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大学运动医学中心的理疗师并未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在白板上写下一系列数字，然后在中间画一条线将数字分为两列。这串数字看起来是这样的：
我当时正在进行术后体能康复疗程。由于遭遇了一场几分钟内几乎改变人生的事故，我做了一次手术。在手术之后，我用了三个月来让右臂和右手能正常活动。
我和丈夫肯在夏天去拜访一位朋友迭戈（Diego），他在那不勒斯美丽的卡普里岛上租了一间房子。一天，我们决定去著名的卡普里海滩游泳。卡普里的海滩是向地中海伸出的悬崖尾端的平地。迭戈和肯跳到水中，在水里泡着，笑着，朝我挥手让我下去。虽然跳台离水面不是很高，但是我有点胆怯，于是决定从悬崖旁边的梯子下去。
我脚下突然一滑。我已经不记得从脚下打滑到被放在担架上之间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我记得迭戈和肯游向我，他们脸上的笑容变成恐惧。当时我的胳膊卡在悬崖和梯子之间，并没有直接掉到水里。
幸运的是，排在我后面的男士正好是一名医生。在那位男士的建议下，肯和迭戈把我抬上出租车，冲向卡普里一个很小的急救室。明显我不是第一个撞击到岩石后被送到这里的人。那个大个子护士坐在门口。还没等X光检查结果出来，我的胳膊已经开始肿胀，护士说最好将脱臼处理一下，否则我要花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把骨头复位，甚至可能会有神经损伤。另一位专家按住我的肩膀，这个护士给我的手臂进行了复位。她使用非常精准的力度，把我的肘部和大拇指关节逐个复位。我其实不太记得这些细节，因为我好像每次都被吓晕了。
X光结果显示没有任何地方骨折，但可以看出来我的情况并不好。护士把我的胳膊用绷带吊好，给了我一些药就把我送走了。然后我们乘渡船回到那不勒斯，我又吊着手臂飞到罗马，然后是达拉斯、达勒姆，我终于去了杜克大学的急救室，他们为我安排了治疗方案。
克劳德·摩曼三世（Claude T. Moorman III）是一位代表杜克大学在足球领域获得荣誉的运动员，也是一位技术高超的外科医生，他负责我的治疗。我的损伤在复杂性、严重程度和非系统性原因上与一位想跳高接球却摔坏胳膊的足球运动员非常相似，他的胳膊也摔得血肉模糊。我手臂的损伤程度没有他那么严重，但基本上无法动，许多韧带、肌肉和神经纤维受损，要进行不少小手术。手术后的X光检查看起来令人担忧，但也有些可笑，里面的零件看起来好像是来自家得宝家居连锁店的钛金件一样。在手术后的7年内我都要定期进行复查。
在手术后几个星期，摩曼医生除了给我做手术，还让我逐渐认识到了理疗的重要性。我很荣幸能在杜克大学医疗中心接受治疗，这里有非常强大的医疗团队。后来，我很快就被转给聪明又耐心的罗伯特·布茹加（Robert Bruzga）医生，在杜克运动医疗中心进行6个月的枯燥和各种形式的心理辅导。布茹加和他的助手非常擅长给我设置小挑战，就像游戏中的闯关挑战一样。作为一名注意力科学领域的老师和研究者，我被他们设置新目标、新测验方式的创造性所吸引。他们的方法尽管进展很慢，但可以让我在心理上保持警觉、集中、再集中，最后在身体状态上体现出来。这种创造性的方式可以应用到课堂和工作场所中。
我的右胳膊可以从垂直位置向前伸出两三厘米都是了不起的胜利，这花了我一个月的时间。其间，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促进了我的恢复。
一是来自康复中心一位励志伙伴的一些有用的小建议。他叫比尔，一位73岁的跑步运动员，当时他正在恢复术后的膝盖，为铁人三项做准备。他告诉我那些做复健的运动员通常会在下午4点和5点之间过来。我一般下午3点去康复中心，先自己训练1小时，然后通过观看那些年轻运动员的高强度运动来激励自己，将它作为第二轮心理强化训练。
下午，大学篮球队的一位明星球员会来医疗中心，在布茹加和助手的指导下，通过尝试触摸头顶上方高处的小红旗来提高弹跳能力。他是一名大一的学生，当他不断做起跳练习时，医生团队会分析他的弹跳，并给他建议，同时也根据他最近一次成功或失败的位置来调整小红旗的高度。比如这一次放在他够不着的高度，下一次放在指尖能触到的高度，然后当他转过身时，再把红旗调高一点。我曾经见过用这种方法来训练比赛犬，这是一种关于奖励和挑战的神奇心理学训练方法。训练员根据学员的想法、能量、成功或挫折来调整目标，所有的一切设定都是为了告诉学员：成功就在他可触及的范围之内。这也是许多老师使用过的经久不衰的好方法。将标准设置得过高，会导致挫败感；设置得太低，降低了预期，能力就得不到提高。用“坚韧”这个词来形容被训练的学员再合适不过了。那名球员从不会放弃，看他训练，我也会再次尝试将我的胳膊向前伸。
