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安抚、怀柔手段统一蒙古各部。
清朝以前，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及其政权之间，就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关系。但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始终贯穿其中，那就是：两者总处于分与合、相依与冲突、一体与多元的张力状态之中。
对此，著名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曾在《清史讲义》第一章《开国》中做过精辟概括。他说：“以物质之缺乏，仰中国为赡生之计，此为其常态。中国未失道时，因其所求，以为操纵，顺则与之，逆则夺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职，而保其并生并育。自居于兴灭继绝、扶弱抑强之帝德，而实制其兼并坐大之图。”
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洲后金和清政权，即经历过这一过程；而定鼎北京、建立起清王朝后，随着统治地位角色的转换，又不得不面对同样的问题。
为了稳固已取得的政权，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权，清廷面临着多重考验。其中，来自北方和西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挑战与威胁，无疑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要想成就统一大业，清廷必须正视和应对这一挑战与威胁。
而早在入关之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已开始着手解决。
在广袤而美丽的蒙古草原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曾以狂飙之势，打造出蒙古帝国的辉煌；其子孙更凭此气势，经营出疆域空前、多民族统一的朝代——元朝。
《蒙古人的一天》，蒙古国博物馆藏。
时光流转，明王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后裔们被逼退守大漠。从此，他们一方面繁衍生息，一方面因难以割舍黄金家族情结，与明廷对抗，希望有机会再现昔日雄风。
活动在大漠周围的蒙古人，分为三大部落，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和漠西蒙古（又称卫拉特或厄鲁特蒙古），各有自己的游牧范围，基本上互不统属。每个部落下，又分成几个小部落。由于对继承权、牧地、部众，尤其是全蒙古汗位的争夺，各部落内部或彼此之间经常会发生摩擦、冲突甚至攻掠。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李治亭
蒙古和明朝一直对立，明朝政权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他们也打了二百余年。当然不是天天打，而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努尔哈赤的崛起和后金政权的日益壮大，使蒙古各部又多了一个竞争对手。
起初，由于势力有限，而且要对抗明廷，努尔哈赤不愿多方树敌，所以对邻近的漠南蒙古的敌视尽量克制，并采取联姻、结盟方式争取其支持。这一远攻近交策略很有成效，科尔沁等部很快成为后金的盟友。
为了争夺对科尔沁等部的控制权，察哈尔部自称“四十万蒙古国之主”的林丹汗，与后金不断发生冲突。就当时的形势来说，林丹汗所部对后金攻明形成后方及侧翼威胁。因此，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的二十年间，打击林丹汗成为后金经略内蒙古的主要目标。经过几次大的征讨，皇太极于天聪六年（1632年）将察哈尔汗国击溃。
崇德元年（1636年），漠南蒙古十六部四十九位王公齐聚沈阳，承认皇太极为蒙古可汗，并奉上“博格达?彻辰汗”尊号。此后，在逐鹿中原和统一全国的进程中，漠南蒙古皆发挥了重要作用。
也就是在这一年，皇太极将“后金”改为“清”，对明战争进入新的阶段。
与漠南蒙古不同，由于所处地理位置较远，喀尔喀、厄鲁特蒙古和后金之间的关系相对较疏，但也有遣使通贡的来往。
自天聪八年（1634年）起，喀尔喀蒙古开始向后金致书并派遣使臣，双方使者往还不断，希望能“共守盟约，以享太平”。崇德三年（1638年）之后，喀尔喀开始向清进“九白之贡”，即一只白驼、八匹白马。这一形式，至清入关后的顺治十二年（1655年）成为定例，喀尔喀也在名义上成为清廷的臣属。
厄鲁特蒙古也一直保持着与清的遣使通贡关系，并一直维持到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
不过，在与清遣使通贡的同时，喀尔喀、厄鲁特也感受到了清的强大威胁。为了抵御来自清的压力，这两部再度形成联盟，于崇德五年（1640年）订立了《喀尔喀卫拉特法典》，以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共同利益与安全。
从总体上来看，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安抚、怀柔手段，处理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是比较成功的。这既为他们对明发动战争争取了较稳定的后方和力量，也为其后继者提供了处理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有益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