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是从小就有阅读障碍，是长大后才知道的。在我小时候，对这种不寻常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并没有明确的诊断。我第一次听说自己的情况可以被称为“具有注意缺失倾向的严重阅读障碍”时，已经27岁，是一名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在那之前，大人对我的诊断结果简单之极——“倔”。
某天晚上，一个朋友邀请我去她家吃晚餐。当我走进客厅的时候，看到她聪明伶俐的女儿，六七岁的样子，正躺在我朋友身边读书，深蓝色书封面盖在她头上。
“我当年也是这么读书的！”我告诉我朋友。
朋友解释说，她正准备带女儿去参加一些实验性的测试，因为女儿非常聪明，学业成绩却在班上属于落后水平。于是我决定也跟过去看看。我在测试室里看到了一些非常神奇的东西，所以也为自己预约了一个阅读障碍的测试。那个测试是我第一次得满分的标准化测试。
在学校读书时，我可以让每位教我的老师都感到非常受挫。根据家人的说法，我在上学之前就可以心算出二元方程，却不会数数。有一年夏天，我因为赢得一次比赛而获得了参加数学夏令营的机会。当时一起参加夏令营的同学中，有两三个人在青春期尚未开始时就直接从初中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我喜欢微积分，却没时间多加练习，记忆中的四年级，每次放学后我都会被留下来在黑板上罚抄乘法表。
我的阅读和写作也不太好。但我喜欢精读大部头的书，里面整页整页地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我反而觉得带有图画的书就非常难以理解。我也不能大声地读出任何东西，现在仍然这样。不幸的是，我大学所学的专业通常需要使用长句、难句写下整个演讲，还得站起来逐词地向观众念出来。我尽力避免这种情境，实在避不开的时候，通常我先要把一段文字读15～20遍，直到非常熟悉文字的韵律，以帮助自己在卡住的时候继续。
由于学习能力障碍的诊断是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才出现的，所以我对这个结果非常放松，只有一种“原来如此”的感觉，并没有因为被贴上“能力低下”“残疾”“异常”“缺陷”等标签而背负心理负担。而今天许多学生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包括我那些最聪明的学生。我无法得知如果当时我身上的标签是“阅读障碍”而不是“倔”，学校环境是会变得更好还是更差，也无法得知我的职业是否会完全向另一个方向发展。我所知道的是战胜困难、力争胜利、大胆走自己的路已经成了我的第二天性。如果你告诉一个小孩她很倔的次数够多，她会开始相信这是事实。如果整个世界都在向你低语“你是个有缺陷的人”，结果会是什么样呢？
虽然不知道被贴上那种标签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但我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假如你是一位成功的美国企业家，那么你被诊断为学习或者注意障碍的概率会比普通人群高3倍。10
很巧的是，我朋友的女儿非常优秀，她也获得了博士学位。我觉得她成功的关键不是那个标签、特殊班级或治疗她注意缺陷的药物，而是因为她有一位不知疲倦地为自己女儿的独特性和重要性而抗争的母亲。
我永远不会忘记高中的一天。那天校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这次是告诉我好消息。他收到一封很长的打印信件，寄信人是美国大学入学考试（ACT）的评分机构。对方告诉校长，他想让校长跟我聊聊并当面向我说明ACT是一个多选题的考试，在试卷反面作答是违反考试规则的行为。因为考试时我在试卷反面把所有用词模棱两可的和选项全部不正确的题目全部罗列出来，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导致我得了低分。尽管信件中使用了告诫式和警告式的言辞，但在信件最后对方让校长告诉我，ACT委员会看了我写的十几条评论，并且发现这些评论全都是对的。校长曾多次让我去他办公室接受批评，但这次我非常感谢他能把这封信读给我听。
许多年后，我以本书来报答那个匿名的ACT评分员。我觉得他／她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知道这种写信的方式不但对我，而且对校长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一课。
谁会注意试卷反面的东西呢？这样的阅卷老师并不多，但有时正确的答案就在反面，我们却没有看到。现在我深信大部分时候我们忽略了写在反面的正确答案。美国许多权威人士认为当前的孩子是“最弱的一代”，但我相信这一代的孩子们为自己未来所做的准备，比我们当前制度所给予的帮助更好。当我们不能在当前评价系统中对某种类型的孩子进行分类时，就可能把他们归为某种“障碍”，却从未想过这种“障碍”实际上是一个窗口，让人们看到注意盲视将我们限制在一个并不完好的评价系统里。当用某种标准来衡量他人却不承认这种标准并不客观，只是建立在关注一些局部价值的基础上时，我们就面临着忽略个体长处的危险。即使这些长处非常明显，我们就是视而不见。注意盲视可能产生的影响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对一些潜力无穷的小说家、科学家或者艺术家来说，它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打击，还意味着我们可能失去那些改变整个世界的伟人们——想象一下没有沃霍尔或者爱因斯坦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