另一个激励来自阅读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Vilayanur S. Ramachandran）的著作。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创意的神经科学家之一，同时也指导患者进行实际的理疗，将自己的研究很快运用于实际之中。他最有名的一次治疗是使用了幻肢技术，即患者截肢后仍然感觉肢体的存在。很少有人真正知道这个奇怪的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幻肢现象对截肢的患者来说却像真的一样，他们感觉自己像没有被截肢一样。有时幻肢会疼、痒，有时又让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拉马钱德兰是第一批让患者描述他们幻肢的人之一，在他令人称道的《脑中魅影》（Phantoms in the Brain）一书中，他把一位患者的生动描述呈现了出来：
我把一杯咖啡放在约翰面前，让他用幻肢来端杯子。当他伸手快碰到杯子的时候，我突然把杯子拿走。
“噢！”他大喊，“别这样！”
“怎么了？”
“别这样，”他重复道，“我刚握住杯把儿，你就突然把杯子抽走，会让我的手指很疼！”
……
手指是假的，但是疼痛是真的。这个疼痛非常强烈，我都不敢重复这个实验。1
我特别佩服拉马钱德兰的这一点，他尊敬幻肢所经历的真实疼痛，并因此不再对患者做试验。
尽管我的手臂是真实的，但神经损伤非常严重，经常有奇怪的感觉，甚至在手臂无力垂着时感到它突然的抽动。过去认为，幻肢有感觉是由于神经末梢在截肢时会受到刺激，仍然会给大脑输送信号。拉马钱德兰的理论认为在某块大脑皮层上的区域，这些过去控制已经失去手臂的皮层还像手臂在的时候一样做出反应。他发明了一种非常新颖的治疗方法，使用的是印度街头小偷用来偷东西的镜面盒子。小偷用这个方法让人相信他们看到了小偷的两只手，而实际上看到的盒子里的手是另一手的镜像，真正的手正在桌子下面偷掏他们的口袋呢。拉马钱德兰使用这种镜面盒子让患者相信他们看到自己已经被截掉的手臂并指挥它。开关盒子就可以控制幻肢。用这种方式，大脑开始理解幻肢产生的原因，因此可以慢慢平静下来，停止对幻肢发出信号。镜像的小把戏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有效，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会特别有效。这种方法会让讨厌的幻肢现象慢慢消失。
因为我手臂的神经纤维或多或少受到创伤的影响，所以经常会产生一些无法预料和无法解释的信号，我在自己的理疗中尝试使用拉马钱德兰的镜面盒子的方法。我通常站在我看不到受伤的右胳膊的地方，把我左侧的好胳膊在镜子面前抬起来，然后我把左边的胳膊抬到正确的位置，想象一下我的右胳膊做同样动作的细节。可能实际上右胳膊只抬了2～5厘米，但是我看到的是镜中的胳膊，想象它是受伤的右胳膊，然后向上抬。一边用我的右胳膊，一边用我的想象力。
大约一年后我才成功地再次使用鼠标，大拇指的恢复很艰难。为此，我放一面大镜子在我电脑的显示器前，这样我用左手来操纵鼠标时，从镜子里看就是右手在操纵鼠标。我还用镜子尝试了很多其他小技巧。
是否所有这些受到拉马钱德兰神经科学书籍启发的练习都奏效了？我不知道。从纯粹医学的角度来看可能没有，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似乎是起作用的，如果你现在看到我，你绝对想不到我这只在键盘上忙碌的右手曾经一度僵硬地悬挂在身侧，也不会怀疑我操作鼠标的拇指曾经受过伤。
还有一个巨大的激励来自沙蒂克（Sadiik），我是这么叫他的。他是个索马里裔的士司机，从家里接我去5千米之外的运动医疗中心做理疗，然后再把我送回来。他第一次接我的时候，从车的另一边绕过来为我打开车门，我看到他有一点跛行，肩膀一高一低。
