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二月，康熙帝更推出一项重要举措，即“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这项举措，是康熙帝鉴于清王朝建立六十余年以来，清廷的统治已经相当稳定，社会经济呈现上升发展态势，国库收入充实，户口日益增加，在长期鼓励垦荒政策引导下，土地开发基本上没有太大增长空间。
如此情形，在康熙帝看来，已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编审人丁增长的实际数字。所以，二月二十九日，他在对大学士、九卿等的上谕中强调：“将直隶各省见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岂特有益于民，亦一盛事也！”
不久，大学士、九卿遵旨议奏：“嗣后编审人丁，据康熙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其新增者，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从此，清廷遂以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丁数2462.1334万口为基准，将丁银征收固定为三百三十五万余两。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丁数”，有其特定的内涵，何炳棣教授在《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中辨析道：“自16世纪或者更早之时起，丁已替代户、口而成为登记数字中的核心部分”，“清政府知道户口编审早已陈旧失效，因此不得不以编审丁口来代替”，但自“顺治八年至乾隆五年（1651—1740年）的丁数从来不代表人口”，也就是说，“丁统计数既不是人口数，也不是户数或纳税的成年男子数，而只不过是赋税单位”。
不过，“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在实行中也遇到了问题。按照清廷规定，凡编审人丁，“六十以上开除，十六以上添注”。那么，出现固定丁额不足的情况时，该如何处理？
为解决这个矛盾，户部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制定了一个擦除、擦补的办法。规定：除按地派丁外，凡是按人派丁的，如果一户开除一丁、新添一丁，就以新添之丁抵补开除之丁；而如果一户开除二、三丁，不够抵补，就以亲族丁多的抵补；再不足，则以同甲同图粮多的顶补。直到原额平衡后，其余新增人丁，才属于“永不加赋”的范围。
李华教授在《清朝前期赋役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康熙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举措，“对无地少地的劳动人民有一定的好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地主阶级田多丁少（或因‘优免’，根本不纳丁税），劳动人民丁多地少（或根本没有土地）。这一种赋役制度的改革，如果确能认真执行的话，尽管劳动人民的丁额负担并没有减轻，但丁税有了相对固定，从而免于到处逃亡，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安定。从康熙朝统治者来说，实行这一改革，其目的是把劳动人民重新吸引到大片未开垦的荒地上来，不但澄清了户口，同时也增加了田赋收入”。
当然，从实质上看，“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并没能从根本上触动大土地拥有者的利益。
清人吴振棫曾强调：“滋生丁既永不加赋，而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所以，田赋、丁银分征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
《盛世滋生图》
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有征收不力之参，官民交累”。
清初以来赋役不均、苦乐不均的难题，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地、丁之间的矛盾，则成为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