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还有一个地方的注意问题比儿童教育领域更严重，那就是职场。看到市面上关于当代职场分心刺激的海量书籍和文章，你会觉得自1993年4月第一个网页浏览器Mosaic 1.0向大众公布后，就不再有人可以专心致志地完成任何工作了。专家们总在警告大众：“互联网让我们变得愚蠢、分心，让我们不再是好员工。”但是OECD的数据统计结果却相反，统计结果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人们工作状态特征的测试。自互联网诞生之后，生产率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并且在全美经济危机的时期仍然呈上升趋势。1此外，过去5年中所有关于美国劳工的研究均显示，现职美国人同比父母那一代工作的时间更长，而父母也比他们的父母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有了“工作流”（work flow）却感觉不到“工作”应有的效率。为什么？为什么大多数人在尽力工作时仍然感受不到效率？
正如我们所见，传统教育体制中有大部分理念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或者“正确”的，它们被用来支撑工业时代的高产和有效管理。我们被灌输了一种特定的注意模式，这种注意模式是基于过去100多年中形成的特定的价值观，它强调了分工、等级、个体成就、“两种文化”、线性思维、集中于任务的注意力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这些价值观可能与工业时代的职场相匹配。而现在的工作环境在不断变化，同样的训练模式对我们已经没什么好处了。那为什么我们仍然坚持那些不再存在的职场制度？如果你觉得现在的工作让人经常遭遇挫折感和困惑，父母、老师，甚至政策制定者在学校教育中也会感到受挫。因为我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现实世界与传统工作制度之间已不再匹配。
为什么我们尽力工作却仍然感到没有效率？最好的答案是严肃对待我们的焦虑。我们当下生活的时代非常复杂，很难简单地说“互联网让我们变愚蠢”或“互联网让我们变聪明”。我们知道这两种过度简化的观点都不能告诉人们关于世界的全部事实。分别站在这两个过度简化的观点的角度来看，就是在重复注意盲视实验。2如果我们坚持认为互联网是职场所有问题的来源，那就忽略了人类历史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不仅是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发明，而是个体和社会在不到20年中所经历的巨大转变。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考虑“群体的智慧”和“来自每个人”的无穷可能性，那就是将每个人所面对的挑战琐碎化了，而我们需要采用适应性的注意模式来应对新的交流模式和信息交换模式，这些新模式无处不在并使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两种极端的观点均不可取。要想知道如何能在当代职场中成功，未来工作可能会需要什么，我们就要严肃地对待在数字工作环境中引起焦虑的原因，需要花时间来检验新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注意模式。这种注意模式不同于我们之前所受的训练，甚至不同于我们目前对孩子们使用的模式。我们要去研究那些已经不同程度地开发出了职场效率提升方法的人，他们的远见将帮助我们享受到新的互动和合作的可能性所带来的好处。
我们急需一个颠覆职场的工程，正如我们需要颠覆传统课堂那样。如果你的办公室像我的一样，那么它早就需要翻新了。我猜，你的办公室也保留了基本的建筑结构、组织结构图、人事规则、管理流程和20世纪传统的职场工作时间表。除了办公室的电脑外，你可能看不出任何互联网的痕迹。
毫不奇怪，我们经常感觉到分心和低效率！在职场设置与工作要求之间如此不匹配的情况下，还能指望高效率吗？我们所创造出来的职场结构，是让我们关注早已不存在的职场。我们保留古老的标准来评估成就，并没有做出一些必要的改变来加强我们在全球经济中取胜的能力。21世纪的问题是否真的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互联网让我们变得浅薄，无法再阅读长篇小说？3这真的是当代职场的危机吗？我觉得任何一位为生活而工作的人都不会相信。但是作为一种文化，我们确实非常重视这种缺乏想象力的测试方式，用它来评判大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据说它可以做什么。美式的职场成就评估方式过时了，体现出了向未来看的目光不够长远。我们如此专注地数着篮球，完全忽略了在视野中央的“大猩猩”。
这里的“大猩猩”不是互联网，而是目前我们的实际工作方式和职场预期的方式之间的根本矛盾。80%的职场人士仍然在从家里到办公室的路上花费大量时间。虽然办公室的墙仍然在那里，但是办公室的功能已经发生改变。越来越多的人把工作时间花在台式机上而不是台式桌上。我们可能离办公室的门很近，但是门将走道上的分心刺激屏蔽了，是台式电脑将我们与互联网的一切联系起来，工作的中心是一个以互动式和易得性为主要特征的机器。互联网在把人们和每件工作联系起来的同时，也把我们与当下任务无关的事情联系起来了。我们假设工作场所是要为上班族的工作提供方便，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以提高产出，但是21世纪的工作场所很少有重新设计来支持新方式的协同工作。这就是大猩猩！