每天他把我送到医疗中心后，都会说：“你太幸运了。”我会说：“是的，我非常幸运。”在两个小时的理疗之后，他接我回家，会问：“今天觉得好一些吗？”因为我知道他会问这些问题，觉得很受激励，所以要每天都完成一些训练，让我有一些内容可以来回答他的问题。如果我没能将胳膊抬高3厘米，就会额外地骑20分钟自行车。如果太累了无法进行有氧运动，我就会做一会儿拉伸。我每天都会向他报告一些有进展的结果，直到来年3月的一天，树枝发芽，樱花盛开的时候，沙蒂克看到我走近他的出租车，他很平静地问：“这是我最后一次载你回家，对吗？”
告诉他我已经可以自己开车过来参加理疗是一件既开心又伤感的事情。在最后一次载我回家的路上，我再次感谢他，感谢他对我的激励。他也第一次告诉我，因为我的坚持也让他开始做一些他一年前就应该做的拉伸练习，一年前他因为太疼而没能坚持。没有乘客的时候，他就把车停着，等我一会儿。他说，他会在等我的时候做一些胳膊拉伸的训练。拉伸已经开始缓解他的肩膀疼痛了。
我没有意识到我每天应对他问题的回答也反过来激励了他。从这里我看到了最温情的“因差异而合作”。
那么，理疗师回答我问题时在白板上写下的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去运动医疗中心的那些日子里，理疗结束后我会在豪华的治疗泳池里做一些水上练习。刚开始，我因为更衣室的糟糕环境而生气：沐浴时冷水很难调节，座椅不舒服，没有人帮胳膊受伤的我穿脱泳装。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个令人不愉快的房间就是为了提醒人们这个泳池是治疗用的，而不是用来休闲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发现一小群人把在水池里理疗的时间用来偷懒和闲聊，他们的聊天内容大部分是抱怨。我相信如果更衣室变得更舒服一点，这些人将会每天占着这个空间有限的泳池。
我很烦这些泳池里的懒鬼，我不喜欢他们恶劣的态度。与那位70多岁的铁人三项运动员完全不同，与那位提高自己弹跳能力的篮球运动员不同，与沙蒂克和那些专注的理疗师也不同，这些泳池懒鬼会把我的能量耗尽。如果我关注他们及对他们的厌烦，就会整天感到挫败，因此大部分时间我假装他们不在那里。当我自己或和其他很专心于理疗的人在泳池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热爱泳池。泳池有一部分深达2.5米，我可以在那里利用各种漂浮的设备进行练习。水温是非常舒服的29摄氏度，水干净得像加勒比海一样。从二楼的窗户向外望去是非常漂亮的森林草地。温暖的水让我下垂的、几乎残疾的胳膊感觉好极了。其他在泳池里的人肯定也感到同样舒服。我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但我不愿意去关注。这一拨“老人”几乎每天都在那里，许多人比我还年轻。他们最常谈论的话题是他们的手术。通常，他们已经在同一个受伤部位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四次手术了，一般都是肩袖损伤。我非常讨厌那些来到泳池，第一次见面就加入抱怨“变老”“身体恢复慢多了”的人们，通常他们会指着年轻运动员路过后激起的一圈圈水花，然后说，“看，年轻人就是恢复得快！”但漂浮的设备放在那里，他们却视而不见。
白板上写下的那两列数字是什么？我的胳膊还有可能完全恢复正常吗？
理疗师说，有绝对的、不可否认的证据表明，在同一组理疗中，你花在严格、建设性康复上的时间越多，你恢复得越好。没有证据表明，使用同样的时间细心康复，年轻人比年纪更大的人恢复得更快更好。这很难逐个人地测量，因为没有两个人会有完全一样的损伤。但是在康复研究中，已经尽可能多地掌握了不同身体的类型，结果就与蒂莫西·索尔特豪斯关于IQ的研究一样。索尔特豪斯在研究中给一大群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做不同类型的IQ测试，发现IQ在个体内的变化比个体间的变化更大。我们的生理和心理变化都是呈正态分布的。
这就是理疗师写下的那些数字想表达的内容。数字代表的是年龄，左边一列是即将进入下个10年阶段的前一年，右边一列是刚进入新的10年阶段的后一年。理疗师将其称为“10年事件”。她和其他理疗师发现，如果人们即将进入下一个10年阶段，他们会觉得自己状态很好。这些病人通常会非常努力地工作，认真锻炼，病情好转，为“差点错过”最佳康复期而兴奋，他们庆幸自己还不到30岁、40岁、50岁或60岁。
