望。这种不够体面的遗憾很有趣，也是我们在传统数据集中往往不会看到的人性的另一面。我们的文化总是让我们满眼充斥着美好、幸福的家庭形象。大多数人可能永远不会觉得生儿育女会成为他们可能会后悔的事情，但总有人会后悔。他们可能不会向任何人承认这一点——除了谷歌。
性的真相
有多少美国男性是同性恋者？这是性问题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也是社会科学家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心理学家不再相信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Kinsey）的著名判断（根据对囚犯和妓女做过的采样调查），10%的美国男性是同性恋者。现在较具代表性的调查告诉我们这个比例是2%~3%，但性取向一直是人们倾向于说谎的事情之一。我想我可以用大数据来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先来说说上文的调查数据。调查表明，在同性恋容忍州，同性恋者人数远多于同性恋不容忍州。例如，根据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在同性婚姻支持率最高的罗得岛州，同性恋人口的比例几乎是同性婚姻支持率最低的密西西比州的两倍。[11]
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首先，出生在同性恋不容忍州的同性恋者可能会搬到同性恋容忍州；其次，在同性恋不容忍州的男同性恋者不愿透露自己是同性恋者。他们更有可能会说谎。
对上述第一种解释（同性恋者流动性）的洞见可以从另一个大数据来源脸谱网获取到。脸谱网用户可以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性别。大约2.5%的男性用户感兴趣的性别是男性，这与调查显示的数据大致相符。[12]脸谱网也显示，在不同容忍度的州，同性恋人口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脸谱网上罗得岛州的同性恋用户人数比密西西比州的同性恋用户人数多出两倍以上。
脸谱网还可以提供人们如何迁移的信息。我将一个“出柜”[13]男同性恋脸谱网用户样本的家乡信息进行了编码，这样我可以直接估算有多少男同性恋者从不容忍州搬到了更加宽容的地方。结果如何呢？流动是肯定存在的，如从俄克拉何马城搬到旧金山。不过我想，男人们装上朱迪·嘉兰（Judy Garland）的唱片搬到更加开放的地方，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出柜”男同性恋人群在容忍州和不容忍州之间的差别。[14]
另外，脸谱网使我们可以集中观察高中生。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他们无法选择居住地（只能和父母住在一起）。如果流动性解释了“出柜”男同性恋人群的地域差异，这些差异就不应该在高中用户中出现。那么高中用户的数据说明了什么呢？在不容忍州，“出柜”同性恋高中生人数极少。在密西西比州，2 000名男高中生用户中只有一人“出柜”。所以，不只有流动性。
如果每个州出生的男同性恋者人数相当，而流动性又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一些州的“出柜”男同性恋者较多，那么用来隐瞒个人性取向的“柜子”必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于是，我们又被带回到谷歌，事实证明，人们愿意在谷歌上分享更多。
那么，能否通过色情搜索的方式验证在不同的州到底有多少男同性恋者呢？确实有这么一种办法。运用谷歌搜索和谷歌广告关键词（Google AdWords）的数据，我推测，在全美范围内大约有5%的男性色情搜索是针对男性同性色情的。[15]（这些内容包括搜索备受欢迎的同性色情网站和同性色情片）。
那么，这些搜索在全美不同地区又有何不同呢？总体而言，和不容忍州相比，容忍州有更多的同性色情搜索。这是说得通的，因为一些男同性恋者从不容忍州搬到了容忍州，但这种不同远没有调查和脸谱网上显示的那么明显。我估计，在密西西比州有4.8%的男性色情搜索有关同性色情，远高于调查或脸谱网的数据，更接近在罗得岛州5.2%的同性色情搜索率。
那么，到底有多少美国男性是同性恋者呢？运用男性色情搜索（大约5%的搜索针对同性色情）的方法，似乎可以合理地估算出美国同性恋人口的真实规模。还有另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法可以得到这个数据，这种方法需要运用数据科学。我们需要利用容忍度与“出柜”同性恋人群之间的关系，请诸位给我点儿耐心。
我的初步研究表明，在一个既定的州内，对同性婚姻每20个百分点的支持率，就意味在脸谱网上公开自己同性恋者身份的该州男子数量会增至原来的1.5倍。基于此，我们可以估计有多少出生在一个假设完全接受同性恋（即所有人都支持同性婚姻）的地方的男性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我的估算是5%左右，这同运用色情搜索得到的数据十分吻合。加利福尼亚海湾地区的男高中生在对同性恋高度容忍的地区长大，其中约4%的人在脸谱网上公开“出柜”。[16]这似乎和我的计算不谋而合。
应该说我还没能想出如何估算女性之间的同性吸引数据，因为女性很少看色情片，所以色情数据在这儿几乎派不上用场。这使得该采样不那么具有代表性。那些看色情片的女性，甚至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被男性吸引的女人，似乎也喜欢看女性同性色情片。在色情网站上，女性看的20%的影片是女性同性色情片。
当然，5%的美国男性是同性恋者仅仅是一个推测。有的男性是双性恋者，有的男性（特别是年轻人）还不确定他们的性取向。显然，这个数据不可能像投票或者看电影的人数那样精确。
我的估算有一个很明显的后果：在美国，特别是在不容忍州，很多男性仍未“出柜”。他们不愿在脸谱网上透露自己的性取向，不会在调查中承认自己的性取向，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和女性结婚。
事实证明，妻子常常怀疑她们的丈夫是同性恋者。她们最常见的搜索证实了她们的疑惑：“我的丈夫是同性恋者吗？”“同性恋者”是作为补全“我的丈夫是不是……”这一搜索排名第一的词语，其搜索率比排名第二的“出轨了”高出10%，更是“酒鬼”一词的8倍，是“抑郁”一词的10倍。
最有说服力的是，质疑丈夫性取向的搜索在最不容忍的地区更为普遍。提出该问题的女性比例最高的州是南卡罗来纳州和路易斯安那州。事实上，在这个问题出现最频繁的25个州中，有21个州对同性婚姻的支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想要了解男性的性取向问题，谷歌和色情网站并不是仅有的有用数据资源。大数据中有更多证据告诉我们生活在“柜子”里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分析了“克雷格列表”（Graig list）网站上男性寻找“偶遇”的广告。寻求与男性偶遇的广告占比在较不容忍的州往往更大，其中数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亚拉巴马州最高。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个“柜子”，让我们再回到谷歌搜索数据获取更详尽的信息吧。和“同性色情片”搜索量相当的最常见的搜索之一是“同性恋测试”，这些测试可以推测并告诉男性他们是不是同性恋者。该搜索在最不容忍州的搜索量大致是其他州的两倍。
在搜索“同性色情片”和“同性恋测试”之间犹豫不决意味着什么呢？据推测，这暗示了一种备受折磨或十分困惑的心理。有理由怀疑这些人中的一些人希望证实他们对同性色情感兴趣并不代表他们实际上就是同性恋者。
谷歌搜索数据不允许我们查看某一特定用户过去的搜索记录，但是，2006年，美国在线（AOL）向学术研究人员公布了一个用户搜索样本。从这位匿名用户在6天内的搜索结果可以看出，这明显出自一个对自己的性取向感到很困惑的男人。谷歌的数据告诉我们，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居住在较为不容忍同性关系的州。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些数据背后的人，我求助了密西西比州一位致力于帮助未“出柜”同性恋群体的精神病医生，看他的病人中是否有人愿意接受我的访问。有一名男子愿意，该男子告诉我他60多岁，是一名退休教授，和一个女人结婚40多年了。
