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目标是要成为数字时代的生存指南。本书聚焦于注意力科学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原则，认清这些原则有助于理解我们为什么会用现在的方式来行事，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样才能以不同于现在的、更好的方式去学习。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给注意力带来了独特的挑战，需要去找到新形式的注意力和专注力。新形式的注意力和专注力对拓展新学习方法及重塑课堂和职场而言至关重要。
10年间我们的生活已发生了非常惊人的转变。2012年前后的一个调查显示，84%的受访者表示，如果他们的电脑出现问题他们将无法完成当天的工作。11
因为我们处在一个转折性的时代，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生活由于互联网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我们很难发现过去10多年来发生的变化，这有点像在贫穷环境中成长的经历：如果身边的每个人都非常贫穷，你可能不会觉得自己很贫穷。但是如果我们回溯历史，从人类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数字时代，就可以发现这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发生连锁式变化的时代：一个地方的变化可以引起其他地方的一系列变化。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仅在10年间就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对全球信息的收集，社交网络和社区的发展与认知，商业活动和商品交换，以及对什么是“真实”、什么是重要且值得关注的信息的重新解读。
优秀的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将信息时代带入我们的视野中。他认为，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的互动和交流方式发生根本性、不可逆转变化的次数只有4次。与整个人类历史上的其他3次剧变比较，数字化的剧变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时期。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信息时代是始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时代，它以楔形文字的发明为标志。第二个信息时代是以11世纪初在中国由毕昇发明，15世纪由谷登堡发扬的活字印刷作为开端。第三个信息时代则是伴随着大规模的印刷技术和机器生产的纸张和墨水而来，这些技术使得便宜的书籍、报纸和其他印刷物得以普及，使中下阶层的人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以获得这些资料。这次信息时代始于18世纪末，发生在启蒙时期。接下来就是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是人类交流史上第四个伟大的时期，也是四个信息时代中发展最快和全球化程度最高的一次。12想到人类互动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改变就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让人感觉有点吃惊，甚至有点羞愧。
在社会互动和交流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我们的注意模式、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学校和职场中最重要的制度却仍然静止不动。但这也可能并不出人意料。正如互联网分析师克莱·舍基（Clay Shirky）(2)所指出的那样：“制度试图保留那些它们能解决的问题。”13美国的很多制度看起来像是没有发生过数字革命一样。
先看看美国的幼儿园吧。我的祖母乘着蒸汽机轮船来到这个国家，我看过她在芝加哥读八年级时的照片，她昂首挺胸、非常自豪，身边是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但她身后的教室看起来非常熟悉。今天，在任何一个城市的公立学校里，都可以看到祖母照片上那样的教室。此外，当时教室的许多特征和所学知识都是为了帮助她更好地适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新工业经济时代。众所周知，由于全球化和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当前经济正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剧变。假如孩子必须应对这个新的、全球化的和分布式信息的经济状况，那么在21世纪，我们该如何通过布置教室来给予孩子帮助呢？我们还要继续让孩子使用那些为他们曾祖父所设计的考试和课堂学习吗？
