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思巴成为忽必烈的上师

八思巴成为忽必烈的上师。

萨迦-班智达去世后，年幼的八思巴继承伯父衣钵，成为萨迦派的新领袖。

八思巴为“萨迦五祖”中的第五祖，是萨迦?班智达弟弟桑察-索南坚赞之子，本名洛追坚赞。八思巴，藏语的意思是圣者。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八思巴三岁的时候，口诵莲花修法，众人惊异万分，说：“他果真是一位圣者！”从此，“八思巴”开始声名远扬，成为他的专有称谓，他的本名洛追坚赞反倒很少有人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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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思巴接任萨迦教主的时候，蒙古政局发生了巨变，使萨迦派昔日的特殊地位发生了严重动摇。

1251年，经过激烈争夺，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儿子蒙哥夺得大汗宝座，随即对反对他的窝阔台、察合台系宗王进行了残酷镇压，蒙古政权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萨迦派施主阔端尽管与蒙哥关系友好，未受株连，但势力也遭削弱，尤其是管理整个吐蕃地区的大权遭到剥夺。

1252年，蒙古政权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户口统计，其中也包括作为蒙古属地的藏区。户口统计结束后，蒙哥依照蒙古分封习俗，将西藏各派在自己的兄弟间进行了重新分配，其中蒙哥本人分得止贡派，忽必烈领有察巴噶举派，旭烈兀领有帕木竹巴派，阿里不哥领有达陇噶举派。分封者与所封教派各自达成所谓“施主”与“福田”的关系。这样一来，萨迦派原先独自与蒙古宗主接触的垄断局面被打破，其他各派僧俗首领不仅可直接与蒙古宗主打交道，而且作为大汗近亲领属，在竞争中自然要比萨迦派更具优势。

就在八思巴及其所代表的萨迦派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候，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忽必烈。

忽必烈是当时的蒙古大汗蒙哥的同母弟，颇有雄才大略。1251年蒙哥即位后，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掌握军政大权，成为当时活跃在蒙古政坛上的重要人物。

1252年，忽必烈接受兄长的委派，率军进攻大理，以完成蒙古对南宋的战略大包围。第二年，他率军抵达六盘山一带，准备南下穿过藏区。听到八思巴的声望，忽必烈专门派人请他前来会晤。

八思巴抵达六盘山后，与忽必烈进行了多次会谈。八思巴虽然年纪很轻，但他沉着冷静的态度与广博的学识，给忽必烈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在赠与随其前来的阔端之子蒙哥都蒙古马军一百名之后，忽必烈把八思巴留了下来，礼为上师，八思巴亲自给忽必烈与王妃察必授喜金刚灌顶，王妃察必则向八思巴奉献了作为自己嫁妆带来的一粒大珍珠。

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合作，实际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双方曾因座次安排产生过分歧。八思巴认为：“受灌顶后，上师坐上座，要以身体叩拜，听从上师之言语，不违上师之心愿。”这自然让忽必烈无法接受。最后还是聪明的察必王妃从中斡旋，双方才达成一致，约定：“听法及人少之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慈不能镇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别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双方这一约定，既给八思巴以极高的礼遇，又充分考虑到了忽必烈的政治权威，成为以后元朝帝师制度的雏形。

在八思巴与忽必烈紧密接触期间，噶玛噶举派僧人红帽系活佛噶玛拔希也曾受忽必烈之邀，前来觐见，并受到热烈欢迎。噶玛拔希的到来，曾一度对八思巴造成威胁。不过，噶玛拔希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不久就离开忽必烈，前往大汗蒙哥处，由此失去了与八思巴竞争的机会。

1254年，从云南大理凯旋的忽必烈与八思巴再次会面，并颁发给八思巴一道令旨，正式向世人宣告二人间结成施主与上师的关系。因这道令旨对处于困境中的萨迦派意义重大，是萨迦派地位得以确立的标志性文件，受到萨迦派历代僧人的珍视，许多萨迦派僧人能流利地背诵全文。令旨原件则一直被供奉在萨迦寺院里，据说直到20世纪初还能见到。

八思巴与忽必烈合作关系的确立，对元朝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合作还只是蒙藏历史关系的良好开端的话，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合作则为这一关系的深入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