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疑而躁刻，果于屠戮大臣。
朱由检用人之失误，集中体现在内阁大学士的任用上。在他统治时期，内阁大学士换了五十人。其中，任期最长的两位内阁大学士，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恰恰是这两人，后来都名列《明史》的《奸臣传》，其人品可见一斑。《明史》说温体仁“为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为内阁大学士八年，“未尝建一策，惟日与善类为仇”，是一个十足的玩弄权术的政客；而周延儒“庸驽无材略，且性贪”，只是会迎合皇帝意旨而已，最终被崇祯帝勒令自尽。
用人多疑，则是崇祯帝的另一种性情。崇祯皇帝多疑而躁刻，又果于屠戮大臣。有人做过统计，崇祯一朝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处死两人，刑部尚书处死一人，下狱五人，兵部尚书处死两人，总督处死七人，巡抚处死十一人。孟森先生感叹说：“岂复有敬大臣之意！”即便到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的军队随时可能渡过黄河进取山西、京师之时，崇祯帝仍不忘记要处决大臣，谕刑部、都察院、锦衣卫：“罪督范志完、赵光抃、薛敏忠失误封疆，著即会官处决！”然而，对于时局而言，诛杀大臣已是于事无补了。晚明大儒刘宗周曾在奏疏中批评崇祯帝说：“陛下求治之心操之过急，不免酿为功利；功利之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之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之不已，积为壅蔽。”
崇祯帝不信任文臣，反而一改即位初对宦官的防范态度，开始信用宦官。崇祯四年（1631年），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见廷臣，谈及宦官的问题，他理直气壮地说：“诸臣若实心任事，朕亦何需此辈！”换言之，重用宦官，只是为防止廷臣怠惰。然而，宦官又能给朱由检带来什么呢？清初学者宋起凤《稗说》记载，朱由检曾从太监中选出三千名身长力壮者，组成禁旅，名为净军，为他们配备最精锐的武器和良马，给很高的饷银。每月初五，净军在内教场比箭，箭无虚发。崇祯皇帝则登上煤山，坐万寿亭中观览。然而，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的关键时候，这些派往北京城九门分守的净军却“悉逃逸，无一存者”。李自成兵临城下时，一位名叫张殷的宦官对崇祯帝说：“皇爷不须忧愁，奴辈有策在此。”朱由检问有何策。张殷回答说：“贼若果然入城，直须投降，便无事矣。”在宣府镇监军的宦官杜勋，出城三十里向李自成投降；在北京城，带头投降的则是太监曹化淳。故宋起凤感叹地说：“教养十有余年，卒不得收一人之用，殊可叹也！”穷极无策之时，崇祯帝甚至还重用一位擅长“役鬼之术”的游僧申甫，给他七十万两白银造车募兵。