大约10年前，该男子在巨大的压力下就诊于这位精神病医生，最后弄清了自己的性取向。他说，他一直都知道自己被男性吸引，可他认为这是所有人都有的，也是所有男性都藏匿起来的秘密。在接受第一次治疗之后不久，他有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同性性行为，对象是他一个年近30岁的学生。他形容这次经历“美妙至极”。
他和妻子从未有过性生活。他说如果结束这段婚姻或公开和男性约会，他会有负罪感。他几乎对自己人生中的所有重要决定都感到遗憾。
这名退休教授和他的妻子还会相伴走下去，没有浪漫爱情，也没有性生活。尽管（同性恋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持续的不容忍只会让更多美国人采取同样的做法。
得知有5%的男性是同性恋者，并且其中还有很多人并未“出柜”，你或许不会感到震惊。过去曾经有过大多数人都感到震惊的时候，而今也总会有使大多数人感到惊讶的地方。
时任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在2007年坚称：“我们伊朗不像你们的国家那样有同性恋者。在伊朗没有这种现象。”[17]同样，在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举办之前，索契市长阿纳托利·帕霍莫夫在提到同性恋者时说道：“我们的城市里没有这类人。”[18]互联网行为却体现出索契和伊朗对同性色情的巨大兴趣。[19]
“柜子”不只是幻想的存储库。就性而言，人们保守着许多秘密，比如他们性生活频率如何。[20]
在本书的绪论中，我说过美国人声称他们使用的避孕套数量比每年的销量要多得多。因此，你可能会认为这意味着人们只是在说他们在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的频率比实际情况要高。这一证据表明，他们还夸大了自己过性生活的频率。在15~44岁之间的女性中，约有11%说她们性生活频繁，目前没有怀孕，也没有采取避孕措施。[21]即使是对她们的性行为次数进行相对保守的估计，科学家也可以推测每月有10%的人会怀孕[22]，但是这已完全超过全美的怀孕总数（每113名育龄妇女中仅有1人怀孕）。[23]在我们对性如此痴迷的文化中，你很难承认自己的性生活不频繁。
如果你正在寻求理解或建议，那么你就又一次具备了向谷歌透露个人信息的动机。在谷歌上，抱怨配偶之间不想要性生活的频率是抱怨夫妻之间不愿说话的16倍，抱怨未婚情侣之间不想要性生活的频率是抱怨伴侣不回消息的5.5倍。
谷歌搜索为这些无性情侣关系“抓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罪魁祸首。抱怨男朋友不肯过性生活的频率是抱怨女朋友的两倍。到目前为止，抱怨男朋友的头号搜索词条是“我的男朋友不愿意和我做爱”。（谷歌搜索没有按性别分类，但是由于之前的分析说过，95%的男性是异性恋者，我们可以猜测，不会有太多“男朋友”搜索来自男性。）
应该如何解读这一现象呢？这是否真的意味着男朋友比女朋友更多地拒绝性行为呢？不一定。正如前文所述，谷歌搜索可能会为人们不敢言之事所左右。相比女性而言，男性向朋友倾诉自己的伴侣不太有“性致”会更加自在。尽管如此，谷歌的数据依然无法说明男朋友拒绝性行为的可能性比女朋友大一倍，但它确实暗示了男朋友拒绝发生性行为的情况比人们说的更普遍。
谷歌的数据也表明，人们频繁地拒绝性行为可能是因为巨大的焦虑，而大部分焦虑都是多余的。先从男性的焦虑说起。男人对自己的性能力心存疑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这种疑虑的程度相当深。
男性搜索自己性器官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一个身体部位都要多，比搜索肺、肝、脚、耳朵、鼻子、喉咙和大脑的次数加起来还多。男性更多搜索的是如何使他们的阴茎变大，而不是如何给吉他调音、如何做煎蛋卷或如何更换轮胎。对于类固醇，男性在谷歌上最关注的并不是这类物质是否有损于自己的健康，而是服用后是否会影响自己阴茎的大小。在谷歌上，男性最关注的身心状况随年龄增长而变化的问题也是他们的阴茎会不会变小。
旁注：谷歌关于男性生殖器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是：“我的阴茎有多大？”男人选择谷歌而不是尺子，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数字时代的典型表现。[24]
女人在不在意阴茎的大小呢？从谷歌搜索来看，几乎不会在意。男人大约每搜索170次阴茎，女性才只有1次。诚然，在极少数情况下，女性确实关注伴侣的阴茎，但这种情况往往与其尺寸巨大有关，“小”并不是她们关心的。有超过40%的抱怨都在说伴侣的阴茎太大了。“疼痛”是女性搜索“做爱时……”最常见的补全词，“出血”“撒尿”“哭”“放屁”排在前5位。然而，在查找改变自身阴茎尺寸的搜索中，只有1%的男性在搜索如何使其变小。
男性第二常见的性问题是如何延长自己做爱的时间。男性的不自信感似乎又没和女性的关切对上号。搜索如何使男朋友更快达到高潮和更慢达到高潮的数量几乎相当。事实上，女性关于男朋友高潮最关切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时候发生，而是为什么根本就没发生过。
当涉及男性时，我们并不经常讨论身体形象的问题。确实，尽管女性的确格外关注自己的个人外貌和形象，却并不像陈旧观念暗示的那么邪乎。根据我对谷歌广告关键词的分析（该网站可以计量人们访问网站的次数），在对美容和美体感兴趣的人中，男性占比42%；在对减肥感兴趣的人中，男性占比33%；在对整容手术感兴趣的人中，男性占比39%。在所有与乳房相关的“如何”形式的搜索中，约20%搜索了“如何解决平胸问题”。
尽管对身体缺乏自信的男性人数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多，但女性对自己样貌的不自信程度仍然超过男性。那么，关于女性的自我怀疑，这个数字吐真剂可以为我们揭示出什么呢？在美国，每年有超过700万次隆胸的搜索。官方统计数据告诉我们，每年有大约30万名妇女接受该类手术。
女性对自己的臀部也表现出极大的不自信，尽管近年来很多女性改变了对自己的外貌“挑三拣四”的旧观念。
2004年，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关于臀部塑形最常见的搜索是如何使其变小，想要丰臀的搜索大多集中在黑人人口众多的地区。然而，从2010年开始，在美国其他地区，对于丰满臀部的向往越来越强烈。若其自身并非后验分布，这一喜好已在4年内增至原来的三倍。2014年，询问如何使臀部变大的搜索量在每个州都超过了如何使其变小。现在，在美国，每搜索隆胸5次，就有1次丰臀搜索。（感谢金·卡戴珊！）
女性对于更大臀部的偏好是否契合了男性的需求呢？有趣的是，正是这样！相关搜索也曾经集中在黑人社区，而最近却席卷全美。
男人对女人的身体还有什么别的需求呢？如前所述，大多数人会明显发现，男性表现出对大乳房的偏好。大约12%的不同类型色情搜索都有关巨乳，比小乳房色情搜索量多了近20倍。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男性希望女性丰胸。大约3%的大乳房色情搜索明确表示，男性希望看到自然的乳房。
谷歌关于妻子和隆胸的搜索正好分为两部分：一是如何说服她去隆胸，二是苦恼于她为什么想要隆胸。
或者再看看对女朋友乳房最常见的搜索：“我爱女朋友的胸部”。目前还不清楚男性在搜索这一词条时希望从谷歌找到什么。
和男性一样，女性对自己的生殖器也有疑虑。事实上，她们对阴道的疑虑几乎和男性对阴茎的一样多。女性往往担心自己阴道的健康状况，但至少有30%的疑虑涉及其他方面。女人们想要知道如何修剪耻毛、收紧阴道，以及如何改善它的气味。如前文所述，所有女性都惊人地关注同一问题，那就是如何改善阴道的气味。
女性最担心的是她们的阴道闻起来像鱼，以及醋、洋葱、氨气、大蒜、奶酪、狐臭、尿、面包、漂白剂、粪便、汗水、金属、脚、垃圾和烂肉。
一般来说，男性的谷歌搜索中很少包含伴侣生殖器。男性搜索女朋友阴道的次数大约与女性搜索男朋友阴茎的次数相同。
