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丁合一，摊丁入亩。
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各省征收丁银，在形式上并不尽同：“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征者，有丁随地派者，有丁随丁派者。”
这表明，地、丁合一已在部分地区开始实行。
地方上一些官员针对赋役不均进行的变通摸索，更使这一趋势得到了推进。
如江苏吴县知县雷挺，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提出“田均而役亦均”的办法；江苏巡抚韩世琦鉴于苏州、松江二府“田归不役之家，役累无田之户”的弊端，于康熙元年（1662年）提出“均田均役”法，五年（1666年）奉旨实行；康熙十三年（1674年），江苏布政使慕天颜针对苏州、松江、杭州、嘉兴四府赋役繁重的情况，也主张实行“均田均役”法，并具体制定了一套实施方案，即《征收条约》。
与“均田均役”法不同，直隶乐亭县知县于成龙认为，赋役不均的根本原因在于“田与丁分”。所以，他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提出“均田均丁”法。湖南安乡县也采用了类似的思路，部分推行了“人丁随粮摊”举措。
其他像河南、四川、湖南、湖北等省，也有一些州县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前，开始筹划或实行摊丁入地。
一时间，“善变法者，不若并丁之名而去之，条目归于一，人既易知而事不繁，何用巧立诸科以滋文案”的认识，成为一种趋向。
尽管以上变通摸索有的没能实施，有的仅在小范围内尝试，甚至在实行过程中遇到种种阻挠和羁绊，但坚冰一旦有裂缝，其融化之势就很难阻挡了。
基于这样一种趋势，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山东道监察御史董之燧率先上疏，提出“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丁、人丁之银若干，按亩均派”的意见，呼吁在全国实行摊丁入亩。在他看来，这种办法的可行性在于：对有地者来说，“所加无多，不为苦”；而对无地者来说，则可以“免赔累”。
董之燧的呼吁应该说顺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但户部却以“各省州县地亩人丁，原有不同，随地制宜，相沿已久，未便更张”为由，否定了他的建议。
但耐人寻味的是，户部尽管否定了董之燧的建议，却在这一年批准“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分摊征收”，分摊的标准为：每地银一两，均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
随后，四川也成为摊丁入亩的试点省份。
雍正继位后，一些大臣纷纷上奏，吁请实行摊丁入亩。他们的理由是：“总使丁不离地，地即有丁，既免贫富不均之叹，亦免逃亡转赔之苦，更免吏胥贿嘱之弊，有裨国计，有便民生。”
对大臣们的吁请，雍正一开始是比较犹豫的。
雍正元年（1723年）六月初八，当山东巡抚黄炳奏请援照浙江省之例“按地摊丁，以苏积困”时，雍正不仅没答应他的请求，而且予以严厉批评，声称：“此等大事，岂是如此草率乱举的。”认为：“此等事外之事，不必搜寻。”并告诫说：“你要着实小心留心地方，再有一点差误，王法三尺，断不容也。”
七月十二日，刚上任不到五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疏请求将所属“丁银摊入田粮征收”。雍正批示道：“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候部议来再定。”而当李维钧八月初六进京陛见时，雍正再次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不过，雍正也并非对摊丁入亩一事不关注，只是在等待时机或契机。
九月初八，户部对李维钧的上疏做出答复，认为“应如所请，于雍正二年（1724年）为始，将丁银均摊地粮之内，造册征收”。
此时，雍正还没明确表态，而是下令让九卿、詹事、科道对此事再进行商议。
九月二十二日，九卿提出商议意见：“应令该抚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摊入田亩之处，分别定例，庶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
雍正对九卿提出的意见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依违瞻顾，只想迎合自己，并没真正据理详议。而且，就事情的处理来说，九卿延迟一天，内而六部、八旗，外而各省，都会因此迟延。
显然，从雍正的训斥来看，九卿虽然意在揣摩上意，但并没真正体会到雍正令他们再度商议的真实意图。如果他们能明确支持户部的意见，雍正也就不用再费口舌了。
经过这番反复，雍正最后明确表态说：“著仍照户部议行。”
这样，雍正元年（1723年）九月二十二日，便成为历史上一个关键性的日子。
全国范围的重大赋役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李维钧请求实行摊丁入亩，虽然主要针对直隶一省赋役不均的情形而发，但其他各省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所以，当李维钧的请求得到雍正批准后，各省也都纷纷效仿，先后上疏请求实行摊丁入亩。
除广东、四川两省外，直隶、福建于雍正二年（1724年），山东于三年（1725年），云南、河南、陕西、浙江、甘肃于四年（1726年），江苏、安徽、江西于五年（1727年），湖南、广西于六年（1728年），湖北于七年（1729年），也先后实行摊丁入亩，并迅速展开。个别省份实行得较晚，如山西开始于乾隆元年（1736年），而且直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全部实行；贵州则开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还有一个例外，即盛京，它没有实行摊丁入亩，原因在于户籍无定。
在实行摊丁入亩时，由于各省各地实际情况不同，地赋每两所摊丁银数是不一样的。最高的像湖南一些县，高达八钱六分一厘；福建部分地区也高达三钱一分二厘；少的则仅为一毫四丝。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多少不等的情况：一是各省、各府州县的地、丁比例不同；二是征收依据不一，有的省份以粮载丁，有的省份则按亩计算。另外，在制定摊丁方式时，有的省份以全省为单位，统一分摊；有的省份则以州县为单位，自行决定分摊比例。
大体来看，地多、丁少的，地亩分摊丁银率低；相反，地少、丁多的，分摊丁银率则高。
除山西等个别省份外，各省摊丁入亩虽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整体来说，进展得还是比较顺利的。
“摊丁入亩”在雍正朝全面推行，尽管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存在不少缺陷和漏洞，然而，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
冯尔康教授在《雍正帝》一书中评价道：分别征收人口税和财产税，是中国赋役史上的一贯做法；而且人口税的徭役很重，在历史上常常成为农民造反的根由或爆发点。为此，历代王朝不断进行改革。
雍正帝的摊丁入亩制度，是全面实现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的制度，使得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于是，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所以，摊丁入亩实质上是政府从人口税、财产税分征转变为征收单一的财产税。摊丁入亩，对于政府讲，并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讲，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是继承唐朝、明朝的改革，又是历史上所有改革家所未能想象、未能做到的赋役合一。
从顺治朝整顿赋役制度，到康熙、雍正朝尝试变通、推行摊丁入亩的进程来看，尽管没能根本改变历史的积弊，但多少缓和了丁粮分征、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社会不公现象，使老百姓的沉重负担有所减轻、人身依附也相对松弛。总的来说，摊丁入亩的普遍实行，收到了抑富、益贫、利国的效果。
清王朝之所以在乾隆时能达到发展高峰，与摊丁入亩的普遍推行有很大关系。
清初学者黄宗羲曾感叹：“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黄宗羲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清王朝统治的症结所在。但问题是，如果国家的政体不改变，当政者不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土地问题、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等，那么，老百姓苦于暴税的命运就难以得到实质性的扭转，所谓民生，也就只能成为一纸空谈。
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这样一番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心向背，怎能不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