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赋役制度，编纂《赋役全书》。
明朝的灭亡，原因很多，但官府的暴敛横征和战乱造成的巨大破坏，尤其对广大老百姓和社会危害无穷。
崇祯十年（1637年），张岱在一首诗中曾感慨道：“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赋均死耳。辽东一破如溃痈，强蟊流毒势更凶。民间敲剥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
与昔日的情景大为不同，明末整个社会所呈现的，则是芸芸众生“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蒿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的凄惨和悲凉！
如此情形，民命何以堪？社稷又何所保？
面对“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的严峻现实，新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若不对明朝积累的弊政大加厘剔，就难以维系民心，稳固和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权。
关注和着手整顿赋役制度，遂成为清廷应对和化解社会危机的主要突破口。
入关之初，一些官员即开始提出“议国用”“定经赋”的呼吁，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社会发展走向正轨。
顺治元年（1644年）十一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更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祈雨图》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郭松义
从明末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以后，全国性的战乱才告一段落，当时的社会经济是非常凋敝的。因为战乱，很多地方原来交税的底子都遗失了，或者被烧毁了，这是个大问题。因为你要去征税，总得知道人家有多少地、多少人，总得有个凭证。所以，顺治年间，就提出要编纂《赋役全书》。
然而，就当时来说，编纂《赋役全书》又谈何容易？且不说清王朝当时尚未站稳脚跟，更直接、主要的困难在于，由于明清鼎革的战火，明代各地的户口、土地等赋役册籍，几乎荡然无存。
当此一筹莫展之时，顺治三年（1646年），御史张懋熺在《请成赋税定额方册疏》中，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去不可考”，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赋役全书》《会计录》二书，并未听说被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也就可理清十之八九了。
张懋熺的建议显然起了作用。
顺治三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了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二等公英俄尔岱“彻底察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稽”，以拟定《赋役全书》。
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专职负责编纂《赋役全书》工作。
尽管如此，限于客观条件，《赋役全书》的编纂进行得仍然非常缓慢。顺治帝亲政后，继续推进这一工作。
就这样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七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便的《赋役全书》才算告成。
《赋役全书》依次开列地丁原额、荒亡、实征、起运存留各款，并将新垦地亩、招徕人丁编入册尾。每州县发给两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
顺治朝《赋役全书》的编纂，应该说取得了比较大的成效。这可从两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以明朝万历年间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赋役的定额原则。不过，“万历年间”是个很模糊的概念，该时期赋役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一年为准，清廷并没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俱照明万历年间”，只是一个大的原则。
李之芳在浙江主持编纂的《浙江省赋役全书》，对了解清初的赋役征收内容，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该省赋役主要由两大块组成：一为明万历年间未加派辽饷前的额数；二为辽饷加派及清初新增名目，计银56.4万余两。
浙江省的例子，大体上反映了当时赋役应征额的情形。何平教授在《清代赋税政策研究》一书中指出，“清代赋税应征额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万历年间未加派辽饷前的原额，一是清初新增赋额。清初新增赋额部分，主要是对辽饷加派的沿袭、部分新增加派和因折价提高导致的赋额加增”。总的看来，清初的赋役额，普遍高于明万历年间额，而低于崇祯年间额。
需要注意的是，清初沿袭的辽饷，名称已改为“九厘银”。之所以称为“九厘银”，是因为明万历四十六年至四十八年（1618—1620年）征收赋役时，每年分别加增了三厘五毫、三厘五毫、二厘，合计为九厘。清廷虽然于入关头三年声明蠲免辽饷、剿饷、练饷等加派，以舒民困，但实际上做得并不彻底，在大量军费开支等的压力下，只好改头换面，将“辽饷”改为“九厘银”，继续向老百姓征收。
顺治朝编纂《赋役全书》的另一个明显成效，是对赋役条款和程序做了简化，继续实行一条鞭法。
据康熙年间直隶灵寿县所编县志记载，该县征收的赋役款目，明万历条鞭有：田地、夏税、秋粮、马草、驿递工料、马价、草料、银差、力差、听差、里甲额支待支杂支。清顺治年间则简化为田地、地银、丁银三项。
福建省宁化县县志所载明代赋役款目，更为繁杂，其中万历年间有：田地、粮料官折、纲银、均徭、机兵、驿站；明季加派有：辽饷、藩府膳田租银、加派书手铺兵工食银、皇陵工料银、均粮银、溢地银、练饷、房号税契、典铺、樽节纸赎银。清初则简化为田地、丁银、地银、匠班银四项。
宁化、灵寿二县，大体上反映出南、北各地的赋役征收情况。
通过归并合则，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纷杂的赋役款目，得到大力整顿。从此，清代的赋役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又采纳工科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一应杂项俱称地丁钱粮”，于康熙三年（1664年）开始执行。
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土田，视昔有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易于淆混”，于二十四年（1685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规定“止载起运、存留、漕项、河工等切要款目，删去丝秒以下尾数”，称为《简明赋役全书》。
这些举措，诚如陈支平教授在《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中所揭示的：“说明了清初的赋役整理，并不仅仅是重复明代万历年间的一条鞭法，而是把封建社会晚期的赋税一体化推进了一大步。如果清初的赋役制度整顿，没有把赋役的折银化和归并合则推向深入，那么，清代中期的摊丁入亩制度的顺利实行，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可以说，清初推进赋役折银化和把差徭、上供、杂办等正赋化，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而最后达到赋役一体化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