当男性搜索伴侣的阴道时，通常也会抱怨女性最担心的问题：气味。大多数情况下，男性都在设法找一种方法，在不伤到伴侣的情况下，告诉她有一种难闻的气味。然而，有时候男性对气味的疑问却揭示了他们对自己的不自信。男性偶尔会搜索如何使用这种气味来侦察出轨的方法——比如它闻起来像安全套，再如像另一个男人的精液。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所有这些不为人知的不自信呢？这里有一些好消息，谷歌给了我们合理的理由无须顾虑那么多。许多源于我们的性伴侣如何看待我们的最深层次的恐惧是说不通的。性伴侣独自一人在自己的电脑上，没有任何说谎的动机，告诉网络他们不肤浅，也很宽容。事实上，我们都忙于关注自己的身体，没有精力去在意别人的。
谷歌性搜索中最受关注的两大问题（缺乏性生活，对自身的性魅力及性能力缺乏自信）之间也可能存在联系，或许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或许如果我们对性少些担忧、焦虑，反而会有更多鱼水之欢。
关于性，谷歌搜索还能告诉我们别的什么信息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性别间的比拼，看看谁更加慷慨。以所有想办法为异性提供更棒口交体验的搜索为例，寻找窍门的人中是男性更多还是女性更多呢？谁在性方面更加慷慨，男性还是女性？当然是女性。算上所有的可能性，在搜索如何更好地为对方口交方面，我估算男女比例为1∶2。[25]
当男性在寻找口交的小窍门时，他们往往不是在寻找如何让对方满意。男性搜索如何让自己获得更好的口交体验，同时也会搜索如何给女性带来高潮，两项搜索频率相当。（这是我在谷歌搜索数据中发现的我最喜欢的真相。）
憎恶与偏见的真相
性和爱并不是人们总是羞于提起的唯一话题，因此，也不是人们秘而不宣的唯一话题。许多人都有充分的理由保留自己的偏见。我想你可以称之为一种进步——今天，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们以种族、性取向或宗教来判断一个人的话，就会遭人唾弃，但许多美国人仍然这样做。（这是本书的另一部分，我必须警告各位读者，这一部分包含令人不悦的内容。）
你会在谷歌上发现这一点，用户有时会问“为什么黑人很粗鲁”或者“为什么犹太人如此邪恶”等问题。表4–2依次是在进行不同族群对应搜索时使用频率前5的负面词汇。[26]
表4–2 不同族群搜索使用频率前5的负面词汇
这些刻板印象中的一些固定模式非常明显。例如，非洲裔美国人是唯一一个被贴上“粗鲁”标签的群体。除了犹太人外，几乎每个群体都是“愚蠢”的受害者。犹太人和同性恋者被视为“罪恶”的代表，而非洲裔美国人、墨西哥人、亚洲人则幸免于难。
看看2015年12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贝纳迪诺大规模枪击事件后不久发生了什么。当天上午，里兹万·法鲁克（Rizwan Farook）和塔什芬·马利克（Tashfeen Malik）手持半自动手枪与半自动步枪闯入法鲁克同事的会议杀害了14人。那天晚上，媒体首次报道其中一名枪手的名字，听起来像穆斯林。就在几分钟后，相当大一部分加利福尼亚州人对如何处置穆斯林下定了决心：杀了他们。[27]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有关“穆斯林”的搜索中，搜索量最高的就是“杀死穆斯林”。总的来说，美国人搜索“杀死穆斯林”的频率和搜索“马提尼配方”“偏头痛症状”“牛仔名册”的是相同的。
在圣贝纳迪诺袭击之后的日子里，每有一个美国人关注“伊斯兰恐惧症”，就有另一个人搜索“杀死穆斯林”。在这次袭击前，仇恨搜索大约占到穆斯林相关搜索的20%，而在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超过半数对穆斯林的搜索都带上了仇恨。
这些以分钟为单位的搜索数据可以告诉我们，要平息这种愤怒是多么的困难！袭击发生后的第四天，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黄金时段向全国发表了演讲。他向全美保证，政府定会遏制恐怖主义，更重要的是，还会消除这种危险的伊斯兰恐惧症。
奥巴马在谈到包容和容忍的重要性时，一直呼吁人们相信真善美。这番言辞铿锵有力，打动人心。《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对奥巴马所说的“［警告］不要让恐惧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力”这番话倍加赞扬。《纽约时报》称这个演讲“强硬”而又“平静”。Think Progress网站称赞这番话为“仁政的必要工具，旨在挽救美国穆斯林的生命”。换句话说，奥巴马的演讲被视为一个重大成功，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谷歌搜索数据显示的却截然不同。我与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的埃文·索尔塔斯（Evan Soltas）一起调查了这些数据。在演讲中，总统说：“所有美国人（不论你的信仰是什么）都有责任拒绝歧视。”在演讲时和结束后短时间内，形容穆斯林为“恐怖分子”“坏的”“暴力的”“罪恶的”的搜索翻了一番。奥巴马还说：“我们有责任拒绝对我们准许进入这个国家的人进行宗教测试。”对于叙利亚难民（一个几乎全由穆斯林组成的，拼命寻找安全避难所的群体）的消极搜索上升了60%，而寻求如何帮助叙利亚难民的搜索下降了35%。奥巴马恳求美国人“不要忘记自由比恐惧更强大”。然而，在其演讲过程中，“杀死穆斯林”的搜索量却增至原来的三倍。事实上，在奥巴马演讲期间和之后，我们可以认为几乎每一项和穆斯林相关的负面搜索都会疯长，几乎每一项正面搜索都会下降。
也就是说，奥巴马似乎说了完全没毛病的话，所有的传统媒体都为奥巴马治愈人心的发言发去贺电，但是来自互联网的新数据（数字吐真剂）则表明这个演讲的效果实际上事与愿违。互联网数据告诉我们，实际上奥巴马的发言并未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安抚了愤怒的群众，反而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我们认为正在发挥作用的东西可能会呈现与预期效果完全相反的结果。有时我们需要互联网的数据来纠正自我认可的本能。
那么，奥巴马当时应该说些什么才能平复这种目前在美国如此高涨的仇恨情绪呢？这个话题我们稍后再说。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美国这根由来已久的偏见之脉，仇恨的形式其实已经超越了其他的一切，这是最具破坏性的，也是本书开篇就提到的研究话题。在使用谷歌搜索数据的过程中，我发现关于互联网仇恨最具说服力的一个事实就是“黑鬼”一词的普及。
每年在美国有700万次搜索中包含“黑鬼”一词，要么是单数形式，要么是复数形式。（再说一遍，说唱歌曲中使用的词几乎都是“黑人”，而不是“黑鬼”，所以嘻哈歌词是否计算在内无妨大局。）“黑鬼笑话”的搜索量是“犹太人笑话”“亚洲佬笑话”“西班牙人笑话”“中国佬笑话”“基佬笑话”搜索总量的17倍以上。[28]
什么时候“黑鬼”或“黑鬼笑话”的搜索最常见呢？每当非洲裔美国人出现在新闻上的时候。“卡特里娜”飓风来袭之后，当时电视和报纸展示了在新奥尔良绝望的黑人挣扎求生的图像，那时这样的搜索达到了最高峰。奥巴马第一次当选时，此类搜索也有过暴涨。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黑鬼笑话”搜索量平均会上涨约30%。[29]无处不在的种族诋毁使人们对当前种族主义的一些解释产生了怀疑。
任何种族主义理论都必须解释美国当下存在的一大疑惑。一方面，绝大多数美国黑人认为自己深受偏见之苦——在警局、求职面试和陪审团裁决中他们都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受到了歧视；另一方面，很少有美国白人会承认自己是种族主义者。
许多政治科学家最近多半采用的解释是，上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隐性偏见普遍存在。该理论认为，美国白人可能心怀好意，但他们潜意识中带有偏见，这影响了他们对美国黑人的态度。学术界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测试这种偏见，名为隐性关联测试。
一直以来，这类测试都显示，对大多数人来说，将黑人面孔与正面词汇（比如“好的”）联系起来要比与负面词汇（比如“糟糕”）联系起来多花几毫秒的时间；而对白人面孔，结果则相反。额外花费的时间就是某人隐性偏见的证据——他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偏见的存在。