职场也大致如此，除非你碰巧受雇于著名的谷歌公司总部，在位于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谷歌科技园工作，否则，你的办公室会看起来仍然像查尔斯·狄更斯小说里的那样，或者像呆伯特（Dilbert）漫画(3)中的那样。小隔间或排列整齐的办公桌是工业时代办公室的典型特征。可到了21世纪，这样的办公环境还是最有利于高效工作的那种吗？
是否整个社会都存在着注意盲视？我认为是的。我们似乎正在非常认真地数着数字时代的“篮球”：因为多任务而烦恼，因为过分分心而焦虑，因为小孩年幼无知而大怒。我们忽视了场景里的“大猩猩”。我们错过了信息时代那些有意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在我们生活中非常显眼地存在着，狂野地拍着自己的胸膛。并非我们没有发现变化。事实上，我们对变化相当着迷。我们需要做的是反思是否应该革新现有学校和职场的制度，把我们在数字时代成功的机会最大化。
我们都忙于关注多任务、信息超载、隐私、孩子的上网安全，或学习使用一个新软件，或试图来验证是否离开了社交应用也可以生活，我们是这么忙，以致都没有时间来反思让机构和制度帮我们为应对变化而做好充分准备的事。数字时代的特征无处不在，它不会结束，也不会消失。因此，我们早就应该将注意力转向学校和职场的机构和制度，来看看如何对它们进行重组加以利用，而不是让它们拖我们的后腿。
在其他重大技术革新的时代，我们通过教育改革来应对挑战。在冷战最严峻的时期，当苏联于1957年发射了“斯普特尼克1号”（Sputnik 1）之后，美国忙着把大量的精力、资源和创新用在提高学校教育水平上，以让下一代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虽然并非每次教育实验都取得成功，但是教育者们非常有决心去尝试新的、与时代相符的方法。然而信息时代却没有产生这种对政策和机构的全方位的反思。正是这样，当我们进入人类历史上的第四个信息时代时，使用的仍然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标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基于标准化考试和标准化思维的“标准化”教育政策，这种政策赞扬传统。在我们的工作场合，进步并没有更多一些。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办公室里的小隔间，就像谚语里说的，是一只有自行车的鱼——你很难去想象它们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用了100多年才将工业时代的学校和职场制度完善起来。这些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让20世纪那种以工业为中心的劳动分工看起来更加合理和自然。美国的教育使得我们可以舒适并且高效地适应20世纪的工业生产。学校和职场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强化区隔：不同的客体、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等级、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个体空间、工作生活和私生活、公共生活等。
然后，互联网时代到来了。现在，工作越来越等同于电脑办公。数字化革命15年以后，一台机器把我们过去完美分离的两部分重新联系起来——个体生活、社会生活。过去我们试图把它们分隔在不同的空间，可能除了每年一度的公司野炊外，它们几乎没有重合的可能。
现在的家庭和工作是什么关系呢？只需要轻轻点一下鼠标，我就能从工作备忘录上那只有半小时就截止的任务上跳转到蒂莉阿姨最新的香蕉面包食谱上去。劳动与休闲呢？同时收到的电子邮件里有老板发来的工作指示，也有表哥厄尼发来的搞笑视频。一分钟之前我还在检查公司的销售记录，现在我在看我放到eBay上拍卖的宝贝情况如何，而我的网络销售助理的思绪八成也早已不在销售记录表上了。不管20世纪的教育训练如何让我们把生活和工作分割分成为不同的部分，但这些都被一些像苹果手机一样的发明给破坏了，这些智能手机将整个耀眼的网络世界放在我们手掌上。
我们的大脑似乎由于新的计算能力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被打趣地编成段子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大脑神经网络。我们更加不愿意把大脑只看作颅内的一大块灰质，而是把它想象成一个由数以千亿计的神经元组成的兴奋网络，每个神经元都与其他几千个神经元相联系，每个神经元可能在一秒之内放电数次，持续地与其他神经元进行着网络式的交流，不止不息，甚至在我们睡觉或者休息的时候也是如此。如果说多任务处理是21世纪所需要的生存模式，那么感谢上苍赐予了我们一个高度活跃、拥有非凡交互能力的大脑。
我们对大脑的看法与时代的科技发展紧密相关。大脑是一个线性有序运转的机器，还是一个被安装设置好的大型计算机，抑或像互联网一样，不停变化？不足为奇的是，对大脑的隐喻随着技术进化而变得更加复杂。