在我们开始寻找工作中要注意的问题之前，先想想电脑是什么。由于信息革命发生得如此之快，如此之彻底，我们很容易将这一切视为“自然而然”的。先撇开互联网会让人变蠢或变聪明的夸大争论，真正地思考一下电脑的本质，因为现在它已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
首先，电脑与办公室里的其他办公设备都不相同。大部分办公设备都是用来执行某个单一功能的。打字机用来打字，复印机用来复印，计算器用来计算，但是电脑既是我们工作的存储库，也是娱乐的工具。同一台电脑可以打开表单、年度审计报表、企业计划文件、用户资料、发货单、工作单、病历、报告和新订货单，甚至还有专门用来联系技术人员修理电脑的软件程序。不管我们是在汽车修理店、报纸编辑室、餐厅、律师事务所、医院还是在公园孤独的森林火灾监控站里，我们的工作都依赖于宽带网络。
其次，电脑把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联系起来，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它将我们与同事的问题和批评联系起来，让我们的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社区、娱乐、购物和休闲中的快乐瞬间和烦恼瞬间都联系在一起。当同一个键盘把所有应该做的任务和不应该做的诱惑连起来时，人们还能否专注在工作上就非常值得怀疑了。
我们目前认定的有效模式是：注意力完全不能从当前的任务中分割开来。那些需要使用小圈圈来进行填充的多选题考试正好体现了我们被灌输的这种模式：问题是问题，答案是答案。似乎我们可以选择的世界是严格受限的，总是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如果这种注意模式和问题解决方式就足够的话，那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什么模式与目前具有无限可能的数字环境相匹配。如果我们想要在21世纪的职场中取得成功，那么单一地集中于一个问题不一定是工作最合理的方式。
不是互联网太容易让人分心，而是21世纪的工作环境比10年前要更加灵活多变。这种环境需要网络，网络也会反过来促进这种环境的发展，但也有可能会阻碍这种发展。广播媒体逐渐被参与式媒体所替代，报纸的发行量不断减少而博客的数量持续增加，纸质的百科全书逐渐被维基百科所替代。现在每天有20亿人使用Google进行搜索，每天有45亿条短信发出。4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互动的时代实际上是低估了现实。这种想法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所有的这些联结既让我们变得更无效率，又让大多数行为变得更有效率。
这听起来似乎不可能，但OECD的数据显示，事实就是如此，人们现在的生产效率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人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有时是通过熬夜加班来实现的。比如，晚饭后回去做完那份被令人担忧的经济预测、曼迪的婴儿派对计划或今天疯传的YouTube视频打断的报表。
这也是我们办公场合中碰到的两类相互关联的困境，就像其他进退两难的问题一样。一方面，分心的机制总是干扰我们，损害工作效率；另一方面，有了这些电脑带来的便利性，工作可以扩展到家庭和假期中去。所有传统意义上认为是休闲的时间，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工作日，而工作时间则可能变成了休闲时间。如果说办公室里的互联网让员工不再那么专注，那么它也用同样的方式侵蚀着我们的家庭和休闲时间。
抱怨工作时总是被分心也可能是担心无法从工作中逃脱。总裁们在海滩晒太阳时带着个人数据助理，律师在洲际航班上寻找插座为笔记本电脑充电，这些场景已经成为这个变革时期的标志。正如担心在工作中会分心一样，我们也担心自己的休闲时间被工作所占据。如果说在办公室工作时，偶尔会用电脑娱乐一下，那在家里的电脑上娱乐时也可能会偶尔工作一下。工作与娱乐的界限在哪儿？我们应该在何时停止工作而开始娱乐呢？
在过去的100多年中，制度发展主要是为了适应20世纪的工作环境。如果不是在Google工作，你很有可能就坐在一个为正在消失的工作模式所设计的办公室里。人们才刚开始反思如何才能更好地重组从工业时代继承来的劳工价值观，使它在信息时代将生产效率最大化。
注意力科学对于数字时代的职场来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在过去100多年里被鼓励如何进行注意力分配，现在的工作又需要如何进行注意力分配，那我们可以开始反思如何在未来开展工作。通过观察个体甚至企业在数字时代如何重新分配他们的注意力和神经能量，我们可以着手翻新当代职场的设计，以便更好地管理我们工作–休闲的界限与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