对于非洲裔美国人感受到的这种歧视，白人是矢口否认的，但我们还有另一种解释——隐形显性种族主义。假设有一种刻意的种族主义广为人知，人们意识到了，但绝不承认其存在——当然不是在调查中。这似乎就是搜索数据想要说的。搜索“黑鬼笑话”并没有什么好隐藏的。很难想象，在没有显性种族歧视对黑人的巨大影响情况之下，美国人搜索“黑鬼”一词的频率竟然会和“偏头痛”和“经济学家”相同！在谷歌数据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方法来应对这种敌意，现在我们有了。我们现在可以看清其中真意了。
正如前文所述，这一偏见解释了为什么奥巴马2008年和2012年的投票总数在许多地区都不客观。一个经济学家团队最近报告，这还与黑人和白人的工资差距有关。[30]我发现搜索种族主义最多的区域往往支付给黑人的工资要少。然后是特朗普的候选人现象。绪论中，民意调查专家纳特·西尔弗在我所开发的种族主义地图中找到了一个地理变量，该变量和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特朗普的支持者有密切关系，那就是对“黑鬼”一词的搜索。
最近学者已经将各州对黑人的隐性偏见进行了逐一估量，这使我能够将谷歌搜索估量出的显性种族主义带来的影响和隐性种族偏见进行比较。例如，我测试了两者在奥巴马两次总统选举中产生的副作用。通过回归分析，我发现，要预测奥巴马表现不佳的地区，谷歌网站关于种族主义的搜索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但隐性种族偏见的相关预测表现欠佳。
为了刺激和鼓励这方面的研究，我提出了以下推论，期待各界学者检验。今天歧视非洲裔美国人的主要原因，其实不是同意参加调查试验的人在消极词汇和黑人之间建立的潜意识联系，而是数百万个美国白人继续做着类似“黑鬼笑话”这样的搜索。
黑人在美国经常遭受的歧视似乎更多地受隐形的显性敌意驱使，但对其他群体而言，潜意识中的偏见可能会产生更为根本的影响。例如，我可以使用谷歌搜索找到对另一部分人群（年轻女孩）隐性偏见的证据。
那么，你可能会问，谁会对女孩怀有偏见呢？
他们的家长。[31]
孩子的家长经常会为自己的孩子有天赋而激动不已，这再正常不过了。事实上，在所有以“我两岁的孩子”开头的谷歌搜索中，最常见的补全词就是“有天赋吗”，但这个问题在孩子的性别上没有均等地体现。家长搜索“我的儿子有天赋吗”的次数比“我的女儿有天赋吗”多2.5倍。在使用其他与智力相关的词汇（比如他们不好意思说出的“我儿子是天才吗”）时，家长也表现出类似的偏见。
是因为家长意识到女孩和男孩之间存在这种差异吗？难道是因为男孩比女孩多用难词或者显得更有天赋吗？不！即便有差别，情况也应该正好相反。小时候，女孩的词汇量总是更大，会使用更复杂的句子。在美国的学校里，女孩进天才班的概率比男孩大9%。[32]尽管如此，家长环顾餐桌时，他们的眼里似乎也只有男孩。[33]事实上，在我测试过的所有与智力相关的搜索词（包括那些暗示智力匮乏的词）中，父母更倾向于搜索他们儿子的情况，而不是女儿。“我的儿子掉队了吗”或“我的儿子笨吗”这类搜索也比与女儿相关的搜索要多得多。相较于带有负面词汇的搜索如“掉队”和“笨”，带有正面词汇的搜索如“有天赋”或“天才”更倾向于和男孩联系在一起。
那么，父母最关心女儿的什么呢？主要是她们的外貌。想想那些关于孩子体重的相关搜索就会明白这一点。父母用谷歌搜索“我的女儿超重吗”这一词条的次数是他们搜索儿子的两倍。相较于儿子，家长有两倍的概率会搜索如何让女儿减肥。正如天赋一样，这种性别偏见并不具有现实基础。大约有28%的女孩超重，而男孩的超重比例却高达35%。[34]尽管超重的男孩比女孩多，但是父母更多地看到或更担心女儿而非儿子超重。
家长问他们的女儿是否漂亮的次数是问儿子是否英俊的一倍半，而问他们的女儿丑不丑的次数更是问儿子丑不丑的三倍！（他们为什么会认为谷歌可以衡量一个孩子的美丑呢？这很难说。）
通常来说，父母似乎更有可能在有关儿子的问题中使用正面的词汇。他们更容易问他们的儿子是否“开心”，不太容易问儿子是否“沮丧”。
自由派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些偏见仅在美国保守派地区比较常见，但是我没有找到任何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事实上，我没有发现这些偏见与国家的政治或文化构成有丝毫关联。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偏见自2004年谷歌搜索数据首次出现以来有所减少。看起来，这种对女孩的偏见比我们想象的更广泛、更根深蒂固。
人们的传统观念认为并不存在所谓的歧视，而性别歧视并非这种观念的唯一沦陷区。
（网友）Vikingmaiden88 26岁，喜欢读史和写诗，她的个性签名来自莎士比亚的作品。我收集了她在“风暴前线”上的所有个人资料和帖子，还了解到她十分喜欢我供职的《纽约时报》网站上的内容。她曾经写过一篇关于《纽约时报》风格的帖子。
我最近分析了“风暴前线”上数以万计的个人信息，注册会员可以输入他们的家庭住址、出生日期、兴趣和其他信息。[35]
“风暴前线”由前三K党头目唐·布莱克（Don Black）于1995年创立，该网站最受欢迎的“社群”是“国家社会主义者联盟”（Union of National Socialists）与“阿道夫·希特勒的‘粉丝’和支持者”（Fans and Supporters of Adolf Hitler）。根据媒体评测和网络分析公司Quantcast的统计，过去一年中，每月都有20万~40万名美国人访问该网站。最近的一份“南部贫困法律中心”报告称，过去5年里有将近100起谋杀案与“风暴前线”的会员难脱干系。
“风暴前线”的会员和我猜想的完全不同。
他们往往很年轻（至少根据其自报的出生日期来看是这样的）。该网站会员最常见的年龄是19岁，而19岁用户的注册量是40岁用户的5倍。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用户虽然趋于年轻化，但不会有那么年轻。
个人资料中没有性别选项，但是我查看了所有的帖子和一个美国用户随机样本的完整档案，事实证明，你可以搞清楚大部分会员的性别：我估计“风暴前线”的女性会员大约有30%。
会员比例最高的几个州是蒙大拿州、阿拉斯加州和爱达荷州，这些州以白人居多。这是否意味着在种族相对单一的地区长大更有可能滋生仇恨心理呢？
可能并非如此。确切地说，这些州的非犹太白人的比例较高，所以作为一个攻击犹太人和非白人的群体，“风暴前线”有可能在这些州拥有更多潜在会员。事实上，加入“风暴前线”的目标受众比例在少数族裔人口更多的地区更高。去看18岁及以下的“风暴前线”会员的资料时，这一点尤为真切，因为他们自己无法选择居住地。
在这个年龄组中，加利福尼亚州作为少数族裔人口最多的州，其会员比例远高于25%的全国平均水平。
“支持反犹太主义”（In Support of Anti-Semitism）是该网站上最受欢迎的“社群”之一。加入该社群的成员比例与一个州的犹太人数量呈正相关。犹太人最多的纽约州的成员比例就高于全美平均值。
2001年，（网友）Dna88加入了“风暴前线”，他形容自己是一个“英俊的、具有种族意识的”互联网开发者，30岁，现住在“犹约城”（Jew York City）。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他写了200多篇帖子，比如“犹太人危害人类罪”和“犹太人血钱”，并将人们引导到一个网站，该网站自称是“犹太复国主义犯罪”的“学术图书馆”。
“风暴前线”会员抱怨少数族裔说不同的语言，而且还犯罪。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对“约会市场”竞争的抱怨。
在加拿大前总理提议“加拿大应该保留一个白人国家的特征”之后，一位自称威廉·莱昂·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的人在2003年写道，在看到一个白人女子“带着她那个丑陋的黑人小杂种”的时候，他努力“遏制”着自己的“愤怒”。洛杉矶一名41岁的学生Whitepride26在她的资料里写道：“我不喜欢黑人、拉丁美洲裔，有时甚至包括亚洲人，当男性觉得她们比白人女性更有吸引力的时候尤其如此。”
某些政治事态的发展发挥了作用。迄今为止，“风暴前线”历史上会员数量增幅最大的一天是2008年11月5日，即奥巴马当选总统的次日。然而，在特朗普候选期间，“风暴前线”的会员数量几乎没有变化，只是在他胜选之后有微弱上涨。[36]特朗普乘上了白人民族主义的东风，但没有证据证明是他掀起了一股白人民族主义的浪潮。