从当代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大脑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智能手机。它有一些绑定的基本通信功能，应用则用来做其他事情。这些应用可以下载或者删除，并且需要不断地更新。它代表了我们注意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东西以及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的兴趣决定了手机上所安装的应用软件，但我们的兴趣也不是孤立的。如果我最好的朋友说“在Gowalla(4)上找我”，我可能就会添加基于GPS技术的Gowalla应用，这样就可以锁定朋友在洛杉矶的位置。甚至在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添加了一系列的应用，这都是从游戏或者社交网络中了解到的。
大脑也非常相似。我们使用大脑的方式会改变大脑本身。那些最吸引注意的事件——学习和工作、兴趣和活动，都改变着我们大脑的生物特性。通过这种方式，使用智能手机时的大脑也在发生变化，这与最近在神经可塑性领域的新进展非常一致，神经可塑性理论认为大脑会适应它所接受的信息，或者如精神病学家诺曼·道伊奇（Norman Doidge）所说的：“大脑改变它自己。”14 20世纪90年代，生命科学将这个理论推向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在成人大脑的不同部分发现了干细胞。干细胞是可以再生的，它们也可以学习由于其他脑区的损伤而失去的那些功能，新功能就像是手机上的新应用。
这个消息非常令人振奋。19世纪是脑科学的第一个伟大时代，正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重合，所以那时候的科学家认为，大脑分成不同部分，各个部分有不同的功能。早期的神经科学家就像在美国西部的拓荒者一样，研究了大脑的脑叶和结点，绘制出了大脑的地形图，将不同脑区进行区分，描述了各个脑区可能发现的功能。就像淘金热时期的城镇以第一个把旗帜插到那片土地上的人的名字命名一样，脑区也由那些先驱者的名字命名，例如布洛卡区就是以保罗·皮埃尔·布洛卡（Paul Pierre Broca）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第一个发现额下沟是语言控制中枢。德国神经病理学家科宾尼安·布罗德曼（Korbinian Brodmann）确认了大脑上的52个功能性分区，所以目前仍然将大脑按布罗德曼分区进行划分。从这个观点来看，每个区域有一个特定的功能，并且从负责高级智能和“执行”功能的前额叶到负责基本情绪的从“爬行动物时代”延续下来的杏仁核结构按照层级顺序排列。
大脑的发展也被认为是线性的。当时有科学家认为大脑的功能一直增长到25岁，在巅峰时期有5～10年，然后开始下降，下降的速度先慢后快。不出所料，这种观点有机器时代的特点，因为线性、有序、机械的大脑形象与同时代的流水线生产和大规模生产相似，都是遵循着清晰的发展轨迹发展出固定的能力。
当代神经科学坚持认为，人的大脑并不是固定或者静态的，包括它的生长和衰落也不是。相反，通过不断学习，我们的心理软件也在不断更新。随着我们老去，我们会更关注自以为可能失去的能力。但新的脑科学研究发现，在健康成年人身上，这种由于年老而发生的能力损失比我们认为的少得多。我们保持敏锐的时间比想象的更长，能力也会以更有趣的方式拓展。包括文化碰撞的一些非常有效方式，都会推动成年后期学习的进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重塑大脑的主要力量是技术。
我们如何知觉外界，该注意什么，以愉快还是警觉的方式来注意，这些都可以扩展我们的能力，让我们与这个世界的互动变得更加有效。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技术革新就像一把被握在疯狂罪犯手上的斧头。”技术革新确实可以导致巨大的破坏。如果阅读一下布洛卡或布罗德曼生活时期发行的报纸，你会感受到当时的人们由于新技术产生的焦虑情绪。当时，人们最主要的担忧是速度。火车、自行车，特别是汽车，这些不需要马拉的交通工具，似乎都将人类推离了自然的、上苍赐予的生物学限制。例如，早期批评家拒不相信汽车的安全性，他们认为人类的注意力和反射式行为无法处理从挡风玻璃前一闪而过的诸多信息。当好莱坞导演哈利·梅尔斯（Harry Myers）得到了世界上第一个高速行驶许可证，并以每小时19千米的“死亡时速”穿过俄亥俄州代顿市的街道时，这种争议在1904年达到了高潮。15
在技术史上，人们总是认为“人类的生物学特点”或“人类大脑”不能应对新技术，或者说新的技术让人类心理和身体都处于危险之中。人们可能以此观点批评过汽车，但这种观点所忽略的一点是：人类大脑不是静态的。大脑天生就是用来学习的，它会随遇到的刺激和行为的控制而发生改变。大脑会根据工具的使用而重组，并不断地自我调整和适应。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我们一方面在随时采用新技术，另一方面也对它们充满防备，甚至非常想知道它们是否会带来伤害，是否超过了人类的能力范围。十五年对一项重要新技术的发展来说是非常短暂的。基本上，互联网仍然处于其青少年时期，我们作为用户也仍然不成熟。即使我们成长非常快，但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许多，仍然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我们正在经历着成长的阵痛。