但是，理疗师发现也存在相反的情况。如果患者刚进入人生新的10年阶段，很难让他们相信年长一岁的恢复力不会差很多。他们在开始理疗的时候会以一种悲伤的语气半开玩笑半真实地说：“我知道我过了30岁要走下坡路了。”理疗师的观点是，如果患者一开始就带着消极的心态，那很难激励他去做那些艰难又枯燥的康复运动，也很难产生积极反馈。理疗师和同事还发现，这类人在康复训练中运动更少，态度更差，很少能达到完全康复。而很差的康复效果反过来让他们相信进入新的10年阶段后状态更差，这预示着衰老。如果患者是33岁，或许他们的表现会正常。到35岁，“10年事件”影响就几乎不存在了，但几年之后又会出现“10年事件”现象。就这样，下定决心迎接新的10年与进入新的10年后感到沮丧不停轮换。理疗师们相信，在努力向前和对成功恢复的态度上，29岁的人与39岁的人有更多共同特征，但29岁的人与31岁的人之间区别就很大。态度决定一切，年龄对恢复的消极影响并不如患者本人对年龄和身体恢复能力的偏见那么大。
“我太老了治不了”这类话我在康复中听了无数次。我觉得理疗师的直觉是对的，中年人自我实现的预言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不亚于关节咯咯作响或忘记人名等不愉快事件。
我现在又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兰朵娜·帕特森（Radonna Patterson）的每周或者每两周一次的普拉提课上。帕特森只有1.5米高，但是与得克萨斯州人一样强壮和硬朗。作为一个专业的舞者，她因为严重的背伤而结束了她的跳舞生涯，转行成为一位理疗师。跳舞的经历告诉她身体的每个部分都是相互联结的，帕特森现在将自己的康复训练课与普拉提、禅柔舞（Gyrokinesis）、瑜伽和来自东方冥想的呼吸方法、深度按摩等课程结合起来。她还与一位老中医合作，让老中医每周来一次，带来各种机器和中医技术。帕特森也挑剔人的决心，她不能容忍抱怨的人。在我做胳膊复健的中途，布茹加带我见过帕特森。帕特森直接让我上跑步机并完成她给的任务，以此来评估我的身体状况。
由于我胳膊的状况，有些事情我永远不能再做了，但我经常意识不到这些限制。正如注意盲视一样，我们很少看到自己身体的模式，除了少数的特定情境外，我无法单独把我的胳膊当作“无用的肢体”。帕特森喜欢设计一些奇怪的动作，但我的胳膊做不到。当我承认我无法做到的时候，她会另外想出一些有趣的锻炼方法。帕特森是那种会晚上熬夜想新动作，然后第二天来测试的老师。也就不奇怪她的大多数客户都是由医生推荐的或本身就是医学专业人士。她并不因为年龄而沮丧，因此几乎每个在帕特森工作室工作的人看起来都比实际年龄要年轻。
没有人是被强制去帕特森那里的，还有年龄非常大的人。理疗师们发现，即使康复训练只是无意识的、重复的、持续的和坚韧的练习，康复程度和康复的决心之间还是存在显著相关。这个现象在帕特森的工作室里体现得非常生动又具体。
我的理疗师所发现的“10年事件”现象对于大脑也同样适用。我不否认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的大脑之间确实存在着生物学上的差异，正如我从不否认不同年龄人的生理差异一样。但是，对于任何年龄段的人，不管是在认知、身体健康，还是做出改变的能力上，态度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在康复中所经历的及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其他因素也都有其相应的作用。其他因素包括：年轻运动员的训练所带给我的鼓舞；73岁铁人三项运动员告诉我的训练技巧；每天情境化和策略性的挑战；沙蒂克的沉默及其生活经历消解了我的低沉；阅读神经科学书籍让我相信心理态度对康复的重要作用。
回避那些令人沮丧的人和那些坚信练习没用的人，也非常重要。理疗师写下的两列数字令人印象深刻：在任何年龄段，如果我们相信自己被年龄限制，那就真的会被限制；但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掌控着年龄，那就还有奋斗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