奥巴马的当选导致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的情绪高涨，特朗普的当选似乎是对此做出的回应。
有一件事似乎并不重要：国家的经济状况。包月会员注册量和国家失业率之间毫无关系。“风暴前线”在受“大萧条”影响较大的州的谷歌搜索比例并无任何增长。
也许最令人感兴趣的（也是最令人惊讶的）是“风暴前线”会员聊的一些话题。这些话题同我和朋友谈论的那些话题很相似。也许是我本人太天真吧，我本以为白人民族主义者与我和我的朋友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却不料他们一直以来也夸赞《权力的游戏》，也讨论PlentyOfFish和OkCupid等在线交友网站的比较优势。
证明“风暴前线”的用户与我和我的朋友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关键事实是：《纽约时报》在“风暴前线”用户中的普及程度。看《纽约时报》网站的并非只有Vikingmaiden88一人，还有很多“风暴前线”的用户。事实上，与访问雅虎新闻网站的“风暴前线”用户进行比较时，你会发现访问纽约时报网（nytimes.com）的“风暴前线”用户数量是访问雅虎新闻网站的两倍。
（发泄）憎恨的网站的会员居然在看如此自由的纽约时报网？这怎么可能？如果有这么多的“风暴前线”会员从纽约时报网得到他们需要的消息，就意味着我们对白人民族主义者的传统看法是错误的，也意味着我们关于互联网如何运作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
互联网的真相
大多数人都认为，现如今互联网正使美国人之间日渐疏离，导致大部分人藏匿在网站里，在网上寻找和他们“志同道合”的人。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教授这样描述这种情形：“我们的通信市场正快速（向另一种情形）转变，人们把自己困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派只关注和了解自由派，温和派只关注和了解温和派，保守派只关注和了解保守派，新纳粹只关注和了解新纳粹。”
这一观点是说得通的。毕竟，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无限的选择，我们可以借此消费新闻。我想读什么就能读什么，你想读什么就能读什么，网友Vikingmaiden88也一样，想读什么就能读什么。如果对人们不加干涉，他们往往会找寻能证实自己想法的观点。因此，毫无疑问，互联网必然会制造极端的政治隔离。
但是，这个标准观点有一个问题：数据显示它根本就是错的。
马特·根茨科和杰西·夏皮罗这两位经济学家在2011年的一项研究中提供了反对这一传统观念的证据，他们的工作我在前文中已有论述。
根茨科和夏皮罗收集了许多美国人（一个很大的样本）上网行为的数据。他们的数据集还包括受试者（自述的）思想形态：他们认为自己更偏向自由或保守。这两位经济学家使用这一数据估量了互联网上的政治隔离状况。[37]
如何估量的呢？他们做了一项有趣的思维试验。
假设你随机选取了两名恰好在访问同一新闻网站的美国人做样本，其中一人是自由派，那么另一人是保守派的概率有多大？换句话说，自由派和保守派多久会在新闻网站“相遇”一次？
为了进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假设自由派和保守派从不在互联网上相同的地方获取网络新闻。换句话说，自由派人士仅仅访问自由派网站，保守派人士仅仅访问保守派网站。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访问某一特定网站的两名美国人持相反政治观点的概率则为零。互联网将被彻底隔离开来，自由派和保守派也永远不会在网上有交集。
相反，假设自由派和保守派获取新闻的方式一致。换句话说，双方访问任何特定的新闻网站的可能性相当。若是这种情况，那么访问某一特定网站的两名美国人持相反政治观点的概率则大约为50%。互联网将不会再有分割，自由派和保守派也完全可能在网上有交集。
那么，数据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呢？根据根茨科和夏皮罗的研究，在美国，访问同一新闻网站的两个人持相反政治观点的概率约为45%。换句话说，相比完全隔离，互联网更接近使双方实现完美交集。自由派和保守派每时每刻都会在互联网上“相遇”。
真正令互联网缺乏隔离性的因素，其实是人们将其比作现实生活其他方面的隔离。根茨科和夏皮罗可以为各种线下的互动重复他们的分析。两个家庭成员持相反政治观点的概率是多少？两个邻居呢？两位同事呢？两位朋友呢？
根茨科和夏皮罗使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eneral Social Survey）发现，以上所有的结果都要比访问同一网站的两个普通人持相反政治观点的概率小（见表4–3）。
表4–3 你遇到的人和你持相反政治观点的概率
换句话说，相比在线下，你更有可能在线上遇到持相反观点的人。
为什么不是互联网更倾向于隔离呢？有两个因素限制了互联网的政治隔离。
首先，可能有点儿出人意料，互联网新闻业是由少数几家大型网站主宰的。我们通常认为互联网会吸引见解偏激的人，但实际上，不论你持何种观点，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网站。不管是支持或反对枪支持有的人士，还是雪茄权和美元硬币活动家，抑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白人民族主义者，都有自己的网络站点，但是，所有这些网站加起来仅仅占互联网新闻流量的很小一部分。事实上，在2009年，雅虎新闻、美国在线新闻、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网（msnbc.com）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com）这4家新闻网站收集了一半以上的新闻评论。雅虎新闻仍然是最受美国人欢迎的新闻网站，拥有每月9 000万的独立访客，几乎是“风暴前线”读者人数的600倍。诸如此类的大众媒体网站受众广泛，政治倾向多元。
其次，很多持强烈政治观点的人都会访问刊登相反观点的网站，哪怕仅仅是为了生气，然后再争论一番。政治迷不会把自己仅仅局限在同他们持相同观点的网站。经常访问极端自由派网站如thinkprogress.org和moveon.org的人，比普通互联网用户更有可能访问右倾网站foxnews.com；同样，经常访问极端保守派网站如rushlimbaugh.com和glennbeck.com的人，比普通互联网用户更有可能访问较为自由的网站nytimes.com。
根茨科和夏皮罗的研究基于2004—2009年的数据，即互联网历史较早时期的数据。有没有可能互联网从那以后越来越分裂呢？社交媒体，尤其是脸谱网，改变了他们最初的结论吗？很显然，如果我们的朋友愿意分享我们的政治观点，那么社交媒体的兴起应该也会像回音室那样回响不断，不是吗？
这一次，事情同样没有那么简单。尽管人们的脸谱网好友更有可能分享他们的政治观点，但一个数据科学家团队［成员包括艾坦·巴克希（Eytan Bakshy）、所罗门·梅辛（Solomon Messing）和拉达·阿达米克（Lada Adamic）］发现人们从脸谱网获取的相当一部分信息来自持相反观点的人。[38]
怎么会这样呢？难道我们的朋友就不分享我们的政治观点了吗？事实上，他们也会分享，但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脸谱网可能会引起一场更加多元的政治讨论，而不是线下交友。[39]平均而言，人们的脸谱网好友数量要比线下生活中的朋友多[40]，而且这些由脸谱网推动的不牢靠关系更有可能是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促成的。[41]
换句话说，脸谱网将我们暴露在不牢靠的社会关系中，例如高中校友、古怪的三表弟，以及你大概、或许、可能认识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你可能永远不会和这些人一起打保龄球或吃烤肉，也可能不会邀请他们参加晚会，但你会在脸谱网上加他们为好友，而且也会查看他们推送的文章链接，尽管这些文章包含你可能从未考虑过的观点。