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学会根据自己看到的世界进行注意力的分配。但当世界改变时，许多事物我们都是第一次看到，也就难免担心自己忽略的比看到的更多。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到既关注自己原本在意的信息，又不错过可以提升自己的新机会。
我们要从认识大脑的习惯开始，真正理解这些习惯背后的意义，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或与他人合作来寻找方法以突破旧的、不再有用的模式。我有个朋友，她有个特别的习惯，她总是将腕表戴在不顺手的那只手腕上来提醒自己记住某些重要的事情。每当她从办公室回到家中，准备取下腕表的那一瞬间，她会意识到：“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能会忘记，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醒自己？”然后她会去看看备忘录，这样就一定会想起来要做的事情。她用这种方法来帮助自己打破常规，转移注意力。这个小技巧非常有效，正如我们接下来将要看到的，它也可以用在个人或者集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情景之中。
如果注意的问题突然受到关注，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一切都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心理软件也需要不断更新。我们已经无数次听说，当代的这些分心刺激是有害的。真是这样吗？我们所知道的，只是数字时代需要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注意模式。如果某种注意模式意味着只能从三个电视频道的新闻上理解这个世界，那么什么样的注意模式才能适用于一个以搜索网站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世界，一个搜索“注意”两字就可以得到3亿多条结果，但眼前却没有庞大图书馆的世界呢？
当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万维网时，他预测将有一种新的基于过程，而不是基于结果的思维方式：综合海量的多样信息，发布信息、发表评论、定制信息来源，以及对信息进行再混合。我们是否知道如何评估这种互动式和合作式的智能？我们是否还能用秒表来测量这种新的联结式和互动式的数字思维？小孩的成绩下降是不是因为考试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早已不适用于他们生活的时代了呢？
根据粗略的估计，65%在2012年进入小学的小孩以后所从事的职业都可能是目前尚未出现的。16以2010年最“好”职业之一的基因咨询为例。每家医院都需要这种融合了医学知识和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来为需要家庭计划、学期检查和治疗方案的人们提供咨询。目前在全美范围内基因咨询师都是非常紧缺的。但在千禧年之前，当人类基因测序刚开始的时候，这种职业似乎是科幻小说中才有的。
不仅仅是儿童在面临他们职业上的不确定。我的朋友希姆·西特金（Sim Sitkin）最近邀我与他的学生们共进午餐，这些学生正在攻读杜克大学富库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MBA课程的学员都是至少有5年人力资源经验并且想再充电的高级主管。他们要利用周末参加为期10个月的高强度课程，学费是10万美元。投入这么多精力和时间，他们肯定是非常想要学到新东西。
一个星期六，我们与5位参与课程的主管一同进餐：一位28岁的国际医药公司中层经理，一位40岁的国际商用设备制造商的经销代表，一位来自中国的软件开发者，一位负责海上项目账户的金融分析师，以及一位日益依赖于电视医疗的医生。他们都向我讲述了各自的职业在过去5年中的变化，诸如“背景”“全球性”“跨文化”“交叉学科”“分配”这样的词不断出现。其中一位告诉我，他们公司被一家总部在印度的国际企业收购，而他的老板也在印度生活和工作。学习如何通过Skype聊天软件进行跨文化、跨语言和跨地域的交流并不是一件易事。那名医生将他的医疗经验与航线的中控系统进行比较，一般的从业者将最严重的问题转交给他们在研究型医院的同事，而他们只需负责门诊咨询。他来参加这个课程是因为医学院没有将他训练为一个“交通指挥员”，教他如何控制病人的“流量”。由于病人的问题大小不同，对医生的需求也不同，有的需要医术高明的大夫，有的则依靠一般的医生和护士就能解决。而治疗过程是高度综合化的，包括测试、诊断和缴费环节。他的任务是复杂的，在医院系统中将所有的患者安置妥当，让他们得到很好的照顾。他希望MBA课程能帮助他在这个混乱的新工作中找到定位，而这个工作与他十五年前掌握的医疗专业毫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