总之，互联网实际上将持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汇聚到一起。一位普通的自由派人士可能一早上都和自由派丈夫、儿子待在一起，下午和自由派同事在一起，下班路上见到的也都是自由派汽车贴纸，晚上和瑜伽班的自由派同学一起上课。她回到家后，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上阅读一些保守派评论，或从共和党高中校友那里得到一个脸谱网链接，这可能就是她一天中最保守的时刻了。
在布鲁克林我最喜欢的咖啡店里，我可能永远不会遇到白人民族主义者，但我和网友Vikingmaiden88都是《纽约时报》网站的常客。
虐待儿童和人工流产的真相
互联网不仅可以让我们洞悉令人不安的态度，而且可以让我们对令人不安的行为有深刻理解。谷歌数据可以有效地提醒我们所有被常见信息来源遗漏的危机。毕竟，当人们陷入麻烦时，就会寻求谷歌的帮助。
想想经济大萧条时期虐待儿童的现象吧。
2007年年末经济大萧条刚露出苗头时，很多专家自然地担心这一现象可能会对孩子造成消极影响。毕竟，很多家长都将压力倍增、情绪低落，而这些都可能是导致虐待行为的主要因素。虐待儿童现象很可能会急剧增长。
紧接着官方数据发布，似乎专家多虑了。儿童保护服务机构称，其接到的虐待儿童案件越来越少，而且案件减少最多的正是那些受经济大萧条影响最严重的州。201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儿童福利专家理查德·盖利思（Richard Gelles）告诉美国联合通讯社：“这些悲惨的预测并没有实现。”[42]确实，尽管看来有违直觉性，但是虐待儿童现象似乎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减少了。
但是，很多成年人因经济大萧条而下岗，心情郁闷，虐待儿童现象真的减少了吗？[43]我很难相信这一点，所以我向谷歌数据寻求查证。
事实证明，有些孩子在谷歌上的搜索很悲惨，让人心痛，例如“我妈妈殴打我”或“我爸爸打我”。这些搜索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与人们料想不同而又令人极度痛心的画面。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这样的搜索数量激增，与失业率密切相关。
我想真实的情况应该是虐待儿童案件的报道量下降了，而不是虐待儿童这一行为减少了。毕竟，估计只有一小部分虐待儿童案件会上报到政府。在经济大萧条期间，很多愿意上报虐待儿童案件的人（如教师和警察）和处理案件的人（儿童保护服务工作者）更有可能过度劳累或失业。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人们也在尽力上报许多潜在的（虐待儿童）案件，却要面临漫长的等待，最终只好放弃。[44]
的确，有更多证据显示（这次不是来自谷歌），在经济大萧条期间，虐待儿童现象实际上在不断增长，但只有当孩子因被虐待或忽视而死亡时，案件才不得不上报。这种死亡现象虽然很少，但在受经济大萧条冲击最严重的几个州有所上升。
而且，谷歌的一些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经济大萧条的重灾区有虐待儿童行为。虐待和忽视儿童问题最严重的几个州在经济大萧条前就占据了全美虐待儿童搜索量的“鳌头”，可这些州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的虐待儿童相关搜索量仍然不断增长。失业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虐待儿童”或“忽视儿童”的搜索率就会上升3%。想必这些人中大多数从来没有成功上报过虐待儿童案件，因为这些州的报告数量下降最多。
受虐儿童的搜索增加，儿童死亡率飙升，在经济重灾区人们质疑虐待儿童现象的搜索激增，但是，案件的上报率在下降。经济大萧条似乎导致了更多的孩子告诉谷歌，他们的父母正在殴打他们，越来越多的人也怀疑自己看到了虐待儿童现象，但负担过重的机构无力处理更多案件。
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尽管传统的方法没有显示出来，但是经济大萧条的确让虐待儿童的行为更严重了。
现在只要怀疑人们可能会遭受痛苦，我就会向谷歌数据求证。了解这项新数据及其解读方法有很多潜在好处，其中之一便是有可能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否则这些人很可能会被当局忽视。
所以，最近，当美国最高法院研究使堕胎更难的法律所产生的效力时，我便向查询数据求助了。我怀疑受这项立法影响的妇女可能会通过谷歌搜索某种终止妊娠的民间方法。[45]她们确实这样做了，而这些搜索在通过限制堕胎法律的州是最多的。
这里的搜索数据有用，但很麻烦。
2015年，在美国，人们通过谷歌网站搜索了超过70万次自行堕胎的方法。相比之下，当年堕胎诊所的搜索量约为340万。这表明，考虑堕胎的妇女中有相当多的人在考虑自己动手。
妇女通过非官方渠道搜索了大约16万次获取堕胎药的方法——“在线购买堕胎药”和“免费堕胎药”。她们向谷歌询问有关欧芹等药物或维生素C的流产效果。大约有4 000人搜索用衣架堕胎的指示说明，其中有1 300次搜索短语“如何用衣架堕胎”。还有几百次搜索是关于通过击打肚子等进行人工流产的。
是什么引起了人们对自行堕胎的兴趣呢？谷歌搜索的地理位置和时间指出了一个可能的原因：当女性很难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堕胎时，就会寻求非官方的方法。
2004—2007年，自行堕胎的搜索率相当稳定，2008年年底开始上升，与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大萧条如影随形。2011年搜索率猛涨，增长了40%。生育权利组织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将2011年列为美国近期打击流产行为的开始，美国颁布了限制堕胎的92项国家规定。对比发现，加拿大没有对生育权利做强行规定，因此在同一时期也就没有出现自行堕胎搜索率的可对比增长。
谷歌自行堕胎搜索率最高的州是密西西比州，一个有着大约有300万人口的州，现在却只有一家堕胎诊所。古特马赫研究所认为，自行堕胎搜索率最高的10个州中有8个对堕胎持敌视或非常敌视的态度，而自行堕胎搜索率最低的10个州中没有一个持这样的态度。
当然，我们无法从谷歌搜索中得知有多少女性成功自行堕胎，但有证据表明，有相当多的女性可能成功了。有一种方法可以说明这一点，那就是比较堕胎和出生数据。
拥有全美堕胎数据的最后一年是2011年，这一年，生活在堕胎诊所很少的州的女性的合法堕胎行为更是少得可怜。
将10个人均拥有堕胎诊所数量最多的州（包括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与10个人均拥有堕胎诊所数量最少的州（包括密西西比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相比，生活在堕胎诊所最少的州的妇女合法堕胎率降低了54%，即每1 000名15~44岁妇女中会出现11次堕胎的情况。生活在堕胎诊所数量最少的州的妇女虽然也多生了一些孩子，但新生婴儿增量不大，仅为每1 000名育龄妇女多生6胎，这个数字并不足以弥补堕胎率下降后应该增加的婴儿数量。
换句话说，在美国最难堕胎的部分地区似乎有一些缺失的怀孕数据。官方消息来源并没有告诉我们在那些难以堕胎的州，每1 000名妇女中那5例缺失的婴儿分娩数据究竟是怎么回事。
谷歌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线索。
我们不能盲目相信常规数据。常规数据可能会告诉我们，虐待儿童或堕胎已经减少，政治家可能会因此庆祝这一成就，但是，我们认为我们看到的结果可能在数据搜集方法上存在人为的缺陷。事实可能并非如此，有时甚至更黑暗。
脸谱网好友的真相
总的来说，本书是关于大数据的，但这一章强调最多的是谷歌搜索，我认为它揭示了一个隐秘的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自以为看到的世界截然不同。那么，其他大数据源也揭示了数字吐真剂吗？事实上，像脸谱网这样的大数据源往往与数字吐真剂相反。
在社交媒体上，就像在调查中一样，人们没有说实话的动机，而且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树立良好形象的动机远甚于在调查中自我粉饰的动机，毕竟在线表达都不是匿名的。你在讨好关注你的人，也在告诉你的朋友、家人、同事和陌生人你是谁。
想要知道社交媒体的数据偏向性有多强，可以关注备受尊重的学术月刊《大西洋月刊》（Atlantic）和通常哗众取宠的八卦杂志《全国问讯报》（National Enquirer），对比一下两者的受欢迎程度便一目了然了。两种出版物的平均发行量难分伯仲，销售量都有几十万份。[46]（《全国问讯报》是周刊，所以其实际销售量更大。）两份杂志在谷歌上的搜索量也是相当的。
然而，在脸谱网上，大约有150万人给《大西洋月刊》点赞，或者在他们的个人主页中讨论《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47]，而为《全国问讯报》点赞或讨论其内容的却只有大约5万人（见表4–4）。
表4–4 《大西洋月刊》与《全国问讯报》的流行度比较
想要评估杂志的受欢迎程度，发行量是基本依据。谷歌数据的作用几乎与其相同。脸谱网的数据则对那个小报抱有严重的偏见，这使之成为判断人们真正喜欢什么的最没用的数据。
阅读有偏好，生活同样如此。在脸谱网上，我们展示的是有教养的自我，而不是真实的自我。我在本书，实际上在本章中才使用了脸谱网数据，但我会始终谨记这个忠告。
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交媒体缺失的部分，我们不妨再回到色情内容这一话题。首先，我们得提一下互联网充斥着淫秽内容这一普遍看法是不正确的。互联网上的大部分内容是无关色情的。例如，访问量最大的十大网站中，没有一个是色情网站。[48]所以，虽然色情网站的人气很高，但不应对其无限夸大。
尽管如此，但是只要仔细想想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浏览和分享色情内容，就会明白脸谱网、照片墙和推特只提供了一个有限的窗口，人们通过这些媒介并不足以了解互联网上真正受欢迎的事物。如今有大量的网站广受欢迎，但其社会存在感很弱。
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视频是“鸟叔”朴载相的《江南style》，这是一个讽刺传统韩国人的滑稽流行音乐视频。该视频自2012年推出以来，仅在视频分享网站优兔（YouTube）上的浏览次数就高达约23亿次。无论你访问哪个网站，都可以明显感受到它的流行度。这一视频已经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被分享了数千万次。
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色情视频浏览数已经超过8 000万次。换句话说，《江南style》每受到观看30次，这一色情视频就会播放一次。如果社交媒体能为我们提供准确的视频观看次数，那么这一色情视频的观看次数应该达上百万次，是这个视频只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过几十次，而且分享者主要是色情明星，而非普通用户。人们显然觉得没有必要向朋友宣传他们对这段视频的兴趣。
脸谱网是数字化的（是向我的朋友吹嘘我的生活有多好的）吐真剂。在脸谱网的世界里，一般的成年人似乎都已经结婚了，而且婚姻幸福，在加勒比海度假，阅读《大西洋月刊》；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都在超市付款排队时生闷气，偷偷浏览《全国问讯报》，无视爱人的来电，和枕边人也是多年没有过性生活了。在脸谱网的世界里，家庭生活似乎是完美的；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生活一团糟，甚至有些人偶尔会后悔生下孩子。在脸谱网的世界里，每个年轻人似乎在周六晚上都会参加炫酷的聚会；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都是独自在家，在网飞（Netflix）网站上看视频狂欢。在脸谱网的世界里，一位女性上传了和男朋友度假时拍摄的26张快乐的照片；在现实生活中，就在发布动态之后，她在谷歌搜索“我的男朋友不愿意和我发生性行为”，也许就在同时，她的男朋友正在观看色情视频。表4–5中罗列了常见的数字真相与数字谎言。
表4–5 数字真相与数字谎言
用户的真相
2006年9月5日凌晨，脸谱网推出了其主页的重大更新。[49]之前的版本只允许其用户点击查询他们朋友的个人资料，了解他们在做什么。该网站当时已有940万名用户，知名度极高。
然而，经过数月的努力，工程师开创了一种名为“消息推送”（News Feed）的功能，这一功能可以为用户呈现其好友更新的全部信息。
随后很多用户反馈，他们讨厌这些消息推送。就读于西北大学的本·帕尔（Ben Parr）发起了“学生抵制脸谱网消息推送”运动，他说：“消息推送太恐怖了，像个跟踪狂似的，必须要取消。”几天之内，就有70万人响应，表示支持帕尔的观点。一位密歇根大学的大三学生告诉《密歇根日报》（Michigan Daily）：“我真的要被新脸谱网吃掉了。我觉得自己天天似乎都被一个跟踪狂缠着一样。”
戴维·柯克帕特里克（David Kirkpatrick）在他的个人授权账号上讲述了网站的历史《脸谱网效应：讲述联络世界的公司不为人知的故事》（The Facebook Effect: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Company That Is Connecting the World）。柯克帕特里克把“消息推送”戏称为“脸谱网面临的最大危机”，但他说，他采访马克·扎克伯格时，作为这家迅速发展的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一点儿也不感到焦虑。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扎克伯格有数字吐真剂：脸谱网的点击率和浏览量。正如柯克帕特里克所写：
扎克伯格知道，不论人们在群里如何抱怨，他们其实是喜欢消息推送的。他有数据证明这一点。人们浏览脸谱网的平均时间比“消息推送”功能上线之前要多，而且他们在脸谱网上的操作也更多了——多得异乎寻常。8月，用户在服务器上的网页浏览量达到了120亿，而到了10月，也就是消息推送功能上线运行时，浏览量达到了220亿。
这并非扎克伯格所掌握的全部证据，就连反“消息推送”的群体引发的病毒流行都可以证明这项功能影响强大。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发展壮大，是因为有相当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朋友加入其中，而他们恰恰是通过消息推送这项功能了解到这一点的。
换句话说，人们加入声讨群体，齐声抱怨他们有多么不喜欢在脸谱网上看到朋友的日常生活，可同时他们还是在脸谱网上关注着朋友的生活点滴。消息推送功能依然运行着。脸谱网现在每天有超过10亿的活跃用户。
脸谱网的早期投资者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他的著作《从0到1》（Zero to One）一书中说，伟大的企业是建立在许多秘密之上的，这些秘密要么关乎自然，要么关乎人类。[50]本书第3章就曾提到，杰夫·塞德发现了左心室大小与马匹性能相关联的秘密，谷歌发现了链接中的信息有多强大的秘密。
蒂尔将“人的秘密”定义为“人们对自身尚未知晓的事情或不想为其他人所知而刻意隐藏起来的事物”。也就是说，这类企业其实是建立在人们的谎言之上的。
你可能会认为，扎克伯格根据自己在哈佛大学了解到的有关人类不快乐的秘密，创立了脸谱网的一切。大二刚开学的时候，扎克伯格曾经为他的同学创建一个名为Facemash的网站。这个网站仿照一个名为“我性感吗”的网站，在主页上贴出两名哈佛大学学生的照片，然后让其他学生评价谁更漂亮。
这个大二学生创建的网站引起了人们的愤怒。《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在社论版块中指责年轻的扎克伯格是在“迎合人们最糟糕的一面”。西班牙裔与非洲裔美国人群体指控他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然而，在哈佛大学的相关管理者关闭扎克伯格的网站之前——这个网站才刚刚成立几个小时而已，就已经有450个人浏览了该网站，并对两张照片投票共计22 000次。至此，扎克伯格已经了解到一个重要的秘密：人们会宣称自己很愤怒，也会贬低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但他们仍然会点击、浏览。
他还懂得了另一件事：尽管人们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认真负责，对他人的隐私心怀尊重，但仍会对评价他人的外表怀有极大的兴趣，哈佛大学的学生也不例外。这个短命网站上的观点和投票结果已经告诉他这一点了。后来，因为Facemash备受争议，而他也了解到人们可能会对自己多少认识点儿的人的鸡毛蒜皮很感兴趣，于是着手创建了同时代最成功的公司。
网飞网站在其生命周期伊始就得到了类似的教训：不要相信别人对你说过的话，要看他们做过的事。
起初，该公司允许用户创建一个电影列表，上面列出他们从前计划观看但始终没有时间看的电影。这样一来，一旦他们有了闲暇时间，网飞网站就可以提醒他们观看这些电影了。
然而，网飞网站在数据中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用户一直在不断扩充他们的观影列表，但几天后当用户被提醒观看列表中的电影时，他们却很少点击观看。
问题出在哪里呢？当被问及在未来几天内计划看什么电影时，许多用户会填写一些曲高和寡、立意高远的电影，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白纪录片或一些严肃的外国电影。然而，几天之后，他们就想看一些他们平时喜欢看的电影：低俗喜剧片或者浪漫爱情片。人们一直在对自己撒谎。
面对这种差距，网飞网站不再要求人们填写他们未来想看什么，而是根据用户的数百万次点击率和相似用户的意见，着手建立了一个模板。该公司向用户推荐的电影列表，不再基于他们自己填写的内容，而是根据数据推断出他们倾向于哪种类型的电影。结果显示，用户访问网飞网站的频率提高了，观看的电影数量也更多了。
曾在网飞公司做数据科学家的泽维尔·阿乌特里亚因（Xavier Amatriain）说：“系统算法比你更了解你自己。”[51]表4–6展示了不理会别人所言的巨大价值。
表4–6 不理会别人所言的巨大价值
我们能处理真相吗
你可能会发现本章的某些部分很压抑。数字吐真剂揭示了一直以来人们都倾向于依据人的外表来做出评判的真相，仍然有数百万名同性恋者不敢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幻想强暴之类事情的女性占有相当高的比例，非洲裔美国人仍然遭受着普遍的敌意，虐待儿童和自行堕胎危机隐藏不露，等等。这些大多是令人不快的消息。通常情况下，在我对自己的研究做完报告之后，人们会走过来对我说：“赛思，这事特别有趣，但是太压抑了。”
我不能假装这些数据中没有一丝黑暗。人们总是猜想我们想听到什么，如果他们一直根据这些猜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那么通常我们听到的事情会比实际情况更让人安心。一般来说，数字吐真剂会告诉我们，世界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糕。
我们需要了解这一点吗？在了解到谷歌搜索、色情数据和哪些人点击哪些内容后，你可能不会觉得“这太棒了，我们可以了解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了”，相反，你会认为“这太可怕了，我们竟然是这样的人”。
但这一真相是有帮助的——受益者远不止马克·扎克伯格及其他希望增加点击量或客户数量的人。这个真相至少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
首先，人们可以获得安慰，你会知道你并不孤单，缺乏自信或手足无措的不止你一个人。知道别人对他们自己的身体不自信或许是件好事。了解到不是人人都像兔子那样私通和随意交配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益的，对那些没有多少性经验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对密西西比州一个暗恋四分卫球员的高中男生来说也可能是有价值的，尽管周围公开“出柜”的男同性恋者人数很少，但至少他知道很多人与他有相同的感觉。
其次是我未曾讨论过的一个方面，谷歌搜索可以让你了解到其实自己并不孤单。小时候，老师可能会告诉你，如果你有问题，你应该举手提问，因为如果你感到困惑，其他人也是一样。如果你像我一样，就会忽视老师的建议，默默地坐在那里，害怕张开嘴。你觉得自己的问题太愚蠢了，其他所有人的问题都比你的深刻。谷歌的匿名汇总数据可以一次性清楚地告诉我们老师的话是多么正确，其他人的脑海里也潜藏着许多不够深刻的低水平问题。
可以参考一下奥巴马2014年发布《国情咨文》过程中，美国人最关心的几个问题（见表4–7）。[52]
表4–7 想知道答案的不止你一人：《国情咨文》发布过程中的谷歌高频问题
现在，你读到这些问题时可能还会认为这些人在诟病美国的民主。人们更关心的是某个人的领带颜色或他的肤色，而不是总统先生的讲话内容，可我们还没有好好反思这一点。不知道美国时任众议院议长的约翰·博纳是何许人，也不能说明我们的政治参与度如何。
我更愿意思考一些能够体现我们老师智慧的问题，这类问题人们通常是不会问的，因为它们听起来太蠢了，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而后就会用谷歌进行搜索。
事实上，我认为大数据更新了21世纪一句关于自立的名言：“永远不要以你的内心去忖度别人的外在。”大数据可以将其更新为：“永远不要以你的谷歌搜索去忖度别人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论。”
例如，将人们在公共社交媒体和匿名搜索中描述丈夫的方式进行比较（见表4–8）。
表4–8 人们描述自己丈夫的高频方式
由于我们看到的是别人的社交媒体帖子，而不是他们的搜索，所以往往会高估有多少女性一直认为她们的丈夫是“最好的”“最棒的”“太可爱了”，而倾向于弱化女性对她们丈夫“一个浑蛋”“恼人”“刻薄吝啬”这类负面评价。[53]通过分析和汇总匿名数据，我们或许都能明白，我们并不是唯一发现婚姻不幸、生活不易的人。我们可能要学着停止将我们的搜索与其他人的社交媒体帖子进行比较。
数字吐真剂的第二个好处是，它能提醒我们哪些人在受苦。人权运动组织（Human Rights Campaign）曾邀请我一起共事，帮助他们在一些州鼓励和引导男同性恋者“出柜”。人权运动组织的工作人员计划使用谷歌的匿名汇总搜索数据帮助他们准确锁定目标资源。同样，儿童保护服务机构也曾联系过我，想要了解美国哪些地区的虐童事件可能远多于他们现有的记录。
也曾有人就一个令人惊讶的话题（阴道气味）联系过我。首次在《纽约时报》及其他所有地方提及此事时，我都是持讽刺的态度。这个版块让我和其他人乐不可支。
然而，我后来对一些信息版进行了研究。只要有人进行相关搜索，这些信息版就会出现，其中包括许多年轻女孩的帖子，她们认为因为担心阴道气味，自己的生活也被毁掉了。这不是开玩笑。不少性教育专家都曾联系过我，询问如何才能充分利用互联网数据减轻年轻女孩的担忧。
尽管所有这些问题都很严重，也都让我觉得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但我相信数据科学可以助一臂之力。
数字吐真剂的最后一个（也是我个人认为最强大的）价值，其实是它会告诉我们如何解决问题。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些方法来减少这个世界存在的各种恶劣态度。
比如可以运用搜索数据来了解引起仇恨的原因或者减少仇恨。例如，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城市在起草黑人可以做橄榄球四分卫的法案之后，网上关于种族主义的搜索量是如何变化的；在女性当选为官员后，性别主义的相关词汇搜索量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种族主义与社区配备警察制度的相关性，或性别歧视和关于性骚扰的新法律条例之间的关系。
了解我们潜意识里的偏见也是有用的。例如，我们可能都会因此而懂得如何用心使小女孩们感到快乐，而且表现得不那么在意她们的外表。谷歌搜索数据和互联网上的其他真相，让我们可以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眼光去审视人类心灵最黑暗的角落。我承认有时候这的确很难面对，但它也赋予我们力量，我们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来对抗黑暗。收集关于世界性问题的丰富数据是修复、解决这些问题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